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赫舒拉发.docx

1、张五常谈赫舒拉发张五常谈赫舒拉发2006-12-02 13:09（一）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这很可能是因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

2、R.H.Coase）的学生。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史氏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

3、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数学是没有内容的。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

4、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

5、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共享上课之乐。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这是大宗

6、师的风范了。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二）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

7、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赫氏说话了：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

8、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可是

9、，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

10、的基本问题去吧。他于是问：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结果是不及格。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是周末的晚上，经济系举行师生酒会，我由于心情不好而没有参加。一位同学的太

11、太，在酒会上问赫舒拉发最好的学生是谁。赫氏的回应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国学生还是显得突出。从上述的同学那里听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样说，我于是改变主意：要求校方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作补考的准备。在那两个月中我重温初级经济理论，日夕不断地对最基本的概念钻研。后来补考轻易地过关。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作任何经济分析，我都是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点较为花巧或高深的理论也不用。从高处跌下来的心情并不好过，但后学的人应该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跌倒后站起来时要顾及的，是基础上的问题。基础不稳而向上爬，是操之过急，危险之极也。我因为该口试不及格而因祸得福。不过令我引以为憾的是

12、，据说因为我的缘故，该口试后来被取消了。（三）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思想快如闪电，但在教书时，自己知的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而他每说了一段话，就有意或无意地停下来，希望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也希望学生证明他是错了。当他认为学生所说的愚不可及，就忙顾左右而言他，听到较为可取的，就大加赞赏。这样的上课气氛，会使最愚蠢的学生变为天才。是的，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是个天才。我在中、小学时考试成绩不好。虽然那时有几位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成绩难以示人，心中不免戚戚然。进了大学，我的成绩很不错，但这只是读书考试的雕虫小技，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可以在学术上谋生，不得而知也。我是在硕士之后才听赫氏之课的，不过我可以说，他

13、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开蒙老师。旁听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识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将来要作教授是没有问题的。天下间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寻？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赫氏对学生的发问，通常立刻回应：这问题不重要，或这是个好问题。过不了多久，任何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就预先知道赫氏会怎样回应。这是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没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的，赫氏都认为问题不重要。我后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发问高手，因为我在几个星期内就学会了赫氏的法门。任何问题，我必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个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发问。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

14、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有时赫氏会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他似乎对学生们说：我所知甚广，对

15、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他是行内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书时他屈身下就，让学生们骑在他的背上。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说的，而赫舒拉发真的是做到了。赫氏思考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假若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会虚构地创造一个。比如有一

16、次，要解释生产量增加，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上升，真实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举出如下的别开生面的例子来：假若一只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两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来是六呎了。但假若一只草蜢的身体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却不会有六呎的。在座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释产量增加而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教科书上的成本曲线岂不是全都错了？赫氏有微笑的习惯，即使不高兴时他脸上看来也有笑容。那时，在美国的报章上有一著名漫画连环图，主角常笑，故名为 Smiling Jack。赫氏常笑，其名字为 Jack。于是，同学们给赫氏起了一个外号：Smiling Jack。一提起他这个外号，同学们都在

17、欣喜中表现着一种尊敬之意。我认为在大学念书时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没有原因的。（四）师以徒名，徒以师名在国际学术上是很普遍的事。那是谁的学生？或他的老师是谁？类似的话是常常听到的。大宗师不一定能出高徒。经济学巨匠如凯恩斯（J.M.Keynes）、费沙（I.Fisher）等的门下，就没有出过一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说青出于蓝了。已故的庄逊（H.Johnson）曾对我说，凯恩斯与费沙的思维超人几级，学生要跟也跟不上，因为老师高不可攀，弟子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庄逊的话有道理。不过，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却桃李满门而出高徒，又怎样解释呢？佛氏的一位颇有成就的门生对我说：佛利民不断地向我挑

18、战，使我寝食不安地要胜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学到不少学问！这个解释也有道理。在本世纪经济学界内，教出最多优秀学生的是奈特（F.H.Knight）。他有四位学生获诺贝尔奖（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逊），很可能还有一两个会获得该奖的。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换的一代宗师。他自己不能获取诺贝尔奖（该奖在经济学成立颁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

19、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

20、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

21、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