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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使民主运转起来罗伯特.帕特南 张娜 研究的历史契机：1970年，意大利的制度变革实验，打破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区政府。本书的内容环环相扣：第1章：制度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工具。我们希望政府做事，而不仅仅是做决定教育孩子、付养老金、制止犯罪、创造机会、保持物价稳定、鼓励家庭价值，如此等等。这些事情中哪一项是最紧迫的？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愿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甚至在这些事情是否值得去做的问题上我们都不会有一致意见。第二章：制度变革（20年）如何影响当地政治实践？对意大利的政治和政府运行产生了巨大

2、影响。但是加剧了南北方的差异。 地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向实用主义（宽容、合作）转变，立法、行政效率，而少些理念。“理想主义的斗争已松懈”？远离理想主义转向“实力”可能容易造成一种死气沉沉、庸庸碌碌、无动于衷的技术官僚主义。但确是转型中的一个特点。 地区自治的深化：地区行政地位的上升，地区官员逐渐占主导地位，日益独立于外部力量获得更大的自治性。 地区及其选民：社区领导人对地区政府的不满批评，但是赞赏其开放性，倾听意见。普通网民态度的南北差异：对地区政府的满意度。 新制度主义认为，政治是由制度构建的。James March和Johan Olsen：政治生活的组织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制度影响了历史的发

3、展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采取的行动改变了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的分配，改变了行为的规则；其途径是创造新的行为者和共识，向行为者提供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建立它认为适当的行为规范，把权威和其他类型的资源授予某些人而不授予另一些人。制度影响个人和集团在已有制度内外的行为方式，影响市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影响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期望，影响社区的语言、认识和规范，而且还影响各种概念让民主、正义、自由以及平等等的涵义。第三章：不同地区的制度绩效如何？按照一些绩效衡量的标准，对意大利20个地区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实施做了比较分析。发现一些地区更成功。同样的制度和资源，为什么有差？ 绩效考核构成：内部事务管理得怎么样，制度决

4、策机关的稳定性；是否迅速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政策实施效率。（注意：虽然对政府的评价要考察其行而不仅是其言，但也应小心，不要把不住与它们只能范围的功过归给它。要衡量“输入”而非“输出”，比如医疗保障而非死亡率，环境政策而非空气质量，经济规划而非工商业利润。因为社会状况在政府之外还有很多影响因素。） 选民满意度作为辅助评价，高度一致性。我们要评价的制度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因此，我们既必须评估它对其选民要求作出反应状况，又必须评估它在管理公共事务时的效率。第四章：怎么导致了差异？经济因素？不（反证法）， 被排除。后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制度绩效好的地区，存在更多的社团组织，公民

5、参与社会生活更积极，横向水平。 对公民共同体的理论思考：源远流长的英美政治思想传统中，关于公民人文精神的“共和”学派随后就被霍布斯、洛克和他们的自由主义战胜了。共和主义者强调共同体和公民的义务，而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根本不是出于对公民具有美德和公共精神的假设，而恰恰是为了使民主免遭人性之恶的破坏，麦迪逊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事设计了讲究制约与平衡的美国宪法。近几年新共和主义的浪潮。“我们相互之间应该使他人快乐，以他人的条件为我们自己的条件，一起欢乐一同悲伤，一同劳作和受难，在我们的眼里永远把我们的共同体与我们自己视为一体。” 公民共同体概念的实际含义：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

6、和宽容、社团组织的结构条件。 调查中的衡量指标：社团生活的活跃程度（社团数量），读报率，全民公投和特别支持票的参选积极性。 Michael Walzer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公民共同体里的公民身份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联络纽带是互惠与合作的横向关系，而不是权威与依附的垂直关系。 政治生活越接近互惠原则基础上的政治平等的理想状态，政治生活越采取自治的形态，就可以说这个共同体越有公共精神。 如Gianfranco Poggi注释托克维尔的民主治理理论时所说的：“如果要维护共和社会的存续，私人之间的信任可能是最需要在人们

7、之间广为传播的道德品质。” 信任的网络使得公民共同体更容易克服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使得共同利益无法实现，因为每一个人都采取鼓励的行动，都有背叛集体行动的动机。 对拉丁美洲社区发展的考察告诉我们，基层的合作企业和间歇的政治动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尽管它们没有立即取得完全的成功，原因正在与它们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即，“驱散了孤立和相互的不信任。” 公民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体现在重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里，而且也由于它们而得到加强。 公民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内部”效应，而且它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 从内部效应上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

8、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托克维尔注意到，“感情和思想得到了更新，心胸开阔起来，只有通过人们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 公民性强地区的国民比公民性最弱地区的国民具有更大的社会信任感，对他们的同胞能够守法更有信心。相反，在公民性弱的地区，更多的人坚持认为，当局应该更严厉地在她们的社区实施法律和秩序。 公民性强的地区的集体生活比较轻松，因为人们可以期望别人遵守规则。知道别人会这样做，你也就同样会去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会破坏规则。第五章：为什么公民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不同？久远的历史（1100年前后）中寻找解释。南方的君主制，北方的城市共

9、和制，延续近千年的政治影响，公民精神的差异。“公民传统惊人的应变力和持续性，证明历史具有力量。” 南北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社会联系，而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新联系与横向的互相合作联系之分。第6章：为什么历史传统能如此稳定持久地存在着？如何影响？利用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 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通常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不断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共精神共同体，也是自我增

10、强的。在恶性循环的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和停滞，在互相强化着。稳定下来了，但是，它们也能以其他形式演化。换句话说，互惠、信任和依附、剥削，都能将社会连接在一起，虽然它们在制度绩效上相差甚远。一旦身处两者中的任何一种，理性的行动者就会受到激励去按规则来行事。“遗憾的是，历史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我们不能把历史的这种惰性归因于个人的非理性。个人是以理性的方式对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环境做出反应，而正是这些理性行为加深了社会的病变。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来决定。” 由于缺乏可信的互相承诺，人人都愿意开小差，“搭便车”。每一个人从理性的角度都会预计，另一方会背叛，让

11、自己做傻子，承担苦果。“这些模式（公共草地悲剧，公共物品 比如洁净的空气，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极为有效地告诉我们，完全理性的个人，在某些情况下，如何会做出从全体当事人的角度看是非理性的行为”。4 这一窘境并非源自恶意相向或厌恶人类，当然无情的结局会助长这些情绪。即使任何一方都不想加害于对方，即使双方有条件地事先倾向于合作你做，我就做，在承诺无法核实和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保证对方不违约。更糟糕的是，每一方都知道对方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开始合作前，不仅必须相信他人，还要确信自己是被他人所信任的”。在上述情形下，人人都发现合作是不理性的，所以， 最终的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烂在

12、地里的玉米、过度放牧的草场和陷入僵局的政府。 核心的问题是对欺骗行为缺乏令人信服的制裁。人们怎么才能确信，另一方在逃避义务的诱惑面前会恪守诺言？在更复杂的环境中，如出现了现代政府或现代市场，监督的复杂性就更多了一层：一个当事人怎么才能知道，在面临众多的不确定性和补偿收益时，另一方到底有没有忠实地信守诺言？要想实现成功的合作，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执行都是必要的。 也许，在一个圣人的世界里，集体行动困境并不存在。但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理论的堂吉诃德式的前提。如果行动者无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很可悲，但很合理。 公正的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一样受制

13、于它所致力解决的基本困境。要想使第三方执行能够运转，第三方本身必须是可信的，但是，什么样的权力能够保证国家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简单地说，如果国家拥有强制力，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使用这些力量，在牺牲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 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这些社会资本包括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合作所需要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信任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你并不会只是因为一个人说他要这么做，就会相信他真的去这么做。你相信他，只是因

14、为你知道他的性格，他所面临的选择及其后果，他的能力，等等。你期望他会选择这么做。” 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规范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有“外部性”，也就是说，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积极的或消极的）。外部性有时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控制，但是这常常做不到。“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产生了。然而行动控制权的交易市场难以轻易建立起来，而且，没有一个行动者能够在旨在获得控制权的交易中收益”。 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

15、维系的。 有效的普遍互惠规范，可能会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确信他们的信任会得到回报，而不会被人利用，交换就有可能随之而来。从另一方面说，在一定时间里不断重复的交换，往往鼓励着普遍互惠规范的发展。 此外，某些社会网络本身也促进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Mark Granovetter曾指出，当协议“嵌入”到更大的私人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之中时，信任就会产生，胡作非为就会被遏制。人际互动会提供有关他人可信性的信息，它相对成本较低，而且可靠。博弈理论中的富尔克定理提醒我们，持续的社会关系会鼓励可信行为。还有，持续的联系“常常带有社会的成分，其中包括对信任的强烈期望，对投机的极大约

16、束”根据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approach)，一个社会里出现的秩序与混乱、合作与投机，是由先前存在的社会网络所决定的。 庇护-附庸关系也包含人际交换和互惠义务，但这种交换是垂直的，义务是不对称的。Pitt-Rivers把庇护制称之为“倾斜的友谊”。而且，庇护制的垂直联系“似乎破坏了横向组织，损害了庇护者之间的团结，尤其损害了附庸之间的团结。”同一个庇护者的两个附庸，由于没有直接的联系，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互抵押。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利益去反对互相欺骗，也不惧怕互相疏远和隔离。他们没有机会去建立普遍互惠的规范，也无共同合作的历史可资借鉴。庇护-附庸关系的垂直特性是依附性，而不是共同性，在这种关系中，在庇护者和附庸者这两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投机行为，对于前者这是剥削，对于后者则是逃避义务。 普遍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鼓励了社会信任与合作，因为它们减少了背叛的动力，减少了不确定性，为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模式。 自愿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个人所无法创造的价值，无论这些个人多么富有，多么精明。在公民共同体中，组织蓬勃发展，人们参与多种社会活动，遍及共同体生活各个领域。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对违规者的惩罚也不是法律的，而是被排除在社会团结与合作的网络之外。规范和期望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