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docx

1、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一、博弈新起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际，正值灾难片2012在全球如火如荼地上映之时。气候变化虽然尚未演化到2012呈现的那种恐怖场面，但各界都希望各缔约方抓住人类哥本哈根会议这个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后一次最好机会”。喜欢创意的丹麦人根据自己首都的名字“哥本哈根”(Copenhagen)，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希望哈根”(Hopenhagen)。这寄托了关注全球环境未来人士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期待，期盼哥本哈根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之地。然而，参加谈判的各方代表心中都明白，哥本哈根会议不过是国际气候政治博弈长期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1.旧格局中萌生新形势哥本哈

2、根会议依然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博弈格局。所谓“两大阵营”，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政治上俗称的“南北关系”。两大阵营在气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谈判启动之时，博弈的重要结果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公约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则。三足鼎立则形成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指的是欧盟、伞形集团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共同作用影响国际气候政治进程的格局。欧盟。欧盟是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的产物。公约生效之初，欧盟仅有12个成员国，1995年扩大到15个。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国集体性承诺到2012年前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比1990年低

3、8%的水平。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迄今已发展为27个成员国。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伞形集团。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从何而来，至今尚无定论，该集团也从未对此发表声明或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伞形集团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中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其自议定书达成以来的所言所行也从未违背其成立初衷。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目前有130个

4、成员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合作。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并非创建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而是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该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就一直代表着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伞形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对进程的作用相对而言是积极的，它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成。进入哥本哈根谈判阶段，虽然“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续

5、，但国际气候政治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国际社会空前关注，各国都不愿背负“历史罪国”的骂名。自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变得空前关注，希望各国切实做出应对行动。再加上世界各国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和之中铺天盖地的空前报道，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异常期待。这使得哥本哈根谈判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拖后腿者将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了避免成为舆论谴责对象和背负“历史罪人”的骂名，各国都力争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转移舆论压力。其次，美中两国的谈判地位突出，成为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同时

6、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年度排放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的作为，这使得两国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主要焦点。再次，欧盟推动谈判进程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欧盟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在清洁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未来减排成本日益增加。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做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方面变得十分谨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依然沿用其一年多前提出的目标，即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付诸积极行动，则欧盟将减少30%。这一减排承诺与欧盟作为推动者的身份并不相符，因为它最多也只能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7、员会（IPCC）报告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5%-40%”的基本要求，因而谈不上积极，更说不上是推动。至于意愿方面，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表现让人甚是失望，从各方面报道中都几乎看不到欧盟的身影，听不到欧盟的声音。最后，三大集团内部或多或少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欧盟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一致对外”，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一是在减排承诺方面，西欧国家成员希望提高欧盟的减排承诺，而意大利、奥地利和东欧国家成员则不愿做出减排30%的承诺；二是在资金问题上，成员国间就如何分摊资金难以达成共识。伞形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差异非常

8、大。伞形集团成立之初的共同目的是反对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但在哥本哈根谈判时期，加大全球减排的速度和力度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民意”，伞形集团成员在强大民意面前分歧日趋加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日本表示，如果一些发达国家必须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其他国家不必，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则认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可说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应当立即担负起必要的责任义务并予以严格遵守”。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些言语实际上都是对美国不作为的不满，意味着伞形集团成员间立场的明显分化。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子集团。小岛国联盟关心的是海平面上升对家园的毁

9、灭，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偏重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石油输出国集团则关注全球减排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等等。利益的分歧使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一致共识，削弱了集团的整体力量。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基础四国”（BASIC）的形成。基础四国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得名于四国的英文名首字母拼写。基础四国的形成有助于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利于凝聚和领导发展中国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分歧的加大形势。总之，美中谈判地位突出，欧盟作用下降，以及三大集团内部出现分歧，预示着三足鼎立格局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至于未来会变成

10、何种结果仍有待观察。哥本哈根会议正是在这种旧格局中夹杂着新形势的局势下进行的，这使得哥本哈根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博弈内容也十分多元。2.哥本哈根的核心博弈国际社会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落实于2007年12月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即：达成一个气候协定，就2050年的长远目标有一个共同愿景；发达国家在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相对于1990年下降25%-40%；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减缓行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毁林。然而，哥本哈根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两大阵营围绕在多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各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PK。（1）欧盟PK

11、中国PK美国PK1欧盟PK美国如果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拿出更多的行动和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欧盟不会将自己的目标提高到30欧盟轮值主席国代表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全球碳排放有五分之四来自其他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不做行动，会很大程度上减少美国目前所做的努力美国首席代表乔纳森PK2欧盟PK中国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欧盟主席国也找我谈，希望中国做得更好。理由是，美国到2020年17%的减排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科学家也计算过，到2020年应减少20%多，到2030年应该减得更多。公约里要求你要出资金跟技术，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提，让我做的更多呢？PK3美国PK中国如果让美

12、国人做得更多，就应该让中国做得更多。按照公约议定书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我们的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还有1.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是4万多美元，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美国代表高调地将矛头直指中国，强调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碳排放量将远超美国。对此中国代表解振华反击，提出如果发达国家愿意到2020年减排四成，中国乐意奉陪，2050减排一半。（2）发达国家PK发展中国家谈判机制：单轨 VS 双轨PK1 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要摒弃，发展中国家继承根据“巴厘路线图”安排，哥本哈根谈判是一种

13、“双轨”谈判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机制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美国纳入谈判进程，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PK2 减排速度：发达国家要慢，发展中国家要快根据公约和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减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这次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相关目标既要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还要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PK3 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要多，发达国家给太少资金问题是巴厘行动计划授权谈判的四个支柱内容之一。由于发达国家的保守，资金问题成为哥本哈根会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供资方和需资方就资金供应

14、的大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在“丹麦草案”中，发达国家仅提出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基金，且这笔资金只向草案所列附件C发展中国家供应；草案还主张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拨款大权交给世界银行管理。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既保守又试图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做法，发展中国家予以嘲讽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指出，100亿美元平均到全球，人均不到2美元，连买棺材板都不够。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指出，发展中国家仅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这项工作上，每年就需要至少4000亿美元。为发泄不满情绪，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1. 5%，也就是45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

15、发达国家的供资承诺离公约要求还相去甚远。（3）小国PK大国PK 小国悲未来，大国争利益小国：需要一份对穷国都公平的协议我觉得，地球上60亿人都应该向我们说抱歉图瓦卢居民他们都忘记了冰川融化后，下游地带里百万居民的生命危险！尼泊尔政府代表团发言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却最大。我们需要一份对穷人和穷国都公平的协议斐济代表拉维塔大国：拒绝为历史排放做出补偿3.哥本哈根会议结果作为规模空前的一次气候谈判，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万3千名代表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包括119个国家首脑。然而，这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童

16、话之国”编织令人欣慰的童话。在谈判机制、减排目标、资金供给等诸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经过13天马拉松式谈判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期待却无奈的心情中落幕。在这个“希望”之城，会议唯一留给世界的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从正面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做出积极评价，但国际社会普遍表示了失望情绪，尤其是那些满腔热情、风尘仆仆、忍冻耐寒却难以进入会场的非政府谈判代表。哥本哈根协议是在谈判最胶着状态下，18日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讨论提出的。根据规则要求，任何协议都须经所有缔约方，也就是192个国家一致通过后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哥本哈根协议在19日的表决中仅

17、得到了部分国家的通过，各国只是注意到有这样一份协议，可自愿决定是否签署。哥本哈根协议的关键内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长期行动目标方面，维持了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的此前共识。二是减排承诺方面，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2020年的量化减排目标；非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减缓行动措施，仅供文件汇编用途。三是资金供给方面，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额外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上述供资大部分

18、均由新设立的“哥本哈根气候绿色基金”管理。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除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外，国际社会对哥本哈根协议最大失望莫过于未能就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作出规定，即便是给出相应的数字。回顾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不时出现一些插曲。先是发达国家爆出“气候门”事件，质疑气候变化数据的可靠性，混淆视听，动摇人心；接着发达国家密谋的“丹麦草案”又被曝光，试探发展中国家底线，同时利用岛国忧心“水淹”的焦虑，离间发展中国家；会议期间欧盟、日本大力鼓噪“中美对峙”、“美中共治”，企图推卸责任；会议临近最后，大会主席换人，康妮赫泽高辞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替，又引发来诸多猜测。实质上，这些插曲都是

19、气候博弈的表现形式。人们有理由对此次会议感到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至少，各国都亮出来底牌，也学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合理预期，这会为后续谈判奠定一定的基础。哥本哈根已逝，后续谈判更难。关注点将集中在温升2目标与减排幅度的关联、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明确、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的具体化、测量、报告和核查的技术细节与安排等。4.中国在哥本哈根的表现2009年12月16日至18日，国务

20、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将近60个小时内，他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充分展示中国谋发展、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在参加会议前，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2）“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温家宝总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对发展中国家表态】履行资金承诺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对发达中国家表态】指责只会浪费时间应搁置争议共同努力坦诚对话(3)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中国坚定地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

21、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承诺 (4)“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二、争议新焦点：排放权与发展权之争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已是不争事实。从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大致包含科学认知、经济评估和政治角逐的内容。早在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时就已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被视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毫无成果，在于国际气候谈判已变成了“零和博弈”。

22、这种博弈的实质是发展权之争。1.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一国的发展空间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以及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不加以管理，将可能上演“公地悲剧”，对全球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严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碳排放对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以及对森林的大量采伐和破坏，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逐渐破坏了大气中的碳平衡并引发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以实现公约最终目标所需排放为总量，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容量更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温室气体排放权与一

23、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如土地等的产权）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大气空间具有均质性特征，一旦排放就均匀扩散到大气层中，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土地资源有级差，土地等级不同，进而土地收益不同，地租额也就不同。且土地资源不存在主权争议，不涉及发展权益的分配，而温室气体的主权属性尚未明确，也不可能进入市场交易。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通过谈判达成国际气候制度，对稀缺的碳排放权资源合理使用，使全球福利最大化。在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源中，来自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大约占总量的80%。能源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国经济要维持稳定发展，能源消费不可或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大幅度地降低能源消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很困难

24、的。如果以哥本哈根协议所主张的2为全球温度上升的阀值，那么世界需要最迟在2020年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排放。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199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00亿吨，2005年约为280亿吨。如到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一半，不管是以1990年为基准线，还是以2005年为基准线，都需要各国采取严格的绝对减排或相对限排措施。在碳预算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多排放一些，其他国家就得少排放一些。换而言之，就是一国获得的发展空间多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就相对少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逼迫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量化减排承诺而自己却不愿做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不难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丹麦草

25、案”主张不平等的人均碳排放标准如此震怒。谈判无果而终，一切皆源于碳排放权。以碳排放权为核心的气候博弈实际上已转化成了发展空间的争夺，即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发展所需的碳排放权和发展空间。2.技术开发与转让可推动国家的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促进低碳技术国际合作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需要通过启用一揽子技术组合而实现，无论是现有的技术，还是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可实现商业化的技术，若没有持续的投资流量和有效的技术转让，很难实现大规模减排。无论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出发，还是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国都已加强了对清洁技术的研发力度。欧盟

26、多年来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清洁发展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奥巴马上任以来，也大力推动美国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试图扭转美国在清洁发展技术上落后于欧洲的局面，以争取在气候谈判中获得更大主动权。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也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政策。然而，就能力而言，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发能力更强，而发展中国家则比较落后。因此，如何将先进技术共享，避免重复研究，以实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也就成了气候谈判的重要内容，此即技术转让问题。研究表明，在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几种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下，发展中国家1860年-2050年人均累积排放量都将不及发达国家的1/3，

27、发达国家已经严重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世界已失去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权的机会。因此，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比较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仅是公约下的义务，也是对其已经和继续挤占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补偿。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巴厘行动计划四大支柱内容之一，技术开发与转让问题在哥本哈根却很少谈及。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问题谈判本身所需的专业性很强而极其复杂，另一方面也与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重要关系。技术转让可以节约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缩短技术发展周期，实现技术的跨越性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发达国家多年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一直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

28、则求之不得，只能望而生叹。第一，发达国家政府缺乏推动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虽然发达国家在屡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要提供资金、转让技术来增强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各项规定的能力，但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对国家竞争优势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在低碳技术转让问题上长期持消极态度。它们认为，转让、出口技术将会导致技术进口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进而使其自身丧失技术垄断地位和市场竞争优势。另外，在国际政治中，发达国家常常将技术转让视为其对他国施加影响的筹码。因此，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国家法令和行政措施，对技术出口实施管控，设置技术贸易壁垒，如技术贸易许可证，或制定禁止、限制技术贸易的管理办法

29、和目录，这些行为都客观上阻碍了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发达国家企业缺乏加快技术转让的经济意愿。高新低碳技术通常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拥有，低碳技术的转让活动通常由它们所主导。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维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源泉。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意愿很低，即使转让，大多也是过了成熟期的技术，或是将被新技术所淘汰和替代的技术。第三，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利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往往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转让费用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常由于资金不足而难以承受，从而失去获得低碳技术的机会。而且，知识产权保护

30、期限较长，有些在发达国家不再属于先进的技术也会要求高额的转让费用。由于技术转让费用较高，发展中国家往往只有少数具有实力的企业有能力负担。即使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约束下，也仅有购买技术的少数企业可以享用这项技术，而不能在全国其他企业和部门中推广，应用范围很有限。第四，发展中国家自身不足影响对技术吸收和应用。这些不足是系统性的，主要包括：一是资金不足，技术转让通常需要支付很高的转让费用以及人员培训费用，且前期投资较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规模较小的企业通常由于资金不足而购不起技术；二是人力资源储备不足，接收国外转让技术除了资金以外，还需要与先进技术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如果没有相应

31、的人才储备,使技术引进缺乏基础条件；三是观念落后，信息不畅，许多企业缺乏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意识，对提升技术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还缺乏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资讯获取能力和渠道不足；四是制度不完善，缺乏适宜的经济激励制度，如适当的税收、补贴和优先发展等政策制度。3.资金供给与获取影响国家投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公约对发达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减缓行动也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自气候谈判以来，缔约方已在公约框架下设立了多个基金，如“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适应基金”等。但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对

32、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还不够。2007年8月，公约秘书处公布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投资和流动资金报告指出：到2030年，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约为20002100亿美元，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约为数百亿美元。该报告强调，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现有资金机制的资金量严重不足。在“巴厘路线图”中，资金问题与减缓问题、适应问题、技术问题相并列，作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落实、构建2012年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制度的核心内容。共同愿景、减缓、适应、技术、资金五个要素中，前四个要素的落实都需要资金保障，资金机制谈判与前四个要素的相关谈判日益呈现出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特点。然而，发达国家缺乏履行公约义务诚意，无视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实际，想方设法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根本原则。比如，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支持世界银行在公约之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