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docx

1、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课题负责人：朱有明课题组成员：张国宏、郑义臣、朱江1绪论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都经历着空前的变革。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循着“经济领域一社会领域一政治领域”的逻辑顺序向纵深发展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率先开始，社会领域的“自治化”紧随其后，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将最后实现。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将导致社会领域的“自治化”，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自治化”将导致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可见社会领域的“自治化”是经济领域“市场化”和政治领域“民主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推进，企业成

2、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再承担社会事务，那么企业原来过多承担的社会职能要向社会转移；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调整也使得原来很多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需要转移；那么企业、政府所分离的大量社会事务以及长期以来被企业、政府忽视和排除但客观存在的大量社会事务，汇合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需要特定的机制来配置；有大量的社会事务需要有执行特定社会职能的组织去从事，要实现这一领域活动的有序运作也需要特定的体制去协调。总之，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呼唤社会领域的快点成长成熟。然而经过20年的改革探索，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己初步形成:在政治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也已

3、确定。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要缓慢些。诚如有的学者所称: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但不管怎样社会领域还是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问题研究的热潮是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民间组织往往也作为福利国家中政府行动的替代性工具受到了极大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

4、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20多年来，浙江省民间组织经历了从发展停滞到快速发展、从盲目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贡献，已被政府和公众普遍接受。实践证明，民间组织在关怀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社会服务，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浙江省民政事业统计报告统计表明，截至2006年底，全省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共有12470个，比上年增加915个，其中：省级社团796个，地市级社团3498个，县级社团817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0810个，比

5、上年增加621个，其中：教育类7955个，科技类654个；基金会125个，比上年增加14个，其中：公募基金会89个，非公募基金会36个。民间组织的发展己经由过去单纯的数量增长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在数量、种类、结构和布局等方面正逐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需求，在配合政府改革、促进公益事业、调解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保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弘扬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一起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组织。但客观上，我省民间组织的发展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民间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普遍不足，不少民间组织成立之后，不知如何而对社会进入市场，如何申请项目，内容人员、财务如

6、何管理，不知如何去通过社会实践促进机构发展和筹集资金，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因此，如何提升我省民间组织的能力，发挥这样一个庞大的类型多样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2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基本内涵 民间组织是从非政府组织(Nor government al organization, NCO)的翻译过程中形成的意译之词。非政府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关于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共通名词，各个国家使用的范畴和内涵均有不同，在这个多元结构的社会体系中，强调统一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由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民间组织的定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别目前，中国民

7、间组织的范畴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没有将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的公司等包括在内。 能力建设从字面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机构或一个人能够实现其需要创立的新事业或建立的新设施所具备的主观条件。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则强调组织性，它是一个机构为了实现机构的远景和宗旨而应拥有的筹措和管理社会资源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其基本内容应包括治理能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民间组织的治理能力涉及到机构的制度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理事会成员的组成和理事会的政策治理框架等。在民间组织发育阶段，治理能力的作用尤为重要，机构治理安排是一个机构的基本生存问题和长远战略的设计关键

8、点，影响到机构动员社会资源策略的完成；机构治理的本质是作为机构的领导人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机构所有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分享机构的理念、宗旨和价值。 民间组织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机构存在的价值和它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关系到机构的品牌建设、吸引专业人员进入等基本问题。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机构的创新不仅仅是机构人员的更新、知识的更新、项目设计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机构价值、观念的更新，即如何确立为实现人类更美好的、努力奋斗的远大目标。一个机构、一个国家以至社会基层的社区组织、草根组织，制度创新是有限的，但人们对理论的创新和理想的憧憬是无限的，在今天复杂和动荡的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存在价值在于不断追求人类

9、传统的或业己不复存在的古典精神。人类对理想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别，找共同理念的过程显然是困难的，这就决定了民间组织的理念更新的重要性，因此，创新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将推动民间组织本身的改革，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平地处理国际事务争端的方向发展。 民间组织的协调能力是指机构协调、开发和更新拥有的社会资源去实现机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能力。民间组织的社会资源包括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社会各阶层的资源，尤其是公民社会中强调的个人志愿精神资源，这此都是协调工作要处理的对象。由于资源的拥有者和捐赠资源使用权限等的不清晰，会造成民间组织领导人在资源开发认识方面的误区，对筹资的源动力认识不清，因此，机构协

10、调能力在民间组织的起步阶段就极其重要，它决定了机构理事会在设计运行机制方面是否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讲，协调能力的基本内容应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对事件的分析能力、与客户交往的沟通能力、在公共场合的演讲能力、与合作伙伴的谈判能力和对处理应急事件的应变能力，协调工作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与人打交道。经验表明，机构成功地协调某一事件的标准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的过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协调进程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机构领导人的知识范畴、合作意识，机构的利益设计和潜在的威肋、及风险等。 民间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一个机构在实现其远景、宗旨和目标过程中，能够形成一个均衡的发展机制，既具有解决现实困境的能力，又

11、具备结合机构的战略设想，达到持续发展的控制能力。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包括机构业务上的稳定发展，机构人员的不断成长和成熟，机构财务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平衡，强调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并不排斥机构业务上的创新和协调能力。 综上所述，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因此，应集中研究基本的共性问题，在实践中归纳总结，对于特殊的行业性的问题，需要因地制宜，不宜要求统一标准。3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3.1 政府失灵理论(Market Failure/Government Failure)该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最早于1974年提出的，之后

12、不断地进行完善。该理论认为：第三部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一般来说，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性：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特性使得花钱买这种物品的人无法阻止不花钱的人享受同样的好处，也就是说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体系来提供，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过度需求以及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即政府失灵。在政府失灵论中，他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谋求的是“多数赞成”的原则。以外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其目的就是用来弥补政府未能充分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一不足。民间组织可以为需求较高的人群提

13、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也可以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公共物品，以此满足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这样一来，正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对民间组织的功能需求，这是民间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韦斯布罗德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来从功能上证明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其理论为民间组织发展的现象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3.2 第三方管理理论(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这是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民间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Salamon)根据其对美国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主要内容是政府与第三方(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大量的民间组织)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

14、处理权( discretion )。政府在福利项目上提供资金和指导，充当的是管理者的角色，而非政府部门则承担提供具体的服务，从而形成精巧的第三方管理，即“政府购买服务”。萨拉蒙认为，民间组织是先于政府(国家)出现的，民间组织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同时，萨拉蒙关注到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各自的组织特点和运行方式，以及它们的局限性。并由此推论，正是由于二者在资金来源、运行方式、组织成本等方面的优劣互补，才使得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在萨拉蒙看来，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中，民间组织往往被视为在政府和市场失灵之后的辅助性衍生物。他引入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来

15、比较分别由政府和民间组织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他认为，利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会比利用民间组织高得多。因此，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民间组织应该作为最初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只有在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政府的介入不是对民间组织的替代，而是补充。萨拉蒙认为，民间组织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会产生“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而政府，可以视为是“志愿失灵”之后的衍生性制度。萨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民间组织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民间组织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民间组织的固有局限性在于：对于慈善的供给不足(phila

16、nthropic insufficiency)、慈善的特殊主义(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慈善的业余主义(philanthropic amateurism)等。3.3现代合作主义理论(Corporatism)合作主义(Corporatism)理论是作为多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著名的合作主义理论家斯密特(Pilippe C. Schmitter)认为，“合作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和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有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被授予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