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欧国家二战前的历史对政治转轨的影响.docx

1、浅析东欧国家二战前的历史对政治转轨的影响浅析东欧国家二战前的历史对政治转轨的影响高歌2011-2-24 23:29:02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正如东欧新民主国家一书中所写：“历史显然不能全部回答今天东欧政治发展的所有相关问题。但不容置疑，历史的因素特别是那段追溯到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在东欧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的确，因为东欧剧变始于对这些国家4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全盘否定，所以东欧各国二战前的历史对今天的政治转轨进程尤其有巨大的影响。 这个历史时期对东欧政治转轨的最显而易见的影响表现在那时建立的政党和团体在改头换面或销声匿迹40余年后，重又出现在这些国家的政治

2、舞台上，有的还成为本国政坛上的主要力量。 始建于1895年的波兰农民党，在二战以前，时分时合，几度执政，二战后演变为统一农民党，与统一工人党和民主党一起联合执政；团结工会取得议会选举胜利后，波兰农民党一度参加以团结工会为首的联合政府，1989年下半年，分裂为波兰农民党(维兰诺夫)和波兰农民党(复兴)，1990年5月合并为农民党，声称代表农民利益，要恢复战前农民党的传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该党获132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组成了以其主席帕夫拉克为总理的政府。1930年10月成立的匈牙利独立小农党于1988年11月18日恢复活动，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44席，成为

3、仅次于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的第三大党，3并与民主论坛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合执政，此后由于组织分裂，沦为反对党，但在1994年的大选中仍获26席，4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后与民主论坛一起入主青年民主联盟一匈牙利公民党为首的右翼政府；成立于40年代的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也于1989年9月30日重建，并一直活跃在匈牙利的政治舞台上。此外，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的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国的农民党等也在沉寂多年之后于剧变后恢复了活动。 捷克社会民主党特别值得一提。这个创建于1878年4月的政党在与捷共合并了40余年之后重新宣布独立，于1990年3月召开了恢复活

4、动后的第一次、建党后的第24次代表大会，此后力量不断增强。该党在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前的1992年6月选举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联邦人民院、民族院和民族议会中分别获得10席、6席和16席。5在199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捷克议会第三次大选前，它率先于1995年4月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竞选纲领，抨击执政党的现行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券私有化方针，以及大学和医疗保健实行收费等制度，主张大学不收学费，继续实行免费医疗等政策，并以此为突破口，阐述自己的社会福利主张，向执政党挑战，树立了最为关心百姓切身利益的形象，赢得了不少选民的好感，在选举中获2644的选票，获61席，位居第二，与第一大党公民民主党仅有

5、7席之差，6地位明显上升，成为与右翼势力相抗衡的主要政治力量，从而打破了捷克右翼势力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左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新局面。 大选后，捷克社会民主党奉行与公民民主党全面对抗的方针，利用议会论坛，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方针，不时提出各种议案，扩大本党的影响，削弱右翼政府的行动能力。社会民主党在确保公民社会福利、改革医疗和住房政策、恢复州级行政建制等方面提出10项主张，与执政的公民民主党全面对抗。在讨论政府1997年预算时，社会民主党以预算中没有该党提出的增加教师工资的内容为由，拒不支持在议会通过1997年预算草案，致使1997年预算久拖未果，后因社会民主党中两名议员转变立场，政府的

6、预算草案才勉强获得通过。此外，社会民主党还提出了降低退休年龄等深得民心的法律草案，树立该党是民众利益的捍卫者的形象，与政府的现行方针相对抗。社会民主党处处给捷克政府制造麻烦，使政府难以有大的作为。1997年末，爆出了政府非法接受政治捐款丑闻，政府总理克劳斯迫于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于1997年11月底宣布内阁总辞职，之后，捷各政党达成协议，成立托管政府，并决定于1998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在大选中，捷克社会民主党获胜，得票率为3231，获得74席，7名列第一，并组成一党少数政府，成为东欧各国老社会民主党中惟一一个独挑执政大梁的政党。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在二战前建立、剧变后独立或重建的政党和

7、团体，除少数外，大都没有成为当今东欧政坛上的主导力量。比如，在本国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老社会民主党大都表现不佳。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90年大选中仅获355选票，未能进入议会；8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1990年5月大选后，仅在众议院获两个席位；9波兰社会党根本就没有以一个独立政党的身份参加1991年10月的大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在1990年大选中，仅获41的选票，10亦与议会无缘，只是在1991年2月公民论坛分裂导致以公民论坛身份当选的几名代表加入社会民主党后，社会民主党才有了自己的议会席位，成为东欧各国中第一个进入议会的老社会民主党；惟有作为民主力量联盟的创始党之一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

8、党在1990年6月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29席，11成为民主力量联盟中最有影响的党，但随着与民盟中诸右派党的分歧加深，在民盟日益为右派党控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退出民盟，影响大为下降，到1991年10月大选民盟上台执政时，竟因得票极少未能进入议会。此后，除捷克社会民主党外，它们几乎全都一蹶不振。 因此，二战前的历史对当前政治转轨的影响与其说体现在上述老党的独立或重建上，还不如说体现在这些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确立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为目的东欧政治转轨的过程也就是东欧“西化”的过程，因此，东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与其咫尺之遥的西欧，对于当前的政治转轨具有不可

9、忽视的作用。 东欧国家独立以前四五百年的历史充满了被侵略、遭欺凌的痛苦经历。14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占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的中部和东部、瓦拉儿亚和摩尔多瓦(1862年起改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和黑山的部分地区。1617世纪，随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1916年并入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被其兼并，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后，上述地区自然转入奥匈帝国的麾下。波兰虽不像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那样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奥匈帝国统治，但也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

10、利三次瓜分，12进入了被奴役的时期。 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历史给东欧各国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于其属下巴尔干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影响，“不管是作为统治者还是敌人，后者滋养了好斗和复仇的文化，都是深远的。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当地人转而信奉伊斯兰教；其他地区信仰东正教的农民被奥斯曼人统治。与西方的基督教不同，东方的东正教很少关注个人的力量，而偏爱于集体的作用。”13由于奥斯曼帝国在征服了一个地区之后，往往取消当地的世俗政府，而以东正教会作为其代理人进行统治14，东正教在该地区文化中的份量更得到了加强，因此，“这些地区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也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

11、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15而哈布斯堡王朝乃至其后奥匈帝国版图上的东欧国家，则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其宗主国的文化，大多信奉天主教，“把罗马看作是精神指导并因而更多地呈现出西方的景色”。16匈牙利还乘1848年欧洲革命的大潮，建立了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曾被三次瓜分的波兰的文化同时受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冲击，“处于罗马天主教、路德教派和东方东正教的结合点上。”但是，波兰民族更青睐于西方文化，“认为自己是面对拜占廷俄罗斯的拉丁文明的桥头堡。”171791年通过的“五三宪法”也确立了以多数表决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西方民主体制的雏形。可见，东欧位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交界处，或者可以更

12、进一步说，它已经成为“西方分权传统和东方集权传统的过渡地带”。18其中，受所谓“西方分权传统”熏染的匈牙利、捷克等国较之带有所谓“东方集权传统”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似乎更易于接受西方民主体制，政治转轨更为顺畅一些。而由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马其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剧变后四分五裂，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流血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历史文化传统仅只是提供了政治转轨的土壤的话，那么，东欧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行西方式民主制的经历则更直接地影响着当今的转轨进程。毕竟，“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

13、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19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曾经声名显赫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其控制下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获得了解放，波兰也赢得了苏俄的承认，成为主权国家，连同早几年独立的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东欧各国几个世纪以来依附于别国的历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独立后的东欧各国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推行西方式民主制的试验，“向西方特别是向法国寻求议会制度的蓝本”，“经过广泛的投票选出了议员”，政党也不少，“特别是在比例代议制已载入宪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1

14、92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下院就坐的有十七个党派参加竞选的党派多达二十二个。在波兰的国民议会里有十四个党派。南斯拉夫的议会里有十二个党派，保加利亚议会里有九个，而罗马尼亚议会里的党派之多竟难以准确区分。”但“不幸的是，把外国事物生硬地嫁接到土生土长的政治机体上，自然会产生混乱，促使腐败作风蔓延。加之这些国家无一不有有势力的集团，它们仇恨这些政治机构的存在，想方设法要搞垮议会制度；于是在这十年(指20世纪20年代作者注)之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挽回”20。 匈牙利在从1918年11月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但都没能维持住

15、统治，君主立宪政体得以恢复，开始了霍尔蒂的法西斯统治；保加利亚以农民联盟领导人亚历山大斯坦姆鲍利斯基为总理的政府在当政3年之后，因主张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君主国的未来在1923年6月引发了国王和军队的政变，保从此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道路；阿尔巴尼亚1924年6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成立的以范诺利为总理的政府只存在了6个月就被阿赫梅特索古为首的复辟封建势力21取代，改行了君主制；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君主立宪制极不稳定，各党派尖锐对立，甚至在议会内发生枪杀事件，致使国王以此为籍口，于1929年1月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并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开始实行君主军事独裁；罗马尼亚

16、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的所谓“民主试验”也以建立“铁卫军”为代表的法西斯政权而告终；波兰尽管“从建国之日起就是由一个比巴尔干任何君主都更有权势的独裁者约瑟夫，毕苏斯基统治着”，所谓的“议会时代”也因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的政变而“突然中断”，22但这段历史毕竟“给了波兰人重新赢得国家主权、议会主义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的经历”23。 只有“一战结束时在奥匈帝国北部边缘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直到二战开始前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民主制的唯一东欧国家”24。它于1918年10月成立共和国，1920年2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还“准许了把某些民主自由变成法律(言论

17、出版自由、集体自由和罢工权、八小时工作日、佃租的保障、国家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健康保险，诸如此类)”25。从建国到1939年3月被德国占领的20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在多党选举的基础上，共存在过16届政府，“同样的党农民党、民粹党、民族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民主党在一个接一个的联盟中出现。在总统的主持下，精心构筑了一个特殊的政府体制。这些党间的合作在早期阶段以所谓五党委员会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五党委员会包括最大的政党的代表并就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事务进行协商。”26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东欧国家二战前的经历对于当前的政治转轨和今后政治发展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如果在

18、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后的奥匈帝国所属的东欧领地间划上一条分界线的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条线的西北排列着今天公认的政治转轨“先行者”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东南则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后进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毋庸多言，两个帝国在东欧遗落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已昭然若揭。不仅如此，它还将影响着东欧的未来，换句话说，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轨步伐因其文化传统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适应性仍将快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巴尔干国家。 第二，“不是说没有民主历史的社会将必然难于推行民主化，但如果后共产主义社会认为其当前的制度转轨是过去的必然扩展的话，民主的

19、巩固就会有更多成功的机会。”27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最为典型。“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记忆对于当前的捷克共和国来说是深刻的。议会选举定期举行，政府作为这些选举的结果被挑选。多党体制和比例选举制持续了整个阶段。在议会内主导的统治模式是五党联盟，联盟伙伴在联盟内部通过在内阁政策形成之前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来协商它们的不同。这一模式在后共产主义19921996年四党联合政府中得以重复。”28而在两次大战之间与捷克人同处于民主体制之下的斯洛伐克人却没有同捷克人一样把这段经历“看作是重建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相反，他们认为其时的政府是“捷克霸权的工具”，29并因之宁可认同1939年3月

20、成立的作为纳粹德国的傀儡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他们的眼中，“斯洛伐克国的建立实现了许多斯洛伐克人想有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愿望，而不管其建立的方式和性质如何。”30斯洛伐克人对民族独立的高度推崇可见一斑。由此看来，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乃至其后捷克和斯洛伐克在转轨进程中的不同表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在这里，西方民主模式曾经有过的顺利运作以及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已经并将继续推动捷克的政治转轨进程，使之走在东欧国家的前列。 第三，“除捷克斯洛伐克外，所有的东欧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都没有通过它们的第一次民主试验。”31这表明：“民主制不是可以简单地移植到一个国家的东西。不管宪法多么民主，民主制的实行仍取决于温和、宽容

21、、妥协和克制的普遍态度。不能把民主制强加给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自治经历的人民，并期待它起作用。民主需要实践。没有经验和温和态度，民主制将变得无序和混乱，政治家和政党将无法按规则行事，民主制不久便会结束。”32东欧的政治转轨同样面临着西方民主体制能否在东欧土地上生长的问题，在转轨初期，因缺乏经验及对抗与妥协相结合的斗争技巧也曾陷入混乱无序之中。然而，较之两次大战之间面临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阴影的东欧，当前东欧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外部环境似乎更有利于西方式民主制的生存，这一问题还有待于今后深入加以探讨。 (责任编辑 简隆德)注释： 1 Sten Berglund andJanAke Dellenb

22、rant(ed)，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 ： 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p2462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81.3 同上书，第123页。4 同上书，第137页。5 同上书，第176页。6 同上书，第

23、180页。7 法新社布拉格1998年6月20日英文电。8 GOrdOn Wightman(ed)，Party Formation in EastCentral Europe：Post-Communist Politics in Czechoslovakia，Hungary，Poland and Bulgaria，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5，p2359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Politics，power，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South-East Europe,

2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2110 Michael Waller，Bruno Coppieters and Kris Derchouwer(ed)，Social Democracy in a Post-Communist Europe,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94，p12211 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584页。12 奥地利因忙于干涉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参与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13 Paul GLewis，Theor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25、 Patterns of 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Commun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March 1997，NO1.Volume1314 详见Sten Berglund，Tomas Hellen and Frank HAarebrot(ed)，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p2315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第36

26、3页。16 Michael GRoskin，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Prentice-Hall，Inc，1991，p1117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018 Sten Berglund，Tomas Hellen and Frank HAarebrot(ed)，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er

27、n Europ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8，P1419 美亨廷顿：第三波一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第325页。20 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17页218页。21 索古曾于1922年12月出任政府总理，后于1924年6月被资产阶级民主力量赶下台。22 同20，第241页。23 Karen Dawishaand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it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

2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6924 同上书，第151页。25 捷弗郎蒂舍克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根据1962年7月第一版重排，第138页。26 Sten Berglund and Jan Ake Dellenbrant(ed)，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p144.27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6828 同上书，第151页。29 同上书，第200页。30 同上书，第20l页。31 Michael GRoskin，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Prentice-Hall，Inc，1991，p432 同上书，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