诗史.docx

1、诗史诗史不仅仅局限于记录一个时代的表而所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真实地记录一个民族在灾难来临时的心声。这种记录不仅仅是客观的描述，而是加入了诗人的主观评判。再说“史”。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他的论文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比境的问答交流。”正是诗人怀着对家国天下的饱满情感，不断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与反思，才使本来只具有文学性的诗感染了浓重的历史色彩。“诗史”一词又该如何理解昵?它是单纯的文学体裁和历史事件的结合，还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历史是以“求实”为核心，而诗歌是以“抒情”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我们应该如何

2、处理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所讲的是普遍性真实，而历史讲述的是个别性事件，诗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史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J倩。”又说:“历史不是只记载一个行为，而是记载一个时期，说明这个时期内一个人或一些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综观中国历代诗人，或纯粹以史入诗，直接咏史，或多作个人小品以发一家之言，抒胸中之感，将自身经历与时事结合起来入诗的成功之作并不多。杜甫不但将个人经历直文艺批评的实践看，这一观点包含了具体真实的历史内容、具体历史内容的历史意义、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直接意义的历史精神、审视历史意义的历史境域和对待历史事物的历史态度等层面的丰富内涵。生活空问的量)上的大小有所

3、区别，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所记述的生活事件是不是真的“属于历史”。义，实际上指的是个人遭遇的社会事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是否发自和表现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否反映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某些本质方面。用这个眼光来看杜诗，其中对唐代历史重大事变的真实反映，对封建土朝由盛转衰的深入思考，对历史事件与广大人民命运之问的关系的深情关注，无不灌注着出自诗人博大胸怀的历史意识，并目_作为历史的一面镜了至今还可以给人以深刻重大的历史启示。因此，杜诗不仅如此，这幅典型的画卷对于认识和感受个人命运与历史境况的密切关系以及个人对历史的态度，也留下了生动的记录。作为杜诗的内容是“属于历史”的，作为“诗史”，它还生动表现了

4、活跃和呈现在历史运动中特有的生命精神。浦起龙说得好:“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一时的“气运”不仅指世事运行的趋势，还包括它的生命气象和运动节律。杜甫以诗人的全身心向所遭遇的世事开放，把个别事件放到历史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去思索、去辨析、去发现，并目_以全部生命的激情去感受世事运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史料;另一方通的民间表达，诗歌也有情感意义上的补“心史”的作用，意欲在野史、杂史、别集中搜寻与己心魂暗构建他们自己的南宋影像。特因得浙东史学的滋溉，十表彰遗逸、气节之士特为用心注入的在野的柔中带刚的力量，正史之外别刁一野史的历史真实，虽蒙有“好取稗史”之讥，史

5、识的特具上。袁枚评论严遂成咏史诗曾说:“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读史诗无新意，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意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 cdC而咏史诗需本十史，却要力脱案臼，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网”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汪浩“诗史”乃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桨的钵事诗渔至宋代而成为论诗之常谈。钵事诗评杜诗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推断诗史当指诗歌由于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时代进程，而兼具了诗学和史学的某种特质与功用。然而，诗史说在明代却备受冷儿社诸了无不约为尊经复古之学，以图激励收束人心，挽救世运。因之，通

6、经汲古，学以经世，务为实用，成为明季士人共识。及至明社既覆，士人痛定思痛，纷纷反思大明数白年之基业缘何毁于一旦，思索的深度与广度均超越了前期，但一些中心话题如道德人心、学风士气等，均延续明季而来。清初士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倡为经世致用之说，与明季钱谦益、陈了龙等人之论实一脉相承。明季清初之社会风气、学术祈尚大致如此，而此际诗学亦不能不受时代风会之影响而与时迁流，其表现则为儒家诗教精神的复兴，尊经复古、崇尚实学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史的重视。系。自古儒家诗学就有采风观诗之说，由诗中反映的社会现实观世运之升降盛衰。察。亡国人物，亲历丧乱，深谙兴亡之感，饱尝家国之恨，当其身与时俱逝，他们的诗歌就往往成为破

7、解当时历史的密码。)大均名其草堂曰手法。而诗史类作品因侧重反映社会历史事件，J常用叙事体和“赋”的创作手法。当然他并不排道:“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胜。皋羽之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q歌，烙音之越吟.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C、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钱谦益认为，三代之后诗、史分途，但诗之义仍不能不本于史，因为诗中所纪“千古之兴亡升降”所发之“感叹悲愤”，无一而非史。故当宋亡之时，谢初得、郑思肖之徒

8、悲号苦吟于山野草泽之问，宋亡之后一代士人之心路历程，于斯毕见，宋末史实亦多赖斯人斯诗而传，因此钱氏认为诗“足以续史。”当然，钱氏称“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胜于此时”，亦属过情之誉。倒是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陈寅烙在(yP如是别传中称赏其晚年所作份RR笔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乃三白年来之绝大著作也。”钱谦益之所以标举诗史说，实大有深意。钱氏人生态度、学术取向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但其于史学则有一贯的热情。与其同时代的李清曾杜甫的“诗史”思维杨义方式;而历史则是在重实录、重因果联系之中展示一种民族的生存形态。杜诗的一大本事，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

9、，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把握到的史出现一种精彩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功能。史不是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眼光，一种感觉世界、认知世界和发现世界的眼光。这些感觉、认知和发现出来的东西，还是要以诗之所谓诗的方式去表现的，但它毕竟赋予表现导致盛唐红日西沉。历史的疼痛，最能打动诗神对它回眸关注。终于在杜甫的笔下，诗消减了盛唐前期奋发昂扬的青春气息，在关注历史中产生了新的精神指向:以悯世情怀，直面血肉人生，正视人间疮虞a度，又在有序之外出现无序和错乱。前而讨论较多的，是即时性诗史思维，诗人用敏锐的眼光和悲愤的心灵去感受时事。还有一种诗史思

10、维是非即时J胜的，以回忆的方式与时事拉开一段时间距离。时事在时间的流逝中褪色和沉淀为历史，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经过褪色和沉淀的时事具有更充分的历史性。汉家宫阔针阳里，一睡沉沉数百年，辟地黄河及长江，痛哭梅山可奈何，五千余年古国兀。大家不识做奴耻。大刀霍霍定中原。帝城荆棘理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y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蹭送。白鬼西来做譬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式装:不观荆柯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乎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城。

11、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熟与侍宁平生了了旧恩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_愿从兹以天地为妒，阳阴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俩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的清政府，作者是满腔悲愤和切齿痛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古国，被清政府所葬送，致使“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由此，诗人想起了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那“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的英雄气慨。“霍霍”足以体现黄帝那横扫一切，势不可挡的威武之风。然而，辉惶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实却是“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国破山河碎，列强的入侵，清政府

12、的无能.使诗人强烈地感受到，要想获得和平和自由绝不能卑躬乞求，只有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正是“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赤铁主义当今口，百万头颅等一毛”。就是为革命流血牺牲再如她的(黄海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作于1905年归国时): 万里乘风去复来， 忍看图画移颜色， 浊酒不铂优国泪， 拚将十万头烦血，只身东海挟风雷。肯使江山付动灰。救时应仗出群才。须把乾冲力挽回。”大好时光一刹过，投鞭沧海横流断，函谷无泥累铁马，粉身碎骨寻常事，雄心未遂恨如何?倩剑重霄对月磨。洛阳有泪泣铜驼。但愿栖牲保国家。论黄宗羲“诗史”思想内涵及其文化品格徐放鸣，温德朝化

13、着对传统“诗史”观念的探讨:1“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2.“诗补史之阅n;3.“诗为史外传心之史”。曲折的遗民人生经历使黄宗羲把诗看作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特珠存在，他用诗来作为思索社会的起点和记录心脉的总结，意图在矛盾纷繁的时代境域焦虑中突围。他的“诗史”思想谱系隐喻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文化内涵批判性精神、兼收并蓄的胸襟和经世致用的旨归，他以其“诗史”实践勾画出晚明的眉黄宗羲所说的“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是指以诗为表，以史为里。他说元好问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论述虽不尽相同，实质含义是一样的。元好问是金代诗人，他的丧乱诗，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历史现

14、实，与汪元量的越州歌、湖州歌一样，都具备了“诗史”的深度和凝重感。又说钱谦益仿元好问所作的明诗选，有自觉承当历史使命，以“诗”留存一代之“史”的意义。其实，就这一点来讲，钱氏本人和黄氏所持论断不谋而合，他在胡从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来看，黄宗羲的“诗史”思想和当代西方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史互通”的观点也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文史互通”是新历史主义基于文化诗学学科理念下提出的诗学汇通性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将文学文本看成是历史性的客观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将历史文本看成是文本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以诗证史”与“文史互通”在具体的诗学研究领域中都强调，既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去发掘文学

15、文本中潜藏的历史深意或叙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又通过对文学文本中隐现的历史事实、社会风貌和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考察来求得对历史真实更准确、更精细的把握。当然，毕竟新历史主义生长的文化语境不同，并且它的形成是在米歇尔福柯颇具颠覆性的权力话语和知识霸权及歇尔福柯颇具颠覆性的权力话语和知识霸权及谱系学研究的诱发下产生的，更注重在诗学批评中勾索尘封在文学文本背后的政治权力对抗和话语言说异变。 “以诗补史之网”的“史”不仅仅指记录在案的文本书写史，更应该是生动鲜活的现实生活史，是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俱在的社会文化史，而史书潮”19P48。黄氏在谢翱羽年谱游录注序中写道: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 昆仑磅礴，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于曹淡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 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全愤激计，而后至文 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 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鲜矣【”。 黄宗羲提倡的“至文”之文也就是“诗史”写作，他认为这样的诗文是天地间元气的外化，尤其强调处于“厄运危时”的非常一刻，元气表现得最为强烈、充分。为此，黄宗羲大力倡导阳气之文和风雷之作，他在缩斋文集序中说: 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