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docx

1、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读初学记引经考（首发）张小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国古代的类书始于魏曹丕时编成的皇览，此后历代皆有撰述。六朝以前的类书多已亡佚，现存者以唐代四大类书为最古，其中又以初学记的编撰为至精。该书“叙事虽杂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全书引文上万条，辑录保存了大量玄宗朝以前的遗文旧事，在校勘古籍、辑录佚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备受学者青睐。经学乃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是影响中国文化的核心因素。初学记中引录十三经的经文注疏达一千五百多条，对于探寻儒经古本的原貌和存真

2、辑佚颇具价值。李玲玲新近出版的初学记引经考（下文简称引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首次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注与今本十三经进行逐一的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考辨，厘清了异文产生的轨迹，订正了今本十三经经注的大量讹误，有助于初学记的进一步整理和其他类书引文的研究，是一部类书引经研究的力作。仔细研读引经考，发现其中闪烁着许多精彩的亮点。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厘清了张说与初学记的关系关于初学记的编者及撰述，文献所载多语焉不详或互有歧异。如大唐新语载唐玄宗敕命张说，让他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书成后取名初学记，由张说与徐坚、韦述等进上，

3、说明张说为此书的主要编者。然唐会要却云“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名曰初学记”，仅说是“集贤学士徐坚等”纂成此书，全未及张说之名。那么，张说到底参与其书的编纂没有呢？引经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进行穷尽、系统的梳理后，独辟蹊径，着重从行文用词及句法语意的角度，对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又初学记三十卷，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继良等分撰”这段关键文句作了精到而富有创见的分析：从艺文志的行文体例看，“又”字连接的往往是同一书的相关内容或同一作者的不同书籍，具体到上引文句，其中“又”连接的玄宗事类与初学记显是相同作

4、者撰述的两部书，即它们都由张说类集要事、徐坚等分撰。且句法上，“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与“徐坚等分撰”为联合关系；文意上，“分撰”当有对应的总述，则“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属总述部分，故“张说确实总领了初学记的纂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不明新唐书艺文志的行文体例而指斥其书“叙述未明，偶合两书为一”的错误观点，并对初学记成书后未题张说之名的真正原因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其书编成时正值他贬官期间。作者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艺文志行文体例的总结和句法、语意的辨析，考定张说为初学记的编者之一，厘清了唐以后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迷误，证据确凿，令人信服。二、归纳了初学记的编撰体例

5、初学记作为唐人类书中编撰较为精良的一种，其体例汇聚了此前各种类书的优点和长处。全书以类相从，分24部313个子目，每一子目下依次列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引经考对初学记中成千上万条的引文进行穷尽的梳理后，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归纳了其书的编纂通例及引经体例。该书第16-17页分别对叙事、事对、诗文的行文通例作了精当的总结，充分地突显了初学记中独具特色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叙事，“它是把各种资料按照内容的不同，以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统一在每一子部类目之下。经过整理后的文字，没有拼凑之嫌，语义顺畅，宛若天然”；事对，“首以大字书事对之辞，下以小字夹注出典。出典若词句晦涩，则复加注文来释典故。因

6、出典已为小字夹注，故注文与出典同为小字，引文与案语间并无明显标志，需特别加以分辨”；诗文，“兼录初唐，于诸臣附前代后，于太宗御制，则升冠前代之首。较玉台新咏以梁武帝诗杂置诸臣之中者，亦特有体例。诗文下，均先以大字标诗文题，后以小字出诗文具体内容”。又，古人引书虽“不拘于方”，但经过作者的勾稽、整理后，不难发现其引文实有一定之规。引经考第18-26页从上千条的引经实例中总结出初学记中所用意引、合引、选引、注文提示、句末总结、“又曰”提示新的引文、引文补足原书省略成分等方式。第27-28页还对其中较为特别的引注体例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考辨，指出初学记引礼记郑玄注或明引或暗引，而引高诱注则每引必注明“

7、高诱注”，这并不是说高诱曾注过礼记，而是编者援引淮南子、吕氏春秋中“高诱注”的内容来解释礼记中的疑难字词，类似的还有借周礼郑玄注之语来释礼记、左传之词，由此归纳出“古人作注，遇前人在相关字词已有注者，往往径引其文”的引注特色，藉此匡正个别学者以为高诱曾为礼记作注的错误观点。书中类似精彩的总结和考辨，时有所见。经过作者细心的爬梳和提纲挈领的提示后，初学记中贯穿始终而又隐晦不显的行文通例及引经、引注的体例，便易于把捉了，真正起到了以简驭繁之效。三、考辨了初学记引经中成百上千的异文据引经考统计，初学记引文总计有11124条，其中引十三经1566条，分别是礼记347条、左传233条、周礼230条、毛诗

8、194条、尚书191条、尔雅128条、周易116条、论语56条、仪礼25条、孟子14条、公羊传14条、穀梁传14条、孝经4条。该书第28-122页将这些引文与现今通行的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的经注逐条进行比勘，从形、音、义三端对其异文产生的原因及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深入地考察了其致异之由。书中以200多条典型异文的考辨为实例，分门别类地展示了初学记引经异文的纷繁复杂性：与形相关者有古今字、异体字两类；与音相涉者有通假字、同词异写的专有名词、联绵词三种；与义相关者有同义替换、避讳改字、方言差别、古今异称、双音化、同名异称、历日换算等。书中对每一例异文的考辨，极尽详赡之能事。如该书第35-36

9、页“犒槁”条，初学记兽部牛叙事引周官“军事供犒牛”的“犒”，今本周礼地官牛人作“槁”，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牛人”条下出“犒牛，苦报反”条。阮元周礼校勘记云：“唐石经、余本同叶钞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载音义同。是经注皆从木作槁，当据以订正。”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云：“古并无犒字也，汉碑亦止有，宋本释文作槁人，此正古字未经后人妄改者。”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谓：“汉人注经之例，经用古字，注用今字经槁注犒。”作者据阮、卢、段氏之说认为“犒”字后起，“犒劳”之“犒”古皆作“槁”，后为与枯槁义相区分，遂改木旁作牛旁而造“犒”字。引经考引用清人的考证结论对“犒槁”这条异文进行辨析，指出初学记作“犒”，乃以后起本字代古

10、字，结论原原本本，令人信服。又如第81页“柄枋”条，初学记文部史传叙事引周官“内史掌王八柄之法”的“柄”，周礼春官内史作“枋”。校勘记云：“掌王之八枋之灋，唐石经、诸本同，释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枋，叚借为柄。”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曰：“此经之义作柄为近。然古音方声、丙声同部，从方从丙字多通。”徐养原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枋，木可为车。从木，方声，与柄同音，故借枋为柄。”据此认为周礼作“枋”乃假借字。此亦借助清人的考证而对“柄”之作“枋”的异文由来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异文考辨，触目皆是。不难看出，面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纷繁的异文，引经

11、考多能条分缕析地对其是非作出细致的考辨和精准的判断，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对乾嘉学者经文考订论著的谙熟，因此每能援引其结论以助证自己对异文的辨析，显示出作者在异文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书中对这200多条异文实例的辨析，不仅对探寻古本经文的原貌、校勘今本文字的错讹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其他传世典籍的校勘也颇有借鉴意义，还可为汉语在文字、语音、词汇方面发生的历时演变研究提供丰富鲜活的素材与实证。四、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古籍在漫长的抄写传刻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讹误、错乱甚至亡佚等情况。清代学者俞樾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说明今本

12、已远非古籍原貌。欲探求古本之原貌，古类书的引文即最佳路径之一。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指出：“（类书）可考古书佚文异本，其用甚大。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初学记所引经文保存了初唐以前经籍的大量片段，而这些片段所据底本皆为唐以前的古写本，因去古未远，其中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原貌，以之与今本十三经对勘，既可纠正今本之讹谬，亦可辑佚失传的古籍。引经考第123-163页列举大量的实例从纠正谬误、保存古本、考订异文、补正辞书、钩沉辑佚等五方面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价值。书中对每则实例都作了详尽深入的考辨，如第122页“坼圻”条，初学记天部上雷事对“出豫 作解”引易“雷雨作而百果草

13、木皆坼”之“坼”，今本周易解卦作“圻”，阮元校勘记云：“石经、岳本、钱本圻作坼，是也。闽、监、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圻，经文坼（圻）字不明，当亦作坼。”引经考据此指出：“坼”谓裂开，“圻”指边际，用于此处不辞，当从阮校；今本经文作“圻”，乃“坼”字形近之误；初学记作“坼”恰可证阮校，今本周易当从之校改。作者详确的辨正，充分地楬橥了初学记引经用字对于校改今本经文的价值。又如第146页“萆”条，初学记岁时部上夏叙事引礼记月令“王瓜生”下注：“王瓜，挈也。”“”字不见于字书，由今本礼记月令作“萆”，可知“”即“萆”，“挈”就是“萆挈”，乃王瓜的别称。然“萆”怎会写作“”呢？汉语大词典收有“萆

14、薢”一词，但释义模糊。作者通过对“薢”与“挈”的语音考察，发现二者古音相近，由此认为“萆挈”即“萆薢”，“萆”因受“薢”的影响发生偏旁类化而写作“”。通过异文的比较，作者不仅考明了初学记引经中“”这个疑难怪字，而且还藉此将词典中的“萆薢”与“萆挈”（即王瓜）联系起来，并为“萆薢”提供了准确的释义。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在作者详赡的考辨和精当的阐述中，尽显无遗。五、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各种疏误引经考在充分挖掘初学记引经在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书在编撰时为使文字前后连贯、便于王子学习，常采取改写原文、补充省略字词、换用唐代常用词等方式，加之书成众手、引书繁多，因而其

15、中引文难免存在某些疏误。该书第164-226页即分别从意引、脱文、衍文、误倒、讹误、杂糅、题识错误等角度，客观地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错、讹、衍、脱、倒等问题，以丰富的实例印证了业师张涌泉先生所谓“类书引文不可尽据”的论断。如第167页初学记宝器部（花草附）萍事对“共祭祀 羞王公”引毛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引经考指出：今本诗召南采蘋小序的“能循法度”前多“能循法度也”5字，相关的语句在敦煌写经作“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句重文；初学记引文作“能循法度”当是编者不识重文符而脱，核之敦煌写本伯2529号，正作“能=循=法=度=”。作者通过异文的比

16、勘，发现今本及敦煌写经中“能循法度”句皆重文，由是认为初学记所引“能循法度”前因编者未谙重文符而抄脱“能循法度”诸字，所言甚允。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考辨，不胜枚举。引经考通过丰富的典型实例，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疏误行进详确的辨正，藉此提醒读者使用该书务必注意查考引文出处，检核其他典籍中相关文句的异同，从而对异文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免被其中错乱的引文所误导。还值得一提的是，引经考第228-473页所附“初学记引经表”，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文按今本十三经的顺序，逐条分上下栏列出初学记的引文与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对应的文字，并标注其详细的出处。如此穷尽地将初学记的引经文句与今本经文作直观的对照，使

17、其相异之处纤微毕现，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复核，也为后人对其引经作进一步的考探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实可宝贵。金无足赤，引经考在对具体的异文实例进行辨析时偶有疏误，个别论证还需斟酌。如第37页“埋貍”条，初学记礼部上祭祀叙事引周礼曰“以沉埋祭山林川泽”的“沉埋”，本书指出今本周礼春官大宗伯作“貍沈”，“沉埋”当是“埋沉”之倒文。释文出“以貍”条，其下又出“沈”字，说明陆德明所见本亦作“貍沈”。说文豸部：“貍，伏兽，似貙。从豸，里声。”段注：“即俗所谓野猫。”貍生活在野草丛中，以藏伏的方法等候猎物。根据这一特性，引申为埋伏，又引申为掩埋。并据以推断“埋”字说文无，当是“貍”的后起字。作者认为“埋”字

18、后起可从，然谓“貍”表“掩埋”乃因貍（野猫）在野草中以藏伏的方法伺候猎物而引申得来则恐非。其实，表“掩埋”义时，“貍”乃借字，“薶”为本字，“埋”则是其后起俗字，清人对此早有明确的阐述。说文艸部：“薶，瘗也。”段注：“周礼假借貍字为之，今俗作埋。”墨子备城门：“转射机，机长六尺，貍一尺。”孙诒让间诂：“貍，道藏本作狸，下同。案：貍，薶之借字。说文艸部云：薶，瘗也。谓机之薶于土者一尺也。薶，备梯篇作埋，俗字；备穴篇作俚，叚借字。”“薶”见于甲骨文，写作“”、“”、“”等形，象埋沉牛、羊于坎及泉。周礼“埋沉”句所用正是其造字本义。此外，书中校勘虽颇精审，然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生，故其中也偶有遗漏。

19、如第105页倒数第2行“则大、室古通用也”的“室”当为“世”之误；第111页第13-14行“即不避唐玄宗李治讳”的“玄”应是“高”之误。第228页“说明”第1条第8-9行“伏羲已重卦矣爻辞周公”当作“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等，此不赘。白璧微瑕，我们自不当以一眚而掩其大德。总的说来，引经考全书结构谨严，内容厚实，论证详确。不论对初学记编者的考证，还是对其体例的总结、异文的考辨、价值的抉发、疏误的揭示等，书中所论多可信从，绝大多数异文实例的考辨堪作范例，其结论可以直接“拿来就用”，是一部非常有用的书。引经考对初学记所引经注进行的穷尽而系统全面的研究，为今后同类著作的撰写树立了楷模，堪称“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初学记引文繁复，总计达11124条，引经考所论1566条引文仅占其十分之一略强，其中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宝藏尚待进一步挖掘。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作者有关初学记征引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研究论著，庶几以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