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docx

1、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十八、十九世纪，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率先勃兴并“骎骎东来”的形势下，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生，往往都是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认和大力摄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但在确定起点的标准和具体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现

2、代化的起点问题做一比较研究，以揭示中日现代化启动运行的特殊规律，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中日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往往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叶前后，并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民国以来，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是“西洋列强冲击论”。即以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重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如1937年王芸生提出：“我们若以江宁条约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神奈川条约则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 其二是改革运动说。此种观

3、点又可分为“同步说”和“非同步说”两种。“同步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时起算，比较近乎事实。而日本的近代化一般都是以明治维新作为契机的。因此，近百年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所谓“非同步说”，则是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分为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改革”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谓低层次改革，就是在知识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改革则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日本，这种“低层次改革”主要表现为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南诸藩改革运动，在中国则为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发起的自强运动。相比之下，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就晚了二十多年。 其三是“前现代化说”

4、。即以中日两国步人近代社会前(19世纪中叶前)其社会内部发生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如日本学者大石慎三郎等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应以此作为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学界也有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早期现代化萌动，并认为：“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 上述观点分别以中日两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改革运动或传统社会内部萌生的现代性因素为标志，来揭示两国现代化启动运行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我们理解认识两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是颇有裨益的。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未真正

5、体现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特点，以确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的独特标志。 首先，关于“西洋列强冲击论”。应该承认，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非西方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是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它标志着非西方社会从此步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发展阶段。但由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实际上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究其实质，乃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西方列强

6、以武力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只是标志着西方列强对其所施加的“外压”更加强大，“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种“外力”作用，这种“外压”和“挑战”只能通过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主动“回应”，才能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事件，只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可以作为非西方国家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如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作为日本步人近代社会的标志等，但我们却不能将其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说明现代化的起点和近代社会的开端不是一个问题，二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应该加以认真区别

7、。 其次，关于“前现代化说”。以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中出现的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局部性变化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其价值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强调非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生的“现代性”资源，借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来样态。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衡量评估非西方国家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要注意对问题进行复杂性分析：一方面，要注意人类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评估非西方社会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一定要注意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

8、不平衡性”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率先启动并迅速向东方扩张的形势下，历史已不允许这些国家在传统的文明秩序框架内自生现代工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移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以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产生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作为其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另一方面，虽然非西方国家的上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不能作为其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现代性”变化没有价值。因为在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摄取西方文化的整个行程中，其社会自身

9、“现代性”因素变化的作用绝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性的因素始终参与影响着现代化的全过程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代化，只有在其社会内部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因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化作一种发展的潜力时，其现代化进程才具有可能性。因此，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标志选择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非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社会内部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也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或以其现代化改革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而应以将上述两种“趋向”结合起来的“双线交汇点”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一“交汇点”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其社会精英人物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束

10、缚，确立科学实证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调动社会内部有利于现代化启动的因素，大力摄取西方文化，以直面西方挑战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这正如法国学者阿兰图雷纳所云：一切成功的发展过程“无不把内部和外部因素统统作为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而结合起来”。而能将这种“内生的”现代性因素和“外来的”现代性挑战结合起来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恰恰是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在体认世界文明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世界秩序观”的变化。再次，关于现代化“改革运动说”。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陆续发动的带有资本主义现代化色彩的改革运动，是其走向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改革运动同样不能作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

11、的标志。因为非西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发轫不是其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积累、发展的产物，而是其面对外部现代性“挑战”所作出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在回应、学习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抛弃传统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形成新的科学实证的世界秩序观。只有这样，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才能顺利地启动运行。 二、中日两国现代化起点之标志 根据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过程中的上述特殊规律，结合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具体史实，我们可以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过程概括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过程中

12、所发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以及几乎同步兴起的从“形器”层面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指在传统世界秩序观解体和新的世界文明秩序观形成的基础上兴起的包括“制度性变革”在内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上述两个阶段前后相续，构成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全过程。很显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变化构成了中日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原初起点，而第二阶段则属于现代化的具体推进阶段。比较观之，日本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起点是18世纪70年代的兰学运动中解体新书的出版。而中国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束缚则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主要以海国图志、瀛寰

13、志略为代表的世界史地研究著作的刊行为标志。据此，我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发轫于18世纪70年代，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起点的，相比之下，两国间存在着一个长达80多年的巨大的“时间差”。 1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都非常狭隘，表现在：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

14、。在宋人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周边国家和海洋都被绘得很小，而中国区域则画得很大。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则因远离亚洲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其视野更加狭隘。“飞鸟时代”前，古代日本人的地理观念带有“神道空间”论的色彩。所谓“神道空间”，是指依山川地势而构成的封闭的空间单元，其空间为不同的神、部族、神话、礼仪所充填。这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众多的“神话空间”如同蜂房一样排列于日本列岛之上。“飞鸟时代”后，以佛教传入为契机，日本人的地理世界观进入了一个“神道空间”和“佛教空间”二重构造的时代。在接受佛教世界观的同时

15、，日本人的地理视野开始扩大到印度，得知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另一个高级的文明存在，从而形成了“三国世界观”，即认为世界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三国构成的。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其次，在文化世界观方面，中国历代朝野人士大都持带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华尊夷卑”说，即认为中国周边的诸族诸国皆为落后的夷狄，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夷狄的义务，使中国士大夫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与中国相比，日本文化世界观的结构则极为复杂，在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的框架内，日本是桀骜不驯的一员，它虽被中国视为夷狄，

16、但始终没有放弃力争中华地位的努力。对日本民族来说，最高文化崇拜与一个民族所必有的我族最高崇拜未能合二为一，而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正如佐藤诚三郎所指出的那样：室町时代出现的“和魂汉才”一语，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归属独自的日本文化的归属感和自卑于中华帝国文化的劣等感的某种复合。在这里，“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神国的自尊意识矛盾地并存为一体”。日本文化世界观的这种独特结构，决定了其对外意识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极是对中国大陆文明的狂热崇拜；另一极是对大陆文化的离心力和疏离感。受中国历代王朝“华夷观念”的影响刺激，日本统治阶级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册封体制”产生了一种逆反离心倾向，他们称日本是“神国”，位于“天下之中”，是真正的“中国”。在文化道德上也是“圣贤之国”，形成了“日本型”的华夷观念，自圣德太子以降，取消了对中国的贡纳、臣礼关系，谋求国际自立，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小型的华夷秩序世界。 可见，在16世纪西人东来以前，中日两国在地理世界观方面都显得狭隘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