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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绿水青山杯全国随笔杂文大赛征稿在师部乌龟坐的那些日子.docx

1、XX绿水青山杯全国随笔杂文大赛征稿在师部乌龟坐的那些日子XX“绿水青山杯”全国随笔、杂文大赛征稿:在师部“乌龟坐”的那些日子我们三师政治部是一个科一个房间。依次排过去是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保卫科隔壁是政治部秘书的办公室,再隔壁的一间就是政治部程主任的办公室了,当然更头上的那间最大的,是政治部的会议室。两次讨论我入党的支部大会就是在那个会议室召开的。那时我调到组织科的时间还不是党员,所以有人提意见,怎么在组织科工作能不是党员呢。这个意见是在1973年秋天的一次內部的类似整风的运动中有人提出的,于是我在组织科工作了一年时间后,就调到隔壁的宣传科了。在宣传科,工作状况跟组织科一样,也是军队干部与

2、我这个知青一起,六人围着摆在一起的六张办公桌坐,那时有人把这种坐法称为“乌龟坐”,也就是全科的两个科长四个干事围坐一圈。那时候我虽不穿军服,没有领章帽徽,但也设法搞了一件褪色的军装或军便装穿穿,把自己也模仿得像个军人一样。之前的调到组织科,我确不是党员,那显然是调得太匆忙了,如果是调进一个知青党员,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说实话,那时候,1972年的二月,我本是不愿意上调的,因为在连队生活得挺好,类似如鱼得水,还有一个关节点,那就是上调的前四天我刚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们连队那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指导员刘仪,鼓励我尽早地创造条件入党,所以听了心里热呼呼的,确实那时候连队很看重我。我们这个有着150多

3、个男“三类人员”、150多个女“三类人员”的“场员连队”,就我一个是知识青年。我的职务是连队文书兼仓库保管员。因为在这样性质的连队里,也只有这么一个岗位是知青可以担承的,所以我便担承了这么个岗位。在这之前,我们这个连队还有二十几个兵团战士,称为兵团战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兵宣队”。在兵宣队撤回到原来派出的知青连队之后,这个连队就留下我一个知青,把唯一一个经过团部核准的知青岗位给了我,不让我回到原先的派出连队去,从这个选择看,就可见连队领导对我的重视。谁叫我是兵宣队里惟一的一位“老三届高中生”啊,且不喝酒不抽烟的,而且有空就喜欢写写画画的,多好的培养苗子啊。在兵宣队暂时进驻这个政治情况复杂的

4、“场员连队”时期,我是男“兵宣队长”,还有一位女“兵宣队长”是郑小洁。我们这个“兵宣队”与当时连队干部(包括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一起担负着“改造场员”的任务,具体工作是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们三师九团政治处里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我开始是由三师九团十四连抽调到团“一打三反”办公室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要加强三营十三连的力量,所以我就从团“一打三反”办公室直接下派到三营十三连这个场员连队去当“兵宣队长”。由于我们“兵宣队”在运动中连续参与侦破了几起积案,其中一起是较为重大的“反革命标语案”,当场宣布了一位被冤枉多年的女场员无罪。然后又通过积极的“攻心”战,使得一位当时还担任着场员组

5、长职务的隐蔽很深的张姓女场员,被迫交待了自己连续四次的作案过程。这一次的积案突破,使我们这三营十三连“兵宣队”声名大噪,因为这个原因我被当时的团“三代会”选中去作“先进事迹讲用”报告。我在插滿红旗的团部礼堂侃侃“讲用”的时候,我身后主席台正中的那位来自师部的政委李崇光,就以他抑制不住的喜悅连声说“好”“生动”“紧张”“真好”,我甚至在作报告的时候都清晰的听见了这位性情中人不加掩饰的喝彩之声。其实这一刻,我的上调师部的命令就已经在师政委的头脑里成型了,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后来知道,“兵宣队”就是李崇光政委创意成立的,对兵宣队工作的肯定,当然就是对这份创意的肯定,李政委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后来,

6、“一打三反”运动如期结束,全团派往各场员连队的“兵宣队”都结束了使命,纷纷返回原知青连队。如前所说,我们三营十三连的“兵宣队”除我以外,所有男女战士都返回了三营十四连,留下我一位担任十三连的文书兼仓库保管员,占了这唯一允许知青留在“场员连队”的岗位。十三连这么看重我,我心里当然是激动的,也寻思着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而难以想象的是,不多久,连队指导员就动员我入党,那天把我叫到他所住的宿舍时突然对我说:你对党有什么看法?当时我一听,心里就紧张,也许是因为政治运动参与多了,对“对党有什么看法”这样的句式相当警觉。我心里想,我怎么能对党有“看法”呢,于是赶紧一连串的表白,说我对党沒看法,真的对党沒

7、看法,我对党不会有看法,我怎么可能对党有看法呢!连队指导员看到我如此的模样,眉头皱得很深,大声说:你怎么对党沒有看法呢,你应该说愿意靠拢党,争取早日入党,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我大楞,又大喜过望,心里想,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呢,难道指导员真心要发展我入党?说老实话,我当时心里是有很多疙瘩的。这些疙瘩,全是政治疙瘩,也就是为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想起一年前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就向连队领导讲了我自己的这个顾虑。当时连队里的王副指导员和孔副连长做了我的入团介绍人,他俩都是连队副职,不是军队干部而是地方干部。因为连队里也只有我一个兵团战士,况且那个时候整个共青团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沒有团中央,

8、各省沒有团组织,是由基层开始一点点的恢复起来的。所以两个上了年纪的地方干部来做我的入团介绍人。他们让我填写入团志愿书,一齐鼓励我,说你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的1958年由于“错误言论”被降职降薪,那也是你父亲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努力,你父亲的问题不会影响你入团。那一关闯过来以后,心里巳经有所舒展,但是入党的想法还是远在天边的。入党毕竟不比入团啊。我在思想里根本不敢去触碰。所以那天晚上刘指导员皱着眉头听我急切表白对党沒有看法的时候,我心里也根本没有想到是党组织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掌”。也因为如此,我至今还是很感谢我的连队指导员刘仪的。他的那张娃娃脸,多么纯洁,多么正义,多么可爱啊。谁知好景

9、不长,刚刚过了四天,刘指导员又皱着眉头非常真诚非常痛心的说:怎么办呢,上边要把你调走了。我很奇怪,问调什么地方?开始还以为要调去团部,因为曾经听说团部要办一所小学,要调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知青去当老师,有人曾经提议过调我,说我有杭四中高中一年级的学历,在众多老三届知青中我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而且在当时的“浙北报”上也发表了诗歌处女作,这样的人太适合当小学老师了。但是,没想到是上调师部,师部不在安吉,远在湖州,也不知道调去是叫我干啥。这个调动消息当然使我老大的不滿意,我自己觉得在连队工作很自如,而且都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前景了。所以我也当着刘指导员的面,明确表示我不愿意调师部,这个表态显然使得刘指

10、导员十分满意。他就跟我说,我们部队是一级服从一级的,我们不好说不服从调动的话,如果你自己能向师首长表达自己不愿意调的意愿,那倒是有可能还会留在连队。刘指导员再三说:尽管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你也不妨试一试。就这样,刘指导员决定亲自陪我去师部报到,同时让我在师首长面前讲明自己的想法,作最后的争取。我去团部开好了一切上调师部的各种证明以后,拿着我的一只小箱子,然后就坐上卡车,由刘指导员陪着,一路颠颠簸簸的往师部开去。卡车上坐着的还有不少军队干部和兵团战士,都是我们九团参加师部农业学大寨大会的代表们,我们就是借着团里去师部开农业学大寨大会的车辆去师部的。那时候,三师师部开大会都是很“革命化”的。我们

11、三师沒有大礼堂,就借用马路斜对面的511部队大礼堂召开我们的大会。511部队是个铁道师,平时师部驻守人员很少,大礼堂经常是空着的。我们当时到了三师师部,就发现师里面的好多干部都已经集中到对面511部队大礼堂去现场办公了,据说师政委李崇光也巳经在那儿了。所以我在三师师部放下小皮箱以后,跟刘仪指导员一商量,就当机立断,两人直奔三师师部斜对面的511部队大礼堂,直接找师政委面陈请求。在511大礼堂大楼前侧的一个铺满了稻草和一张草席的窄小房间里,我们果然见到了身躯胖胖的李崇光政委。他正斜卧在草席上看一个文件,见到我们推门进去,便一眼看见了我,高声说:啊你来了,来报到了。我叫了声李政委,然后介绍说:这是

12、我们九团十三连的刘指导员,他是陪我来的。这时候我们这位娃娃脸的刘指导员立即向政委敬礼并且大着胆子说:我是陪小黄来师部的,小黄本人的意思说他这几年还是想留在连队,在基层继续锻炼比较合适。而我这时候也马上恭恭敬敬对李政委说:政委,请允许我继续在连队煅炼自己,我觉得基层对我更合适。这时候只见李政委脸色一板,不高兴了,也不看我,只用手指着刘指导员高声说:不要说调一个兵团战士,我就是要调你来你也得说来就来,你怎么这点都不懂?刘指导员的脸色刷地就白了。这时候李政委又很严厉地说:你是这次农业学大寨的代表吧?刘指导员说不是,李政委厉声说:你不是代表,来师部干什么?刘指导员赶紧敬了一个礼,转身就走,我便转身追了

13、出去,直叫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一路小跑,听我叫唤就停下脚步说: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跟指导员说:我们的事怎么办?刘指导员边走边摇手说: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就这样调到了三师政治部,被领到了组织科。组织科有两位科长,三位干事,都是军队干部,加上我一个共六个人,每天围着桌子“乌龟坐”。学大寨大会结束之后,李祟光政委第一次走过我们组织科门前,从窗外瞥眼,看见我坐在那里,就大声说:小黄来了,很好,很好,就走了。当时科里面的五位解放军就一齐看着我,我心里紧张,知道我肯定是被李政委点名调到师部来的。由于师首长的这一份“青睐”,所以科里面的领导和干事们看我的目光多少就有点异样,这使我觉得不自在。当

14、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许他们很自在,根本没有那么想。但是,不自在的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大约一个礼拜后,李政委在走过我们组织科门口时,顺便走了进来,把他的十几封沒有拆封过的信一摞儿放在我办公桌上,说:你帮我回信。我没有时间。说完就走了。我看着这一大批信封上写着“李崇光政委收”的信直发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而全科的军队干部也都很惊讶的看着我,为师政委扔来这么大的一份信任而讶异。我们科里的刘科长后来说政委叫你回信,你就回吧,表现得很宽厚。于是我就一封一封拆开信,看里面的內容,然后帮着写回信,回信也塞进那个信封,我想让李政委看着作参考,是不是应该这样回,如果可以,他就抄写

15、一遍,我琢磨这样的话也能省了他看信的时间。而碰到有些信,我就会起草两封不同的回信,比如说有一位女兵团战士这样写:“李叔叔,由于您的关怀我终于调到了生产建设兵团,我现在到了xx连队,但是我很希望要有一件军装,不知你那里有沒有多,如果有多,能不能给我一件?”像这样的信,我就起草两封回信,一封说我有这个军装,可以给你一件;一封说我这里沒有这个军装,然后写一些鼓励她在兵团努力干革命的话。我这样为师政委处理私信的工作,也有几回,因此不免引起了一些人的想法。我那个时候在组织科的身份是青年干事,也就是说,是在组织科副科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有关在三师恢复各级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但是在组织科工作一年之后,由于內部

16、的整风运动,就有人提出小黄还不是党员怎么能在组织科工作呢,又说师首长怎么让一些私信让一个不是党员的同志去处理呢。其实,后来明白,这是在对李崇光政委提意见,同时把我给捎上了。自然,由于是运动,李政委后来也顶不住了,我便从组织科调到了隔壁的宣传科,做了宣传干事。宣传科的吴科长对我也很关照,下连队的时候总是把我带着,觉得我撰写的师政治部简报和在科里面从事的宣传工作,很能体现政治部程主任和他宣传科长的意图,比较得力,也因此,我的入党问题也迅速提到了日程,吴科长跟我谈话,要我积极向组织靠拢。我想我再怎么个靠拢呢,一天到晚听着广播里的军号声上下班,甚至听着军号声熄灯与起床;一天到晚很谨慎的在办公室里面“乌

17、龟坐”,在各位军队干部的目光下从事领导交办的各类大大小小的任务,包括为同一个大会而给各位师首长起草不同语气的发言稿,甚至一夜赶活儿到天亮听见雄鸡与军号一起叫,这还怎么个“靠拢”法呢,难道还要我去说各种讨好领导的话?说那些话我也天生不会。于是想,就由它去吧,白天好好工作,晚上回到宿舍没事就写我的诗歌,看我的书,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吧。后来到了1973年夏天,我们宣传科隔壁保卫科的那位脸庞圆圆的张科长就来找我谈话了,说他亲自到杭州外调过了,就为的我父亲的“政治问题”,我当时心里一惊,由保卫科长亲自出马外调说明师政治部对我入党问题的重视,但也说明问题的不同寻常,一时真不知是祸是福。张科长和颜悦色对我说

18、,在反右运动中你父亲一共有七句“言论”,这七向“言论”当中的第一句,也是最厉害的一句,是说你们领导做事情心中一定要有一盘棋的考虑,不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张科长对我说,小黄啊,这句话现在看起来也沒什么大问题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向领导提意见也会这么提,但是小黃啊,你也要看到那时候全国的右派分子都在向党进攻,你父亲在这个时候向单位的党员领导提出这样的意见这就有问题了,你一定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于是立马上向他表态:那个时候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父亲在这个时候提意见是不对的,我一定要从政治上跟他的错误划清界线。张科长立刻肯定了我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于是,不久,在政治部会议室为我的入党问题召开了政

19、治部党支部的第二次支部大会。先前的第一次支部大会,就因为我对父亲“问题”的政治立场表达得不够充分,结果沒有被通过,而事隔几个月,在1973年的11月份召开的第二次支部大会上,情况就大变了。而这次党员大会,李崇光政委也罕见地出席了,他一般是不出席政治部的党员大会的,尽管他的组织关系也在这个党支部内。记得李政委那胖胖的身躯坐在会议桌的顶端,用眼睛一遍遍扫射众人的时候,那种威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我知道他是为了我而来。当我读了自己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并且通过入党志愿书表达了我的所谓“明确的政治立场”以后,有人发言就表示了肯定,比起第一次的支部大会好话就明显多了起来,接着就是举手表决。这时候我就注意到李崇光政委炯炯有神的眼睛抬了起来,直视全场,并且第一个首先高高举起了他胖胖的手,于是我就看见了所有的手举得像小森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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