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方史先秦时期的东北社会.docx

1、东北地方史先秦时期的东北社会第二讲 先秦时期的东北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全国，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时间里，黄河流域逐渐成为经济最为发达，政治最为稳固，文化最具吸引力的地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更替，各个氏族、部落、方国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活力，把权力让渡给更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当秦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一个控制东亚辽阔地域的天朝体系最终形成。东北处于亚洲大陆的边缘，由于地缘关系，与中原相比，文化相对落后，但是，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辐射作用，东北地区的中原化倾向越来越强，最后完全被纳入到统一的天朝体系之中。

2、一、“禹迹九州”与东北“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虽出自左传，但在中国大地上设置“九州”则被认定在夏初。东北在“禹迹”的范围之内，自然归属九州中的某一州，因此，文献中，夏、商、周在东北设治的记载比比皆是，粗制滥造的方志中有之，严谨认真的著述中亦有之。由此看，非常有必要对“九州”设置做些辨证工作。 （一）“九州”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在东西方的古史传说中，都有大洪水的故事。史记夏本纪中“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记载，就是类似的故事。东西方文献对同一种现象的记载，可能恰好反映了人类对冰河时代的记忆。面对洪水的肆虐，禹临危受命，不辞辛苦，奔波于各地，终于控制洪水，划定九州，奠定

3、了后来中国的版图。【1】关于禹治理洪水的丰功伟绩，在先秦文献论语、韩非子、诗经、尚书以及金文中都有记载，【2】看来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承认禹治理洪水的传说有根据，但并等于说承认这些传说都是事实。在先秦文献中，关于禹治理洪水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夸大的倾向。治水的时间：墨子说是7年；荀子增加到10年；禹贡又增加到13年。疏导河川的范围：尸子记载：“禹辟龙门，凿吕梁”，局限于山西；孟子记载：“疏九河，决淮泗而注之江”，已经扩展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国语周语下记载：“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最后扩展到整个东方。至此，禹已经从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转化为神。为此

4、，陈连庆先生结论说：“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造世界，不用说古代做不到，在现在也还无能为力。”九州的问题也与此类似。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谈到“九州之戎”，杜预注释为陆浑戎。按照禹贡中九州的划分，是豫州的一小部分。而禹贡中的“九州”则覆盖了后来的整个中国。【1】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论，但目前多数学者同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2】由此看来，禹贡一书关于“九州”的记载更多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的地理概念，而不是夏代的历史事实。为此，陈连庆先生经过严格考证后得出结论：禹贡中的“九州”分别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为背景来描写的。其中冀州晋国；青州齐国；徐州徐国；扬州越国；荆州楚国；豫

5、州周国；雍州秦国；梁州巴蜀；兖州卫国。禹贡当成书于燕昭王之前，故没有幽州和营州。后来燕国强大，拓边到辽东，周礼等书才增加了幽州和营州。【3】由此看，夏、商、周时期，东北属于“九州”中某州管辖也就是不可能了。（二）理想的“天下一统”格局：“大一统”是汉儒中盛行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的形成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追溯“大一统”观念的源头，不能不了解古代的“五服制”。根据尚书酒诰的记载，早在商代就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别。到西周穆王时期，开始出现“五服制”的萌芽。据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

6、王。”但到禹贡中则变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这本是先人政治智慧的体现。而按照距离核心地区的远近，确定不同的管理原则，也符合现代系统论关于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等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五服制”是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而后来“大一统”天朝体系的建立和维系，正是建立在这

7、个制度基础之上。但是，禹贡中有两点是明显错误的：其一就是把“五服制”形成归功于禹，说成是夏代的政治现实；其二以等距离的同心圆向外展开，形成甸服、候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五个层次，再在每个层次中按照等距离细分，从而确定处于不同位置的诸侯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正因为禹贡和周礼中把“五服制”提前和理想化了，所以到汉儒那里，才出现了按照这种理想夸大夏代疆域之事。如五经异议中记载：今文尚书说中国方五千里；古文尚书说五服面五千里，相距万里。东汉郑玄说：“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夏代疆域如果直径达到万里，自然包括东北在内，但这却不是事实。（三）疑古释古考古：提到三代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不提到上个

8、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疑古思潮。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理论，其主要内涵是：第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事迹愈放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理论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治古史过程中，顾颉刚先生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牵扯的问题很多。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深入讨论夏、商历史问题，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疑古思潮的积极作用在于推进了对古史的深入研究，把人

9、们从迷信古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建立现代史学奠定基础。针对二三十年代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了他的“释古”观。其要点是：一、将中国当时研究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进步”的三个阶段。三、认为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便是”信古与疑古两种态度的折衷。“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冯氏的释古学说，在当时学界影响较大。随着田野考古活动在中国逐渐展开，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考古发掘。接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

10、殷墟进行调查和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随着殷墟甲骨的解读，原来被疑问是否存在的商朝证明是存在的，因此，古史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考古阶段。人们对待古文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正如李济所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从此，古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夏朝的存在与否以及其疆域问题逐渐走上科学认识的轨道。（四）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以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因为

11、夏朝没有文字，关于夏朝的统治方式，我们还无从所知。但是，根据商朝和西周政治结构分析，我们大略可以认定夏朝主要由姒姓方国和异性方国组成，在夏王朝和方国之间，既存在着血缘关系，也存在着政治隶属和朝贡关系。因为地广人稀，在夏王朝和方国之间有着很长一段距离，方国与夏王朝之间的关系不像后来人们想象那样紧密。夏朝的活动区域包括夏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当然也包括臣属于夏王朝的方国。在有关文献中，阳城、平阳、安邑、晋阳、阳翟等地都曾被当作禹都，但多数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阳城为夏朝的都城。但阳城所在则说法不一。一说在开封境内；一说在山西阳城；一说在山西翼城；一说在河南登封。众说中以河南登封说最为流行。据考古调查，今登

12、封东南告成镇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在城内发现不少带字的陶片，其中有些陶片上印有“阳城仓器”的陶文。【1】禹之后夏代诸王虽然多次迁徙，但都没有离开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至黄河北岸、南到南阳盆地，方圆千里的区域之内。这大致应该是夏王朝的疆域。【2】 在夏王朝疆域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方国存在。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夏王国虽说逐渐成立，可是当日的王完全不能同秦汉以后的皇帝作比较：因为当日在他那较大王国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古代氏族的留遗存，或者可以说是较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对他可以有朝聘会贺的来往，却没有臣属的关系，夏王有作为的时候可以取得象春秋时代盟主的地位

13、，除了这个时候，就仅仅为群王中的一王。”【3】由此看，夏代时期的东北各族，基本与夏王朝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仍然是华夏的化外之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此时东北与中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二、早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在夏朝统治中原的数百年间，疆域没有到达东北地区，也没有对东北实施其他形式的行政管辖，甚至文献中也少有中原与东北地区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记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东北是片空地，事实上这里一直活跃着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贡献的氏族、部落或方国。（一）关于早商的活动地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始祖“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自契至汤八迁

14、。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这就是说，商朝的氏族契生活于尧、舜、禹时期，从商朝始祖契到推翻夏朝统治的商王汤，在夏朝统治的数百年时间里，商部落或方国曾经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迁徙，到汤时迁徙到亳。这样，关于商祖居何地，如何迁徙就成为史学界聚讼纷纭的命题。回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第一是东来说：王国维认为“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始终矣。”【1】王玉哲认为“商族最远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西到河南中部。到夏的末叶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2】徐中舒认为“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

15、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而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3】商朝起源于黄河下游。第二是西来说：邹衡认为“商文化并非起源于山东，而是起源于河北与河南交界地区的漳河流域。古代文献记载，商人的远祖契、昭明、王亥、王恒、上甲微等都曾在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活动，从而可以与考古发现相互得到证明。先商晚期，商人自北南下，最后占据郑州。在郑州，商人开始筑城，并以郑州为其国都，展开了对夏的战斗。”【4】商文化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5】第三是北来说：金景芳认为“契是殷商的老祖宗，昭明是契的儿子。

16、世本说：“契居番”、“昭明居砥石”。那么，我们如果知道番和砥石在现今什么地方，就解决商文化起源问题了。”按水经注记载，砥石在辽河的发源处，即今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荀子成相记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玄王，即北方之王；番即是燕亳。由此看，商朝起源于燕山南北地区。【6】以上诸说，哪一个更接近历史事实，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来验证。（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和特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从20年代开始即陆续发现。1935年日本人滨田耕作等人到内蒙古赤峰挖掘，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推定其年代约为中原的秦汉时期。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

17、赤峰夏家店再次进行发掘，发现夏家店上下两层的为两种性质文化的遗存。因此，依据地层学原理，把堆集在下层的早期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把堆集在上层的晚期文化层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据碳14测定，下层文化遗存距今4000-30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上层文化遗存距今3000-2200年，相当于中原的晚商和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该文化主要分布在西喇木伦河以南、辽河以西以及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地区，遗址较为密集的是西辽河上游的敖汉旗、赤峰和哲里木盟，仅敖汉旗境内就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2200多处。遗址集中分布在河谷及河旁丘陵之上，依山势和河流分为若干群体，每群有几十处遗址组成。位于

18、河旁台地上的遗址规模较大，并往往有土筑围墙，围墙内的聚落由若干圆形房址组成。其中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围墙范围最大，周长500米，门址用石块垒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之广，超过了二里头文化，几乎与商文化不相上下。【1】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 青铜器和其他工具：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青铜器，但数量不多，而且多为小型工具或装饰品。从遗址中出土的铜刀和镞等，形制与商代的一样，但出土的铜耳环则不见于商文化，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陶器以夹砂灰陶、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红陶。制法有泥条盘筑、模制和手制，辽西地区也有轮制小件器物，一件陶器上有几种制法。夏家店下层文

19、化墓葬中陶器的图案纹饰特色鲜明，使用红、白两色矿物颜料描绘成卷曲的线条，再构成连续的单元，类似商代青铜器上习见的云纹。在昌平、宁城和北票等遗址中，都曾发现卷云纹和雷纹的彩绘陶器。【2】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工具，磨制石器、细石器与打制或打磨兼制石器并存，以磨制石器为主。条形石斧、扁平石铲、矩形石刀、亚腰形石锄、三角形细石镞和刮削器各地都有发现。城寨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村落密集分布于河谷地带，几乎都有土石砌筑的“城堡”，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在内蒙古赤峰北部沿英金河一线，小石城密集分布，连成一串，恰与后来的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在河北北部的围场、平泉等地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70余座，它们各自

20、因自然环境的不同而组成山城群落。辽宁北票大板镇康家屯夏家店下层石城遗址：此城外面由石板叠砌，墙里由石块和泥土填实。在城墙外侧及城墙拐角处垒筑有马面、角台式建筑。南墙全长135米，墙宽2-2.2米。城墙外围挖有壕沟，宽7-8米，深3-4米。城内房址分为两种：一种为圆形房址；一种为方形房址，另外还有深1-2米深的石穴。城内出土文物上千件，分陶器、骨器和石器三大类。特别是有数片卜骨出土。一般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所发掘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为主，少见地上建筑，而且一般以圆形为主。【1】祭祀：墓地一般位于村落遗址附近。墓穴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以土坑竖穴为主。葬式多为单人直肢。随葬品多为鬲和罐。流行占卜习

21、俗，有卜骨无卜甲，卜骨多用动物肩胛骨或肢骨稍加整治而成，多灼、钻而未见凿。集中于燕山南北，辽河上游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其拥有的众多石筑城堡看，当时人们长期在此定居，而且为抗御外族的侵犯已经组织起来，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从其频繁出现的黑白两色相间绘有彩色图案的彩陶分析，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从出土为数甚少的青铜器看，当时的青铜冶炼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应该为夏商时期的方国，那么，此地的方国与商朝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燕亳”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不是早商文化的遗存呢？这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三）商朝的统治方式和疆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改

22、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维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商朝是不是采取分封制，如果采取分封制，和夏朝的制度有什么联系？和周代的制度又有什么区别？近代以来最早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是王国维先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对这两重关系进行过精辟分析。他认为：殷周之际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两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3】

23、这就是说，商朝的国家管理方式与夏朝相去不远，仍然是分封和方国相结合的统治方式。徐中舒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我们晓得殷、周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有根本的不同，就是殷代是彻头彻尾的氏族组织，而周代则已是氏族组织解体后进入家族制的社会了。在氏族社会的氏族内，是没有阶级的，是平等的，联合几个或许多氏族为一个大的部族（或称部落），在部族内也是没有阶级的，也是平等的。殷代的帝王也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大部落的酋长，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是建立不起人有十等的、宝塔式的封建制度的。封建社会是立足于家族制度上面的。”【1】在商直接统治地区部落制度仍然盛行，在周边地区都是相对独立的方国。“殷代武功极盛的时代，要推武丁，所以在武

24、丁的时代，所征伐的方国也特别的多，其次各时期与各国的关系也都有不同。”董作宾先生根据对甲骨卜辞的深入研究，确定了各方国的位置。西北有羌方和苦方；正北有土方；东北有井方、肃方和儿方。其中儿方即春秋时期的儿国，在今山东邹县。董先生怀疑与儿国相邻的肃国可能是后来的肃慎。【2】商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下游的豫北和鲁西，今河北北部山东东部即为其方国属地，看来商朝不可能对东北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东北不存在臣属于商朝的方国，如周时活动于辽西地区的孤竹国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至于肃慎也可能在商朝时就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三、燕国的分封与东北各族的分布周朝建立以后，在国家统治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其中之一

25、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建立统治据点的办法，对边远地区的民族和方国进行直接的控制。其中分封到北方的燕国，对东北的历史发展影响最大，后来两千多年东北民族的分布，以及中央政府对东北治理方式都在这个时期形成。（一）燕国的分封及其处境：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朝灭商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尚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其中帝尧之后封于蓟，即今北京附近；召公奭封于燕，即今北京南房山琉璃河镇东董家林附近。从这里南下为辽阔的华北

26、平原，翻越燕山为蒙古草原，东出辽西走廊即是东北平原。【1】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这为以后燕国经营东北创造了很有利的地理条件。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燕国却一直很弱，史有“病燕”之称【2】。其原因何在呢？主要在于周围各族各部的困扰，正如史记燕世家中所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由于燕国弱小，所以先秦文献中有关燕国的记载很少。左传记载燕国史事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燕国发生内乱，燕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而留下的。春秋时燕国绝少参与中原各国的征战与盟会，所以各国史籍也很少提到它。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

27、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更早更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左传之外，国语中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而没有燕语，诗经中有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而没有燕风。庄子中以燕国为北方最偏远的国家，与南方的越国相并称，有“燕之北、越之南”之语。由于燕国的长期处于弱国的地位，所以极大影响了向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3】（二）辽西东胡族系：春秋时期，燕国已经吞并了原来北京附近的封国蓟，并把都城迁到蓟。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

28、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看来胡和戎都是中原人对北部草原各部落的称呼，而这种称呼往往与这个部落经常活动的地区和方位有关。如活动于燕国北部，东北地区的东胡，即是以方位命名；活动在山区的山戎，即以地貌命名。所以，严格地说，东胡和山戎都很难反映一个族群或部落的真实面目。如东胡可能是指东部各部，可能包括山戎，而山戎也有可能是东胡的别称。为此，林干先生说“东胡仅为晋、燕两国北边众多的诸“戎”之一”是有道理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东胡的关系：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北部到达西喇木伦河北岸及大兴安岭南段山麓；南部到达燕山山脉，西南到七老图

29、山，东南到达医巫闾山。主要包括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从目前考古挖掘的材料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址，平面多作圆形，直径一般3-5米左右，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种，不挖地基，直接在地面上建筑房屋；第二种是挖地基，修筑成半地下穴式者；第三种是利用灰坑或窖穴居住。墓地一般都选在向阳山坡和临河台地上。主要有长方形土圹竖穴石椁墓和土坑墓两类。绝大多数墓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男女合葬和其他特殊墓葬较为少见。死者头朝东或东南居多，并多见殉犬习俗。男性墓中，在死者腰间，常发现有曲刃青铜短剑，或铜刀，砺石，靠近腿部多有铜镞、骨镞等，规模较大、身份较高的墓

30、，死者头部往往还出现铜盔，腰间的曲刃青铜短剑或套有剑鞘，并配备有铜戈、铜矛等长兵器，以及铜车马饰件等。陶器基本上都是夹砂陶，皆为手制，工艺粗糙，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多呈红色或红褐色。青铜器相当发达，不论种类、数量，还是工艺质量都远远超过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了这一文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可早到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下限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前后，其间经历了差不多七八百年的发展过程。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胡在燕国东北活动的时期，因此，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上，解放前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等就曾提出过这一文化依存可能属于中国历史上东胡族的观点。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有很多人持这样

31、的看法。之所以认定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东胡文化，主要有如下的根据：一是从空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地域在地望上相合；二是从时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的时代基本吻合。三是从畜犬、殉犬习俗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保留的畜犬、殉犬习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东胡人生前畜犬、死后殉犬之俗，是完全一致的。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四从髡头习俗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人头形象资料，头顶皆

32、不蓄发，或仅在头的周边和侧面编结小辫，此与文献所记载的东胡民族固有的髡头习俗完全相符。五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有以麻布和巨蚌作覆面及以人面形铜牌随葬的葬俗，辽代契丹贵族二有用金银为面具的葬俗，二者保持着共同的传统。由此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属于东胡文化。【1】但也有些学者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考察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存续的时间以及分布范围后，得出夏家店文化属于山戎的结论。【2】军都山文化与山戎的关系：据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燕之北有山戎，势力强大，时常南下侵扰燕国，甚至越过燕国直逼齐国都城。战国后期，山戎销声匿迹，不知所终。【3】山戎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或部族？与东胡的关系如何？如果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分布于何地？ 关于这些问题，文献记载非常简略，必须依靠考古资料来加以说明。1985年至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以北延庆军都山沿线方圆百里范围内进行勘察，发现10处距今2500年的墓葬群，出土金、镀金、陶蚌、玛瑙、松石等各类文物2万余件，被认定为山戎部落墓葬群。从埋葬制度看，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墓。殉牲绝大多数是犬，也有殉羊、牛、马的。身份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