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曹天度石塔.docx

1、北魏曹天度石塔2011-10-14 16:00 |作者: 佛缘资讯 |来自: 香港宝莲禅寺曹天度石塔测绘图崇福寺是寂寞的。藏于崇福寺内的北魏千佛石塔同样是寂寞的。因为寺内只有孤零零的塔刹，而塔身远在台湾，身首分离半个世纪。一件珍贵文物，相隔于海峡两岸，不能重圆。为使身首早日合璧，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最近，文管所已复制好石塔的塔刹，一待时机成熟，即携塔刹赴台，具体商议复制塔身事宜，促进文物保护研究，增进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艺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千佛石塔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在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的弥陀殿内，原珍藏着一座反映我

2、国北朝佛教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千佛石塔。千佛石塔是北魏奉佛的圣物，是朔州崇福寺镇寺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据塔底题记载，北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献文帝拓跋弘的小臣曹天度倾全家资产雕造，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该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通高约3米左右，由石料制成。千佛石塔塔身平面呈方形，塔身高205厘米，共九层，塔身上面共浮雕佛像1400多尊。特别是侍立菩萨像高1.81米，与真人略同。塔刹上壁龛造像，前所未见。塔刹下部雕成刹基柱，稳置于最上层顶端，平面呈方形，总高约50厘米。刹基柱上承刹身，四隅各有一个佛龛，龛内浮雕两尊小佛坐像，转角立柱雕一人像，龛下各以莲花为结，上部翘出房檐，

3、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山花中间夹雕小佛坐像。房檐顶端呈覆钵，上有相轮九重，宝珠作结。石塔最生动的地方在于，在龛左右起“枭混”曲线，左右上部有小佛围抱，全然塑造出了一个佛的世界。造像及艺术风格与云冈石窟塔柱惟妙惟肖。各层四隅上部翘出塔檐，翼角微翘，椽望、连檐、石顶等俱全，完全仿木结构雕制。石塔立面形象精湛美丽，各层高度逐渐低矮，塔身宽度层层递减，使塔的轮廓微微内收、挺拔俊秀，呈四角锥体状，为中国重楼建筑与印度塔身构造巧妙结合的产物。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对于研究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造塔以及雕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多年研究千佛石塔，他从石塔的制作意

4、义、图像雕作、纹饰的雕作意义、色彩配饰、艺术形式与风格方面进行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千佛石塔是不折不扣的国宝。三次辗转塔身、塔刹数十年身首异处而时至今日，在崇福寺只能见到没有了塔身的塔刹，崇福寺工作人员、文物研究专家孙学瑞从1984年起保管塔刹，与塔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称，如果不是在日寇侵华期间，被在朔日军掠去，也就没有这件旷世杰作半个多世纪的身首分离。孙学瑞年轻时住在朔城区西街，与他同住一条街的有一丁氏家族。在当地，丁氏家族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大户人家。而丁氏家族中一名男子叫丁克成，曾为保护塔刹冒了诸多风险。1937年，日寇占领朔县城（现朔城区）后，日军驻扎在崇福寺。当时，千佛石塔存放在崇

5、福寺弥陀殿东南角，是镇寺之宝。日军被石塔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物价值所吸引，就想据为己有。1939年，日军将石塔偷偷运往日本，就在石塔将要被日寇掳走之际，丁克成出于爱国情结冒着生命危险将石塔的塔刹部分藏了起来。后来，塔身则被日军掳回日本，同许多掠物一样被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塔身被交还给中国，后辗转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而建国后，丁克成将塔刹献给国家，塔刹重又回到了崇福寺。塔刹和塔身开始了50多年的隔海对望。1979年，奥地利某大学一名专门研究石塔的教授格拉兹在台北见到了千佛石塔的塔身后，激动万分，称山西朔县崇福寺的塔刹就是该石塔的塔刹，并当即发表文章进行论述。1984年

6、，孙学瑞接收保管塔刹后，从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残蚀已十分严重的塔刹。他轻轻地抹去塔刹上面的灰尘，精细如丝的雕刻线条透过岁月的沧桑依旧栩栩如生。尽管寂寞，但依旧生动。孙学瑞说，20多年和塔刹相处，他和塔刹之间已经有了感情，在他眼里，塔刹是活的，会说话，会传递一种信息，似乎也在翘首盼望着早日团圆。九层石塔已为台北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因北魏千佛石塔塔身为九层，在台北被称为曹天度九层石塔，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为镇馆之宝。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黄永川先生就石塔曾撰写3万多字的论文。在1995年庆祝建馆40年时，从馆藏的5万件文物中选取40件入书介绍，他说，对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是了然于胸，无可取代，

7、被公认为本馆首屈一指的国宝。黄永川称九层石塔为国宝是名副其实：就石塔本身而言，第一，纪年翔实，公元466年，是现存我国最早而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石塔；第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云冈昙曜五窟时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第三，石塔造像内容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第四，石塔呈木造样式，是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第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中之翘楚。此外，黄永川馆长还认为，本件石塔辗转日本，后归本馆，现今塔顶遗存大陆，说明了民初以来文物随着时代颠沛流离，饱偿骨肉分离之命运，值得对其全貌作进一步探讨并作交代。两岸交流共商千佛石塔重圆

8、之事1995年，时任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给朔州崇福寺文管所来函称：“贵寺收藏曹天度造九层塔一件，该件石塔于抗战期间为日本所掳掠，胜利后归还我国，现阶段虽未能璧合，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黄永川先生请求崇福寺文管所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照片以供研究，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2007年年初，朔州市对台办就石塔重圆有关事宜赴台和黄永川先生交流。已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的黄永川先生十分热情。双方就石塔的文物艺术价值以及有关复制事项做了深刻探讨。黄永川先生表示，目前在台湾复制塔身还存在一些客观技术条件上的制约，一是所需的沙质岩材料难找，二是工匠难找。2008年6月10日，

9、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人在崇福寺参观，在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2007年，崇福寺文馆所制定复制施工说明、取材以及预算，并以最快时间将石刹复制完毕。一旦时机成熟，将携复制好的塔刹赴台再次商议重圆之事。人们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富裕强大，塔身和塔刹终究会有重归一体的那一天。孙学瑞在期待，黄永川先生也在期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期待。来源：山西青年报附：曹天度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雕造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其时，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时期，距今已有1540多年的历史。这座

10、石塔是我国迄今有实体存在，记录着雕造地点、纪年和愿文的单体九级石塔，堪称国宝。石塔一波三折的遭遇，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引人注目。离奇的经历石塔雕造于平城，并在平城供奉。后来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0公里的原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被供奉在弥陀殿内，成为崇福寺的镇寺之宝（图一）。石塔现存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整座石塔由四部分组成：即塔座一块，塔身二块（其中一至七层一块，八、九层一块），塔刹一块，共四块摞垒成塔。其组成的结构是：下层塔块的顶部掏槽呈凹形，上层塔块的底部凿留突出的榫卯，呈倒凸形。使四块塔石叠垒坚固，如同

11、一块完整的石料雕凿而成，四段相连，浑然一体。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省大同市。在此前后则派一些有关“学者、专家”来大同，收集和鉴别城内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择机抢掠。其后又逐步扩展到大同市周围的各县。当得知崇福寺藏有“北魏曹天度石塔”后，于1939年派兵将寺院围起来，把这一国宝装箱运走。在装箱时，一位当地的爱国人士将塔刹藏匿（此人在1951年又将塔刹献给崇福寺）。日本人也不知这塔刹的去向，便将沉重的塔座和塔身（重约400多公斤）装入木箱，运到兵营暂存，后又同其他抢掠的文物一并用火车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日本国，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的监督

12、下，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又比较明显的或中国能提供出索要名单的历史文物和书画等（也有一些虽列入名单，但以战争毁坏为名，则未归还）前后分六批，共计105箱1497件运送到台湾。由台湾中央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分批接管。不久，该石塔被台湾中央博物馆选出来陈列展出。尽管该塔在台湾只有塔座和塔身（塔刹现仍保存在崇福寺内），但台湾中央博物馆仍然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独立单体雕刻最完整、最珍贵、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而且对后世造塔影响深远，堪称稀世之宝，供人们一饱眼福。1986年台湾在庆祝中央博物馆成立40周年时，特地从馆藏文物5万多件中进行了精选，选出40件最有价值

13、、最具代表性的馆藏珍宝，进行展出。“北魏曹天度石塔”作为该馆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专家学者和观众，对这1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竟能雕造出如此精美的石塔无不称奇，更对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由衷赞叹不已。 北魏曹天度石塔考 （1） 文物世界 葛 钢 葛世民图一 曹天度石塔测绘图曹天度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雕造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其时，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时期，距今已有1540多年的历史。这座石塔是我国迄今有实体存在，记录着雕造地点、纪年和愿文的单体九级石塔，堪称国宝。石塔一波三折的遭遇，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引人注目。一、离奇的经历石塔雕造于平城，并在平城供奉。后来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

14、0公里的原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被供奉在弥陀殿内，成为崇福寺的镇寺之宝（图一）。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石塔现存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整座石塔由四部分组成：即塔座一块，塔身二块（其中一至七层一块，八、九层一块），塔刹一块，共四块摞垒成塔。其组成的结构是：下层塔块的顶部掏槽呈凹形，上层塔块的底部凿留突出的榫卯，呈倒凸形。使四块塔石叠垒坚固，如同一块完整的石料雕凿而成，四段相连，浑然一体。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省大同市。在此前后则派一些有关“学者、专家”来大同，收集和鉴别城内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

15、信息资料，择机抢掠。其后又逐步扩展到大同市周围的各县。当得知崇福寺藏有“北魏曹天度石塔”后，于1939年派兵将寺院围起来，把这一国宝装箱运走。在装箱时，一位当地的爱国人士将塔刹藏匿（此人在1951年又将塔刹献给崇福寺）。日本人也不知这塔刹的去向，便将沉重的塔座和塔身（重约400多公斤）装入木箱，运到兵营暂存，后又同其他抢掠的文物一并用火车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日本国，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图二 塔座图饰布局图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又比较明显的或中国能提供出索要名单的历史文物和书画等（也有一些虽列入名单，但以战争毁坏为名

16、，则未归还）前后分六批，共计105箱1497件运送到台湾。由台湾中央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分批接管。不久，该石塔被台湾中央博物馆选出来陈列展出。尽管该塔在台湾只有塔座和塔身（塔刹现仍保存在崇福寺内），但台湾中央博物馆仍然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独立单体雕刻最完整、最珍贵、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而且对后世造塔影响深远，堪称稀世之宝，供人们一饱眼福。1986年台湾在庆祝中央博物馆成立40周年时，特地从馆藏文物5万多件中进行了精选，选出40件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馆藏珍宝，进行展出。“北魏曹天度石塔”作为该馆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专家学者和观众，对这1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竟能雕造出如此精美的石

17、塔无不称奇，更对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由衷赞叹不已。二、 石塔图纹的雕饰石塔的图纹雕凿有序，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所有佛像和人物等的造型雄浑古朴，比例得当，自然生动。雕像不论大小皆精雕细刻，刀法圆润，线条流畅。本塔虽为小型的独立石刻作品，但它同宏大的云冈石窟造像如出一辙。1.塔座石塔的基座为正方形，高24.5厘米，长宽为63厘米。其正面是比丘供养图：正中间雕刻的是一个高蒂团莲供器，其上堆满了奉献的摩尼宝珠而呈圆尖形。其两侧是两个服侍的比丘，在两比丘的外侧是两只凶猛的护法狮子，在狮子上方各雕半个圆形的宝相花（图二）。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图三 塔座与第一层在塔座的左侧排列着9个男供养人，右侧排列着

18、10个女供养人。塔座背面是愿文，愿文左右两侧的边上，还有男女供养人各一个，这背面的两个人，是左右两侧男女供养人队伍的延续。这两队供养人都面向前方（正面），双手合十，身体前躬，作朝拜状，极富动感，再现了当时的礼佛盛况。两队供养人分别是男10人和女11人不对称，有可能是依据曹氏家族男女的实际人数制作的。这些人可能是汉人，但他们同样都是时俗的打扮：男供养人头戴垂裙帽，上身穿窄袖紧袍，左衽，腰间紧束带子，下身穿褶裤，即所谓裤褶装，脚穿高筒长靴;女供养人头戴垂裙帽，帽顶中间下凹，上身穿夹领窄袖紧身上衣，下身穿曳地长裙。这些都与北方天冷，并便于在草原上骑射和放牧有关。这是典型的北朝胡人的打扮，而明显区别于

19、南朝汉人宽袍大袖服饰（图三）。塔座雕刻的这些香炉、比丘、护法狮子、宝相花、男女供养人等，都是为了供奉和朝拜佛塔第一层的佛祖、菩萨而设立的。把比丘安排在塔座的正面，左右两侧的男女供养人躬身合十，趋向比丘。这种安排与北魏尊崇佛教的浓厚气氛有关，佛教的教义规定：凡信奉佛教都要皈依“三宝”：即佛宝、法宝和僧宝。其中僧宝是指正式剃度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和尚与尼姑）。僧人是一切佛事活动的主导，平时则是对信教大众进行着教化，所以在许多供养图中，僧人一般是居主要或主导地位。这种排列形式，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体现：例如云冈石窟第19窟东侧耳室前壁左侧的二佛并坐龛的下部;第18窟明窗东侧中间的交脚弥勒龛的下部等，都

20、是比丘供养在正面，左右两侧是男女供养人的排列布局。这与本塔座画面制作形式的布局安排完全一致。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北魏不仅仅是尊崇佛教的气氛非常炽热，而且对从事佛教事务的僧人，也是特别敬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们达到了奉若神明的程度。2.塔身塔身高128.6厘米，为正方形，底边每边长为42厘米，从下到上逐渐削减缩小，按垂直八度收缩。其形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共分为九层，仿木结构的斗栱承托着飞檐，飞檐上布满瓦垄，斗栱下是额枋，额枋由粗大的角柱承托，俨然是一座空中仙阁。每层又按三四排不等的设计雕刻佛像，共计有大佛像10尊，小佛像1332尊，均为浅浮雕。整座塔身设计严谨，布局规整，各种图饰

21、比例协调，法像庄严，或坐、或立、或交脚，刀法圆润，线条流畅，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塔身的第一层雕刻最为繁复，每一面的下部还雕有一个底座，座上四角有形如汉阙的大方柱，两方柱的正中间各雕有一个佛龛。在正面的佛龛里雕刻的是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此龛在塔座比丘供养图供品的正上方。背面的佛龛内是一尊交脚弥勒佛，坐在狮子座上，两边各有一个胁侍菩萨。左右两侧的佛龛内，各雕有一佛二菩萨，佛为庄严坐像。在这四个佛龛的两边和上部，均刻满了小佛像，这些佛像分别按三、四排布局，每排小佛还设计雕刻了很多二佛并坐的图像。在第二层至第九层的四面，按三、四层排列着密集、规整的禅定坐佛像或二佛并坐像，共计一千余尊，可

22、谓名副其实的千佛塔。3.塔刹纵观整个石塔所雕凿的图纹，其中最主要最独特的一个题材是二佛并坐图像。这种图像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题材，仅现存的就有多达385例之多。云冈石窟的这些二佛并坐图像的雕凿，只是早期的较少，而且设计的位置也不太显眼。到了中期和后期的石窟造像中，二佛并坐像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题材，并且将这种造像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其中，最有代表性大型二佛并坐龛，如第7窟正面墙壁的下层，就设计开凿了一个高3.75米，宽4.5米的椭圆形大佛龛，里面的二佛并坐像异常精美而巨大。这与本石塔雕凿的二佛并坐像，风格一致，如出同一个工匠之手。二佛并坐是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所载：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讲解法

23、华经时，天空突然出现瑰丽夺目的多宝塔。释迦牟尼使用法力，用手一指，塔门顿开，只见多宝佛盘腿坐在塔内，赞叹释迦牟尼讲解得好。接着多宝佛让出半席，与释迦牟尼并坐论道。这一佛经故事，所显示的是西域佛教东渐，特别是随着凉州僧人大批涌入平城，在平城的佛事活动中，把鸠摩罗什在5世纪初所译法华经，当作一项主要讲诵内容，对平城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二佛并坐这种题材，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这种历史的偶然机遇，则使这一佛经故事成为炙手可热的题材。首先，北魏的佛教界开始将皇帝当作佛来参拜。据魏书释老志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逐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

24、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时的北魏皇帝自然就成了佛教界所崇敬的佛。此后又有“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等等的举动。这些都说明，北魏的佛教也在或明或暗地为皇权服务，或受到皇权的左右。再者，显祖拓跋弘生于兴光元年（454年），至和平六年（465年）即位当皇帝，只有12岁。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六年后显祖被五岁的儿子（孝文帝）取代皇位，满朝文武更是“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这期间冯太后的影响、权力和地位，远高于两位小皇帝。北魏的朝野上下把她与皇帝并列在一起，颂之为“二圣”，则是

25、一种理所当然的尊称。如魏书在李彪传、高闾传、程骏传等篇章，就多次提到“二圣”：“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等。这些都说明二佛并坐，实际上就是对“二圣”比肩的颂扬，彰显了冯太后和皇帝处于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地位。从以上两点就不难看出北魏的佛教界和朝野上下，都非常尊崇“二佛并坐”，其用意是明显的。特地把“二佛并坐”当作一个重要的题材，则成为当时一个很必然的事情了。三、 石塔的愿文塔底座背面的愿文，为阴刻竖写19行，共126个字。字体是典型的早期魏碑体气质，字体苍劲有力，顿挫雄健，古朴庄重。由于年代久远，多次搬运，下部一些字迹模糊不清，个别字甚至

26、已完全剥落。后经我国海峡两岸一些学者的辨认、断句和补字。这次过录时，对照拓片发现一些地方有误，又进行了补正。愿文全文如下：（图五）石塔顶部的塔刹，由刹座、覆钵、相轮和刹杆四部分组成。刹杆顶部有些缺损，现存的塔刹仍然高达49.5厘米（图四）。刹座为四角形，由须弥山和佛龛两部分组成：即须弥山上是佛龛。须弥山重峦叠嶂，异于其他塔的刹座图饰，别致新颖。山上雕刻着仿木结构的仙阁，四角各有一尊坐佛，头顶着有瓦垄的屋檐，檐下每面是一个佛龛，龛内均雕刻着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刹座佛像共计12尊。刹座之上为圆形的覆钵，覆钵的底座为四边形，每边都雕刻有蕉叶的托盘，在圆形覆钵的四个方向上各雕刻一尊坐佛。覆钵

27、之上是九层圆形相轮，相轮上方是刹杆，刹杆有些缺损。4.二佛并坐像（一）原文：夫至宗凝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仪丽晖以/永或愿/圣主契齐乾/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辽百辟存亡宗/延沈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二）断句补字文：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饰仪丽晖，以永惑。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 群僚百辟，存亡宗，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

28、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铭文中有几个字简注如下：“”是寂字的别体字;“”是“弘”字的别写字;“”是饰字的俗体字;“或”通惑;“”是坤字的古写字;“辽”通僚;“百辟”是指百官;“延沈”，沈通沉，引典：商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命乐师延作“靡靡之乐”，延只好违心从命。周灭纣后，乐师延内心愧对人民，便自沉濮水。喻内心熬煎;“楚炭”指楚人一炬，烧阿房宫成灰炭，喻遭劫难;“亥”是孩字的别写字;“鹑火”是星次名，即丙午年，为天安元年;“侣”通律;“蕤宾”古人律历相配（据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古乐十二律，与历法十二月相配，五月为蕤宾之月），即农历五月;“内小”指内侍小臣。愿文释译成现代话，其意概述如下

29、：佛教本身是庄严清净的，所以必须依靠人们之间的互相传播，才能使佛法得到弘扬。神圣佛法的真谛，它自己也不能径自深入人心，其真谛的深入人心，也必须由人们之间的宣扬、探讨而感知。信仰佛教的人只有达到了感知真谛的境界后，才会事如所愿，没有不如愿的事情。对于为佛教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的人，他所下的功夫是不会白费的，一定会得到佛和菩萨的佑护。我认识到了这两点，就用尽我所有的家资，雕造成了这座石塔，并特地将石塔雕饰得华丽生辉，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消除我多年的心中忧虑和困惑。并以此祝愿圣明的皇上福寿与天地同辉，福德隆盛而惠及国家的四面八方;愿皇太后、皇太子永享幸福;愿诸位同僚和百官们，以及活着的和已经故去正在受

30、苦的宗亲们、大人和孩子们都能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天安元年五月五日，皇宫内侍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这篇愿文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天安元年（466年）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皇太后即文成帝的皇后，献文帝时称皇太后，即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为献文帝与东宫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拓跋宏。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454年），和平六年五月（466年）即皇帝位，改元天安，时年12岁。其子拓跋宏生于皇兴元年农历八月（467年）。皇兴三年农历六月（469年），拓跋宏三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仅在皇兴三年至五年共当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皇太子，五岁时（471年农历八月）即皇帝位，称孝文帝，改元延兴。献文帝仅当了六年的皇帝，一

31、直没有皇后，即使拓跋宏的生母，也一直是东宫夫人，后被封为贵人，在儿子被立为皇太子时，根据祖制，被立即赐死（怕母以子贵）。在承明元年（476年）才被儿子追封为思皇后。从以上提到的人物和时间推断：圣主应是献文帝，皇太后为冯太后，皇太子应是拓跋宏。愿文中提到的天安元年时还没有皇太子，似有时间上的矛盾。但可以理解为：天安元年（466年）是石塔的开凿时间，历经三四年后雕刻完工，在刻立愿文时，拓跋宏已被立为皇太子。故此塔在完工后所刻制的愿文，应在皇兴三年（469年），最晚也当在皇兴五年秋八月前（471年）。此时，也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时期。（本文图一引自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第二版;图四、图五采自张畅耕、

32、殷宪先生北魏前期的铭刻书迹，刊于日本金石书学2006年第11期）（葛 钢，上海东方消防杂志社;葛世民，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2011年12月1日 塔刹留于大陆，而塔身保存于台湾虽经两岸有识之士不懈努力，多年来，珍贵文物北魏千佛石塔仍“身首”异处，相见依然无期。北魏千佛石塔，又称“曹天度九层石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石塔呈四角锥体状，将中国重楼建筑与印度塔身构造巧妙结合，塔身高205厘米，连同塔刹在内共有浮雕佛像1400多尊，是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目前，北魏千佛石塔的塔刹存于山西朔州崇福寺内，塔身存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为促成石塔的合璧，今年元宵节前夕，大陆方面曾向台湾寄去塔刹的“倩影”，用来完成石塔展图的对接，进而为实物对接做铺垫。一年将逝，石塔的对接仍无音信。“崇福寺近年来已成功复制石塔的塔刹，一待时机成熟，即携宝赴台，完成实物对接。但截至目前，赴台对接的计划付诸实施仍面临重重困难。”朔州市文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