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docx

1、许地山默默无闻的真大家许地山先生“花生是生长在泥土里的，并不好看。剥了壳子吃起来，相香，好吃，可以做成多种食品，还可以制油。”一九二一年和一大二二年许地山开始写小说和散文，发表时他以落华生作为笔名。小说月报十三卷四月号起陆续刊载的他的空山灵雨，其中有一篇散文，题名落花生，它说，花生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作者如此赞美落花生，对落花生这种质朴的爱好以及评语，恰如是他对自己一生治学处世的基本态度的自我鉴定。 一 、少年“许真人”教授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是许家的第四个儿子，名赞堃，字地山。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甲午战败后

2、，清廷割让台湾，台湾人民爆发了民族革命，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进士出身），担任筹防局统领据守台南；台南陷落后，遂携带全家渡海迁移福建龙溪（即漳州）。这一年是一八九五年，许地山还不满三岁。后来他的父亲在广东阳江等地做县知事，许地山即随父亲在广东读书，先是攻读于私塾，十八岁毕业于随宦中学。一九一二年十九岁上因家境衰落，不得不自立谋生，进入福建省漳州第二师范做教员。一九一三年出国去缅甸仰光中学任教，在那里工作三年。一九一六年回国任漳州华英学校教员。一九一七年赴北京至燕京大学学习。 许地山幼年生长于一个台湾爱国者的家庭，读经史，习孔孟，受的是诗书传家的封建教育。少年时期又适逢辛亥革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

3、，他既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也不是具有一般维新思想企图任重致远的青年，他有他的性格。他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们视为怪人，看做傻子。有人说许地山是怪人，其怪有三：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此其一怪；每日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二怪也；三怪是吃窝头（那时华北闹旱灾，学生每周吃三次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这样的一位怪模怪样的学生，又长着一副紫膛面孔，嘴巴老像是开口笑着，岂不怪吗？如若不怪，那就是傻子了。这副长相是曾经饱读诗书的秀才吗？这身打扮像是出海住过外国的学子吗？正因为如此，初进燕大时大家看不惯他，他也只好独来独往，落落寡合。同学们赠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许真人

4、”。现象不可能长久掩盖本质，学生们过的是集体生活，逐渐地同学们对他熟悉起来。和他接触后，才知道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得英文、德文、梵文等多种外国文字；待人和蔼，总是满面春风乐呵呵的；并且很有文才，时常替同学改对联，撰文稿。不久，他就和一些同学交上了知心朋友，人家也不觉得他的傻气和怪气了。一九二0年毕业于燕大，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又入燕大宗教学院学习。 他在校刻苦学习，勤奋读书，可是他不选国文课，他说“我瞧不起这里的国文”，话虽说得近乎狂妄，实际上当时教国文的几位老夫子确实十分陈腐迂阔，说不上真才实学。除文学院和宗教学院的课程外，他还挤时间学习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和研读历史考据等资料。他

5、也并非绝对埋首于故纸堆中不问国是，一九一九年为了反对曹汝霖、章宗祥等的卖国行为，他曾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的先锋行列，他和广大青年一起猛烈地向传统的旧礼教开火，他向往的是一个实行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九二O年，他和郑振锋、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等合编了一种刊物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谈青年修养、介绍科学知识，和讨论社会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刊物。许地山当时为刊物写过一些文章。有人（案是白序之，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八期燕京新闻副叶上作悲哀的回忆一文所述）记得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是讲丘八为什么强奸的问题，全文似乎满篇痛骂丘八，可是他还从生理、心理上来分析问题，许地山决非原恕这种暴行，此文之例不过说明他有独特的见

6、解，认为很多社会现象和残忍行为必须追根溯源，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一九二0年北京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许地山是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在燕京大学内也成立了文学研究会，除许地山外，还有富汝培、熊佛西、谢婉莹、凌瑞棠（叔华）等人。当时他们对泰戈尔的作品极感兴趣，在许地山主持下，曾邀徐志摩来北京专门谈论泰戈尔的生平。此后他还参加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如当时中国影片很少，放映外国影片时，无字幕翻译，电影公司经常约请燕大学生在银幕放映时，一边看一边详述，许地山的讲解生动活泼，很受观众欢迎。 一九二二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得神学士学位，暂留燕大任助理。一九二三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比较

7、学，一九二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年离美赴英，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除研究宗教史外，还研究印度宗教、哲学、土俗学及人类学；除继续研习梵文外，还学习希腊文。一九二六年又获得牛津的文学学士学位。回国时途经印度作过短期勾留。同年十月口国。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燕京大学助教和平民大学教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O年在燕大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一九三0年以后升任教授。这一时期还在北京大学兼课，开授印度哲学；在清华大学兼课，讲人类学；并在师范大学兼授过历史课。一九三三年应中山大学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人类学。同年冬季，再赴印度研究，一年后回国，仍执教于燕京大学。 二 、 宗教结下不解缘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

8、前期的许地山，对宗教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在燕大、在美国和英国都钻研宗教史，在印度又研究佛教，后来又研究道教。一生除教学工作和文学创作外，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撰述宗教比较学和宗教史。看起来多种宗教都和他结缘，他到底虔诚地信仰哪一门宗教呢？他研究宗教是有他的思想根源与具体情况的。一九一六年在福建漳州华英中学做教员时，他曾入伦敦会基督教会，可是他逐渐对教会中的教义与传统的宗教仪式起了反感，不愿俯首听从教会的一切指挥，追求的是宗教之外的自由和民主，因此后来对基督教和教会淡漠起来，却转而有兴趣地研究起佛教和其他宗教了。他认为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各地域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名目繁多，而研究的人不多，于是立

9、志于探讨各种宗教的教义，或许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想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为宗教研究开辟新纪元吧。因此他刻苦地研究宗教比较学，越钻研下去，越感到这是一件有益于人类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许地山逝世后，陈寅洛说，“寅俗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胡愈之在追悼许地山的会上说，“在思想方面，他是五四时代的前驱，而且始终是忠实于五四精神的，所谓五四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就是反玄学，反迷信，他虽然学梵文，研究印度哲学，但是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而不是盲目崇拜，”茅盾在悼念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说，“他之研究宗教

10、学，我想，其用心大概与研究扶箕的迷信是一样的罢？在他近著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中，我们惊叹于他考证之幼，也心折于他的论断之正确，他是为了要证明扶箕是一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骗术，乃就其有关的各方面，详加考证。他这研究方法完全是科学的！”举以上三段话是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许地山研究宗教的旨趣、功力与其基本立场。但是，这不等于说他早年思想上不受宗教的影响，对研究宗教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偏偏是，他年青时候有过宗教信仰，因此在他早期作品中才反映了唯心的宿命论与厌世的思想。 三 、 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 许地山在五四运动中怀着爱国的激情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在这转折的时代潮流中，声势磅腾的五四队伍逐渐起了分化，

11、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变化多端原非意外，事物也是复杂的。不久，除一些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外，另一些人随波逐流，还有一些人倒退了；思想界也泛滥起各种思潮，如浪漫的、颓废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等等，不一而足。许地山没有走退坡路，仍是争取民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中唯心的宗教哲理甚多，还有好幻想的浪漫主义，以及一些消极思想等。 五四运动后，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小说月报上，紧接着在同年四月、五月、七月小说月报上又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等三篇作品。命命鸟的新颖的题材与格调，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它写一对仰光青年男女反抗宗教礼法及封建习俗

12、而争取自由恋爱的故事，笔触细腻，感情真挚，尤以异域风光更具魁力。但是这篇作品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以有生为苦恼，以涅磐归真为极乐。商人妇也是以异国风光为背景的作品，女主人公命运坎坷，是旧社会间、粤沿海一带农村广大妇女中的苦命人之一，她千里迢迢到新加坡去寻找丈夫，却遭遗弃被骗卖到印度。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环境下，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再生的勇气，从学习文化中扩大了眼界，于是总结了生活的经验：“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换巢鸾风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予以肯定的角色，它突破了一般“英雄美人”的俗套，结局是现实粉碎了女主人公希望丈夫成龙的幻想。黄昏后写男主人公眷恋亡妻的感情，极

13、其细致。从早期的这几篇作品为例，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的态度。他不满现实，不满封建礼教与宗法社会，但又受现实生活的籍制和约束，不得已，只好以主观的愿望来反抗现实，解决问题。所以作者或让主人公舍生赴死，采取消极反抗的方式；或让人物沉浸在狂热的宗教信仰中逃避现实，逆来顺受，妥协下去。 一九二二年的缀网劳蛛也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宗教哲理的作品。再如一九二四年写的枯杨生花，七十岁孤苦无依的老娘居然会在意外的机缘中重逢青年时代的情人，读后感到作者主观地安排情节，人为地强令枯杨开了花，这种幻想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与传奇性，使得作品缺少说服力。这不等于是富传奇性的故事写不好，或是必然缺乏说服力。稍后数年的作品，如一九

14、二八年写的在费总理底客厅里和一九三一年的归途，较前期作品向现实主义道了一步，但毕竞份量不重。前一篇较好，鞭挞了旧社会所谓官僚慈善家的虚伪丑恶的本质；后一篇虽然表现了对穷苦妇女的同情，但它的气氛浓厚的传奇故事损害了生活中的真实性，读后觉得有些朦胧感，不明确作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又如约在这同一时期写的另一篇街头巷尾之伦理，通过一个瞎乞丐半日生活中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不公与腐朽，篇幅不长，无传奇故事，白描得真实，较诸前二篇，更为具有现实意义。 一九二二年陆续发表的四十余篇散文空山灵雨，也颇能说明作者早年思想之一斑。在弁言中开首一句就是“生本不乐”，并称这本集子“杂沓纷坛”。确实各篇主旨不一，除著

15、名的落花生一篇外，也有一些中心思想明确、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面具这篇三百余字的小品，用的是杂文笔法，它说，“人面原不如纸制的面具哟！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它们一点也不改变。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的还是目眦欲裂。人面呢？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这篇短文讽刺了喜怒不形于色、掩藏于人面后面的虚诈，提倡老老实实做人，喜就是喜，怒就是怒。其他一些小品，有借题抒发作者的人生哲学，充满怀疑色彩的短篇，也有缠绵排恻的散文，更有宣扬佛教思想、虚无缥缈的描叙等等，虽是文笔优美而洗练，但有些篇基调不够健康。 二十年代中期至抗战以前的十年间，在他的短篇小说、散文、诗等作品中，一九三四年写的春桃，是当时被誉为

16、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篇的主题、风格虽亦独树一帜，但不同于以前各篇，它创造了劳动妇女春桃泼辣、善良的形象，写出了劳动人民朴素的阶级同情心，及突破所谓世俗礼法直率的性格，语言亦颇洒脱俏丽。写在春桃之后的一篇小说，即一九四0年的铁鱼底鳃，也是作者生平最后的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读者极大的注意，甚受称赞，一致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作者向前跨了一大步的成果。这篇以抗战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学不能致用的苦闷，有抱负有技术但无出路。它沉痛地抨击了不合理的旧社会，并从主人公倔强性格的刻划中，抒发了作者的深挚的热爱国家民族的感情。郁达夫当许地山去世后，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做铁鱼底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为知识分子中技术人员大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