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佛法之东传.doc

1、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佛法之东传 佛教 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他又被称为“佛”或“佛陀”，意思是“觉者”或“觉悟了真理的智者”。据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子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当。据有关资料记载，释迦牟尼因亲眼目睹了世间生老病死等各种苦难，因此毅然出家。先是到深山修苦行，但毫无所获，后来在一棵菩提树下经过49天宴坐沉思，悟到一个“真理”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不存在，该事物就不复存在。因此，一切事物都是

2、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都无自性，都是“空”的。既然如此，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包括自身）就不应该刻意追求，苦苦执着。既然对一切都无所追求、执着，又何烦恼之有！据说，当释迦牟尼悟到这个“真理”后，便“大彻大悟”，尽除烦恼，证成佛果了。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就开始收徒传法。他所说的教法据说是84000法门，但若就其根本思想说，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苦集灭首”。“苦集灭道”在佛道中也称“四谛”、“四圣谛”。“谛”者，真实不虚之义，“四谛”即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的道理或真理。所谓“苦”，亦即“人生皆苦”、“一切皆苦”。除了生、老、病、死诸苦外，还有“求不得苦”（即欲望得不到满足之痛苦）、“爱别离苦”（即生离

3、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自己意气不相投者一块相处之苦恼）及“五取蕴苦”（由于把五蕴和合之假身执着为真实之存在所造成的种种痛苦）。在原始佛教看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岸”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或者“入灭”，即“四谛”中的第三谛“灭”。当然，要“入灭”或者说要获得解脱，首先必须弄清楚造成痛苦的原因，这就是“集”。“集”之本意是“招集”或“集合”，意谓“招致”苦难的原因。原始佛教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烦恼”，而“烦恼”之最大者即是贪、瞋、疾“三毒”，或叫“三大根本烦恼”。此外，还有慢、疑、见等诸 多烦恼。因烦恼而迷于事、迷于理，此

4、即为“惑”，有了“烦恼惑障”，遂使身、口、意做不善之业，故有三界轮回之苦。当然，仅仅懂得造成痛苦的原因还不够，要摆脱痛苦，必须掌握脱离痛苦的方法，此即是“道谛”。“道”者，道路、途径之谓，亦即方法。佛教认为，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能出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进入一种“常乐我净”的境界。原始佛教所说的修行方法很多，最主要的有“入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后来，这些修行方法又被进一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到了大乘佛教，“三学”又进一步发展为“六度”。“四谛”法虽然是在原始佛教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成为佛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因为所有的佛教学说和理论无非是在探讨何以人生皆苦以及应该如何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而进

5、入涅槃彼岸。因此“四谛”法乃是贯彻佛教发展始终的最基本的教义。佛教原先比较注重人个的解脱，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由注重个人解脱发展为强调“慈悲普度”。如果说个人解脱有如一条小船，那么“慈悲普度”则象一只大船，故后来的佛教又称“大乘佛教”而称以前的佛教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初期强调以“空”求解脱，故称“空宗”；后来的佛教徒担心“一切皆空”最终会把佛国也“空”掉，又提出一种“万法唯识”的理论，亦即虽然世间诸法都是空无自性的，但作为诸法本原之“识”（亦即“阿赖耶识”）则是真实的。相对于以前的“空宗”，此系佛教称为“有宗”。印度佛教虽然典籍浩翰、派虽繁多，但若大而言之，不外大小二乘、空有二宗。到了

6、12世纪左右，由于佛教适应不了当时印度的社会需要，加上伊斯兰教诸王的入侵，佛教在印度逐渐溃灭。此后，世界佛教的中心东移至中国。当然，佛教并非到12世纪才传入中国，据有关史料记载，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就已东渐。对于佛教究竟于何时传入，佛教界、学术界众说纷坛，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佛教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已正式传入中国。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受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就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东传之初，当时人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佛教变成神仙方术的一种。本来，佛教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而其“一切皆空”的理论也不允许有什么长生不死的

7、神仙或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的存在，但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神不灭”却成为佛教的根本义。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流布，佛经的翻译日渐增多，逐渐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所谓“安译”，即安世高系，属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比较接近神仙家言；“支译”即支烃迦系，属大乘佛教，主要传性空般若学。“般若”是梵音，意译即“智慧”。般若学所说的“智慧”，主要指“缘起性空”，通过悟解诸学空无自性去求得解脱。中土般若学肇端于支娄加之传译般若经，但真正弘所般若学，使它蔚为大宗是的鸠摩罗什及僧肇等高僧。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所谓“六家”，指魏亚晋时期传扬般若学的六个佛学派

8、别，它们是本无、心无、即色、识含、幻化、缘会。“本无”一家后又分出“本无异”一宗，合称“七宗”。从思想内容说，“六家七宗”都在谈论、宣扬佛教“空”的道理，但具体说法却各有不同。从立论角度、思想旨趣说，“六家七宗”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派别，即心无、即色、本无。心无派即“心无宗”，其主要思想按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的，是“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死”。也就是说，这一派主要是从破除“心执”的角度去谈空，认为只要“心中无物”即是空，至于外境外物的空与不空，可以不去管它。即色一派包括识含、幻化、缘会、即色四宗。这四宗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点，都，都是从否定外境外法的角度去谈空，认为一切外境外法本身就是缘会、幻化

9、而有，并非实有，因而都是“空”的。本无派包括“本无宗”和“本无异宗”。此二宗都以“本无”谈空，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实际上，不仅本无思想接近玄学，其余各宗在如何流派的思想逐一进行批判，指出般若学所说的“空”，亦即“不真”，因其无自性、真实，故空。此说较接爱于印度佛教所说的“空”之本意，僧肇也因此而成为般若学的总结者。进入南北朝后，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逐渐转向佛性理论。南北朝弘扬性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慧远、梁武帝的佛性学说，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或“神不灭”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慧远以“法性”谈佛性，而此“法性”既是永恒不灭的精神，又是无处不在的“法身”，是把印度佛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神不灭”

10、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典型代表。梁武帝以“真神”说佛性，以“神性不断”说“成佛之理皎然”，其“真神论”带有更浓厚的“灵魂不死”的色彩。只有竺道生以“理”说佛性、以“体法”为佛的思想较接近于印度佛教的佛性学说。但竺道生所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理论和“顿悟成佛”思想，则深受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尧舜”思想的影响。而正是这一“众生有性”说和“顿悟成佛”义，自南北朝之后，逐渐入主中国佛教界，成为中国佛教学的主流。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时期的佛教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佛性理论，但其思想内容却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注重心性，可以说，隋唐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

11、把佛性心性化，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就表现形式说，隋唐时期的佛教是一种宗派佛教。此时期出现的佛教诸宗派，大多另辟蹊径，自造家风，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说己心中所行法门派”。天台宗以“性具善恶”的佛性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一改佛教关于佛性至善的传统说法和“南义北禅”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佛教宗派；其“五时八教”说更是别出心裁、自成系统，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法进行重新编排。天台宗不依经教精神，有人责备它改变了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华严宗糅合百家、兼收并蓄方面比天台宗走得更远，它以“圆融无碍”的理论为法宝，调和了中土佛教史上“众生有性”与“一分无性”

12、的尖锐对立，使它们各得其所；根据大乘起信论的“心造诸如来”及“一心二门”等思想，改变了华严经以“法性清净”为基础说一切诸法乃至众生与佛的平等无碍，从而使中土佛性论的唯心倾向更加明显，为以心为宗本的禅宗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作为中土佛教之代表的禅宗，更是全抛印度佛教之源头而直探心海，由超佛之祖师禅而越祖之分灯禅，完全改变了佛教之面貌。至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笼统地说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许较难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但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化具体化为诸如哲学、文学、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文化形式，那么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佛教之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组成

13、部分问题就变得非常的显而易见了。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即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暂时撇开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先秦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魏晋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魏晋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传播的媒介，进而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后为般若学所取代。至于隋唐二代，佛学则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如果在谈论隋唐哲学时把佛学排除在外，那么，隋唐哲学就会变得十分单薄，因此，许多著名学者都主张应该把隋唐佛学与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再如诗、书、画。这三者向来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但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绘画，都打下了佛教的深刻印痕。以诗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一不受佛教的深刻影响。作为两晋山水诗集大成者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对佛教义理颇有造诣的佛教徒。唐代的几位大诗人也多涉足佛教。李白以耽道著名，但也有“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然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则佛道兼修。早年白居易虽不信佛、道，但自江州之贬后，深知仕途艰险，于是寄情于山水诗酒之间，借旷达乐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