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钢铁业发展经验借鉴.docx

1、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钢铁业发展经验借鉴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钢铁业发展经验借鉴 日本是亚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且钢铁业在其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我国，曾经为城市化初中期发展和城市建设做过突出贡献的钢铁业近两年却遭遇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钢铁业和城市化的矛盾日益尖锐，钢铁业的未来路在何方？本文探究了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阶段，其钢铁业的发展困境及应对办法，旨在为解决我国当前钢铁业的发展困境提供借鉴。1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日本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6-1945年）为缓慢发展阶段，伴随着日

2、本明治维新的结束，日本步入了近代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推动日本进入城市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工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逐步上升，而农业就业人员比例开始下滑，但是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一阶段日本的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其城市化率只有28%。第二阶段（1945-1970年）是日本快速城市化阶段，恢复经济成为日本战后初期的首要目标。工业方面，日本政府实行了以煤炭和钢铁为重心的产业政策，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直接带动了日本金属、钢铁、机械的出口和快速发展，对日本经济恢复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在日本1953年出台的町村合并法的刺激下，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到1955年日本城

3、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上升至56%，较战后翻了一番。从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到1970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就业增长的相对贡献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工业化基本完成，而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推动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到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上升至70%。第三阶段（1970年-至今）是日本城市化后期，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呈现出向大城市周边辐射和扩散的趋势：城市的吸引力下降，企业和人口开始撤出城市中心地带，向周边的郊区或卫星城市转移，城市化的步伐放缓。而1999年平成大合并的实施，又一次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到2011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到91.

4、3%。研究显示，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大于70%时，城市化进入后期阶段。我国在2011年12月，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27%，预示着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的后半段，大致相当于日本1950年前后的城市化水平，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二战后日本城市化进程的中期阶段以及城市化后期钢铁业的发展方向，旨在为我国钢铁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借鉴。2 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钢铁业发展状况日本城市化中后期阶段，其钢铁业的发展从粗钢产量增长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到1973年，是日本钢铁业的快速发展阶段，粗钢产量逐年递增；第二阶段为1973年至今，是日本钢铁业的调整期，粗钢产

5、量始终保持在1亿t左右的水平。作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二战后日本政府实施了针对钢铁工业的倾斜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钢铁业的发展。在1950-1973年期间，日本粗钢产量直线上升，1972年日本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t，1973年达到历史峰值1.2亿t。除了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一时期钢铁业的发展与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外部需求也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日本GDP增速大致维持在10%左右的高速发展水平，来自汽车和机械行业的钢铁需求旺盛。同时，日本钢铁生产工艺已经高度发达，廉价的钢材产品开始出口到欧美等国，且出口量逐年攀升，到1971年日本32%的钢铁产品用于出口。19

6、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成为日本钢铁产业历史性的转折点，日本国内需求大幅下降，GDP增速在八十年代降至5%以下，在九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国内钢铁需求持续萎靡，出口受阻，钢铁业步入调整阶段，粗钢产量基本维持在1亿t左右的水平。九十年代恰逢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强劲的外部需求和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为日本钢铁业留出一线生机，到2009年日本钢铁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17.2%上升至42.6%。日本钢铁工业是典型的临海型布局，绝大部分钢铁企业分布在面向太平洋的带状工业区内，这一布局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基本成形，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原料及能源极度贫乏，沿

7、海型布局可以避免铁矿石、焦煤等原料的内陆运输，从而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也是日本主要的钢铁消费市场，东京、名古屋、大阪、横滨等都分布在日本的东部沿海地带。到1972年日本已经形成六家大型钢铁企业独领风骚的产业格局，分别是新日铁、川崎制铁、日本钢管、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和日新制钢。2002年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合并为JFE，2012年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合并为新日铁住金，而同时，新日铁住金与神户制钢也有交叉持股现象，可以说，日本钢铁企业两大集团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两大集团粗钢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70%以上，产业高度集中。3 日本如何应对城市化中后期的钢铁业困境日本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其钢铁业发展

8、也遇到不少困境：二战后其钢铁冶炼技术和工艺还十分落后，钢铁业面临着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的考验；七十年代又遭遇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钢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需求萎靡之下的产能过剩；八十年代日本钢铁出口不仅遭到欧美等国的限制，还背负着日元升值的压力；九十年代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经济萎靡，需求不振，钢铁业几乎停滞不前；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环保问题的升温，日本钢铁业需要以环保为核心进行技术革新。然而，日本钢铁业在历经诸多挑战之后，仍然在当今世界中享有钢铁强国的称号，这对中国解决当前相似的产业困境的借鉴意义重大。3.1 生产落后，三次合理化计划推动产业蜕变日本钢铁业起步相对较晚，自1901年日本第一家钢铁厂

9、八幡制铁厂成立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冶炼技术来发展本国钢铁业。二战后，日本钢铁业较战前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其技术工艺落后，钢铁产品质量、数量、品种等方面较欧美还有很大差距。到1945年前后，日本粗钢年产能已提升至770万t左右，但受战争影响，产量仅停留在100万t的水平。如何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发展钢铁业，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了战后日本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为此，日本政府从1947年起就把钢铁业作为超重点扶持对象之一来发展，主要体现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的三次合理化计划上。第一次合理化计划从1951年开始，五年内日本共向钢铁业投资1282亿日元，其中50%用于轧钢设备升级，而设备升级

10、的最主要途径就是进口。当时，日本大量引进一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使其钢铁生产水平迅速上了一个台阶。据统计，1955年日本高炉炼钢的单位焦炭消耗量较1952年降低23%，轧钢设备单位能耗减少74%，优质品率提高24%，生产效率提高66倍。第二次合理化计划期间，日本向钢铁业的实际投资额达到5459亿日元。此次计划中对轧钢部门的投资同样占到总投资额的一半左右，但是与第一次计划相比，增加了对高炉的投资，投资占比从12.6%上升至17.8%，新建了11座1000m3以上的大高炉，并从奥地利引进纯氧顶吹转炉设备，还从美国引进企业管理制度。这次计划的实施，推动日本钢铁业的迅猛发展，在此期间钢铁生产的年均

11、增长率高达18%，到1960年前后，日本钢铁年产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位居世界第三，出口量则已跃居世界第一，设备水平均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单位生产成本低于美国。第三次合理化计划的实际投资额高达8592亿日元，重点是建设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新日铁、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住友金属、神户制钢等纷纷在沿海选址建厂，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设计能力均在年产钢1000万t以上，生产能力占全部新增产能的70%以上，成为日本钢铁工业的核心。此外，日本钢铁业在五、六十年代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对于下游用钢行业的扶持和行政指导。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立法等方式（如1952年的町村合并法和1961年的新市町

12、村建设促进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城市化水平，而且还间接地扩大了钢铁需求，促进了钢铁业发展。可见，战后日本钢铁业的繁荣基本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通过政府或强制实施或间接引导或与企业协商等措施，日本钢铁业朝着政府设定的方向和目标发展起来。因此，适时以及适当的政府干预和扶持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行业具有重大的指引和促进作用。3.2 钢铁贸易摩擦升级，政府由妥协到强硬的反制经过三次合理化计划，日本钢铁产量成倍增长，技术经济指标有了进一步提升，钢铁设备实现国产化，钢铁产品成为日本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产业竞争力反超欧美，在1960-1969年的十年中，世界钢铁贸易量仅增长110%，而日本钢铁出口量增长七倍

13、，1973年日本钢铁业劳动生产率为497.2t钢/人年，为同期美国的1.43倍、苏联的4.51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成为日本钢铁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出口量达到美国钢铁消费量的7%。随着日本钢铁出口的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也日趋尖锐化。为缓和国际贸易摩擦，日本于1969年和1972年先后两次同意与美国分别签订为期三年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自愿缩减对美钢铁出口，并于1972年开始与欧共体签订对欧钢铁自愿出口限制，以此减少贸易顺差。所谓自愿出口限制并非自愿，而是对欧美强势外交的妥协。雪上加霜的是，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元升值压力剧增，而1985年日美签订

14、的广场协议则加快了日元升值的步伐。外交上的妥协、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的爆发、日元的一路升值使日本钢铁业尤其是钢铁出口陷入僵局。1989年日本钢材出口量较1974年下降45%，同期日元升值56%，而日本钢材进口量则增加608%。为了拉动钢铁消费，抵消在欧美市场上的出口减少，日本一方面实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强化与“亚洲四小龙”的贸易联系及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并鼓励钢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建厂，以此避免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开始调整其国内产业结构，开始削弱对钢铁业的投资和政策倾斜，把发展重点从重化工业转移到技术集约型产业，如汽车、机床、半导体等行业，不仅有效控

15、制了钢铁产量的继续膨胀，使粗钢产量始终维持在1亿t左右的水平，而且随着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和高端钢材产品需求的增加，钢铁行业的部分子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同时，为了刺激国内钢铁需求，缓解供大于求的状况，日本开始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发展。1977年、1989年和 1998年日本先后实施三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投入大笔资金进行道路、港湾、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建设等级较高的公路，在中小城镇建设大型公民馆、体育馆或国民度假村等建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样十分突出。首先，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事前审查等方式对日本出口企业进行劝告和指示，使日本企业服从政府的多元化经贸战略；

16、其次，行业协会遵循政府的经贸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出口进行协调，进而对出口的目标市场和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行指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在针对钢铁贸易摩擦的正面回应方面，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从妥协到强硬的转变。在关贸总协定（GATT）体制下，在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日本政府采取的双边政府谈判，导致日本钢铁贸易陷入全面被动的困局。但是，自WTO代替GATT体制以来，日本政府开始采用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本国权益，如1998年日本在遭到美国对日进口热轧钢产品做出反倾销肯定性仲裁之后，立即发起上诉，充分调动国内各界人士建立诉讼专家组，形成企业打头阵，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

17、援助，学者提供理论支撑和意见论证的联合协作机制，据理力争，历经三年的诉讼程序，最终在2001年胜诉。日本等国诉美国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中，日本同样采取积极的联合抗辩措施取得了胜利。据统计，截至2005年，日本作为申诉方提起的11起案件中，有七起被立案，其中六起获胜，且获胜的案件大多集中在钢铁、汽车等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此外，日本还建立了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为一体的“三位一体”预警机制对外贸活动中可能发生贸易摩擦的潜在事件进行预报，以便提前做好预案，解决问题的思路从事后应对转变为事前预防，为日本预防贸易摩擦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1世纪初，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量逐渐下降，在2008-2011

18、年的连续四年中日本均未遭到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可见日本的应对策略颇有成效。当然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的下降也有来自日本经济衰退等方面的影响。3.3 产能过剩，并购重组下的企业繁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日本钢铁业告别了蓬勃发展的业态，步入了减速时期。随着全球三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钢铁需求下降、日元升值、出口受挫、日本经济发展减速、GDP增速较前期下降明显、以及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产能过剩问题始终困扰着日本钢铁业。1975年开始，日本很多钢铁厂出现破产倒闭，钢铁业就业人数开始下降。1975年日本钢铁企业数量达到8486家的峰值后便开始一路下滑，从业者人数也相应减少，钢铁产能利

19、用率直线下行，但是这一时期，日本产业集中度并没有出现提升，相反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大型钢铁企业实施了严格的产量压缩策略来应对不景气的需求。日本前四大钢铁企业产量由1973年的8420万t锐减至1983年的5900万t，降幅为29.9%，而同期日本粗钢产量降幅只有 16.6%。日本从八十年代开始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经济低迷和需求不振，让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陷入生死存亡困境，而这一时期中国、韩国、美国钢铁业国际竞争力却在不断增强，日本钢铁业的国际优势受到威胁。2001年日本放松资本市场管制，从法律上允许国际资本收购国内企业，更是让日本钢铁企业坐立难安。为了强化国际竞争力，加强企业间合作，

20、分散经营风险，日本钢企掀起了并购重组浪潮，尤其是新日铁住金和JFE两大钢铁集团的形成，让日本钢铁产业集中度得到显著提升。2002年11月新日铁与住友金属工业建立战略联盟，2003年日本钢管与川崎制铁正式合并成立JFE钢铁，企业强强联合的直接结果就是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国际竞争力。2003年新日铁和JFE粗钢产量合计达到6154万t，占全国产量的55.4%，产业集中度CR4（前四家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比重）达到 73.6%。同时，日本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也显著增强，据国际钢协公布的产量排名，2003年新日铁和JFE分别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四。2012年随着新日铁住金的正式成立，日本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1、当年新日铁住金粗钢产量4570万t，JFE粗钢产量3040万t，分别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十，粗钢产量占日本全国产量的71%，产业集中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日本钢铁业两大集团化趋势基本定格。企业的并购重组和企业联盟的成立，不仅能够提升产业集中度，还有助于抵御其他钢铁集团，如安赛乐米塔尔的恶意收购，并能形成强大的企业集团优势，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投资和生产布局，避免投资过剩造成的浪费，并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比如，新日铁通过与国内大型高炉企业建立联盟，可以有效调控产量，既保证市场供应，又避免生产过剩的浪费；通过与国内电炉企业合作，可以优化产品结构，达成优势产品互补，在提升产

22、量的同时，通过铁资源的共享降低生产成本。而协同效应的发挥在JFE的并购案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首先，日本钢管和川崎制铁是两家优势互补的企业，川崎制铁在管理运营上拥有优势，而日本钢管在设备和技术上有优势，先天条件有利于协同效应的发挥；其次，JFE成立了专门的整合办公室，负责对整合后的业务、人员进行协调，如保留谁的设备，运用谁的管理和技术，整合工作的日程安排等，对整合过程及人事协调起到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整合的顺利进行。而JFE也被认为是钢铁业并购重组的典范，是世界最具竞争力的钢企之一。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粗钢产量同比减少13.2%，2009年进一步下滑8.6%，随着经济回稳，2010年日本

23、粗钢产量又逐渐恢复，可见，强强联合的并购重组是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有效途径，而较高的产业集中度，更有助于形成生产协调机制，有利于化解需求低迷下的产能过剩。3.4 环境污染，法制约束与政策引导的双管齐下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采取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重化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在钢铁业高速发展阶段，如何处理好城市、工业与环境的矛盾成为考验政府的又一棘手问题。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法制约束和政策引导双管齐下的方法来改善环境。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24、。自1949年日本出台第一个环境保护法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以来，日本的环保法规先后经历从创立期到体系确立期再到调整期的一系列过程，出台法律二十余部，不仅涵盖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废弃物污染等的防治和管理，还包括公害纠纷处理、公害健康损害补偿、事业主负担防止公害事业费等方面的内容，并随着工业技术的提升不断提高环保标准。此外，日本还制定了环境保护长期计划，把环保作为一项关乎人类健康的事业来发展。除了法制保障，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专门打造了针对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针对钢铁业的熔融还原技术、新一代高炉技术、连铸坯生产技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钢再生资源化技术、钢铁生产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技术和渣利用

25、技术等实行税收减免、试验费部分免税或提供直接资金补助等。虽然有些税收优惠政策随着日本环保水平的提高而已经取消，但是这些政策在当时为加强环境保护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如果说环保法规和税收优惠是政府推进环保的广泛做法，那么日本钢铁联盟在钢铁业环保方面的贡献则更有针对性。在日本，几乎所有的钢铁制造企业都是日本钢铁联盟的会员，这一半官方的行业组织在钢铁业环保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它通过设立由会员企业人员组成的各执行委员会来推动环保事业，如先后成立了“工厂废水委员会”、“工厂环境公害委员会”、“钢铁行业NOx防除技术开发本部执行委员会”、“钢铁渣资源化委员会”、“地球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等，由于组成

26、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钢厂，担此重任之后，环保对钢厂来说变得更加义不容辞。日本钢铁企业在节能环保和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新日铁君津厂于2001年引进美国环形炉技术，将32万t高锌含铁粉尘制成球团，脱锌后供高炉使用。新日铁和神户制钢还利用FASTMELT法，在将高锌含铁粉尘制成直接还原铁的同时还回收氧化锌供有色冶炼厂使用。此外，新日铁还为处理城市垃圾作出不小贡献，投资垃圾气化熔融发电厂。JFE开发了废塑料替代焦炭作为炼钢还原剂的技术，还投入用城市煤气替代原料煤作为还原剂的设备，不仅价格便宜，节省能源，还可提高炼铁工序的生产效率。4 对解决中国钢铁业困境的思考总体来看，无论是战后初期三次

27、合理化计划的部署，还是贸易摩擦上的对外交涉，亦或是环境污染的治理、企业的并购重组等，日本政府都对钢铁行业进行着称之为“指导”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且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总是以大型钢企的利益为出发点，兼顾中小型企业，虽然“指导”的形式几经更迭，政府的干预也有弱化迹象，但钢铁行业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和政府对钢铁业的绝对控制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中国，大型钢企大多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政府在优惠政策的制定上（如资金支持方面）也是首先满足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而且当下中国钢铁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高速发展后的产能过剩、污染严重、贸易摩擦升级等与日本当年的情况似乎如出一辙，这就引发了能否借鉴日本经

28、验来解决中国钢铁业困境的思考。思考1：借鉴日本“官、产、学”联合的模式应对中国贸易摩擦日本和中国都是出口拉动型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很大，钢铁业同样如此。当前中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六、七年代的日本或可比肩，中国钢铁业所遭受的贸易摩擦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前文所述，日本面对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一方面扩大内需，开拓其他国际市场，以减少对贸易摩擦国的产品输出；另一方面集结成包含官方、产业界和学术界在内的案件应诉专家团队，对不合理的贸易摩擦指控进行反诉，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笔者认为这对中国解决日益增多的钢铁贸易摩擦案件同样适用，尤其是在对贸易摩擦案件的应对上不能一味妥协，因

29、为妥协和忍让只会让更多国家看到中国的软肋，也只会让更多贸易国在贸易保护上跟风效仿，最后让中国处于更加被动无力的状态。而事实也证明如此，近年来中国钢铁出口已经呈现出口目的地多样化的趋势，但是贸易摩擦案件的爆发却有增无减。近年来，中国在遭受贸易摩擦诉讼之后，大多是政府出面组织应诉相关事项，学术界的参与较少，一些民营企业的诉求也得不到充分体现，而政府毕竟不是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有时也还不够深入全面，在申辩中常常显得不够专业，顾此失彼，如果政府能联合钢铁产业界的专家和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建议，再进行申辩，相信获得胜诉的几率将会大增。思考2：强强联合式重组能否解决中国产能

30、过剩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日本钢铁业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遭遇了需求萎缩，产能过剩的困境，而这种供过于求的矛盾在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化下一度激化，日本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直到21世纪初两大钢铁集团格局形成以后才有了明显改善。因此，两大集团的并购重组被认为是日本解决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办法。那么强强联合式的重组能否同样用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呢？对此并不令人感到乐观。首先，强强联合重组的现实可行性存疑。21世纪初日本产业集中度的显著提高，与其国内钢铁企业的强强联合式并购重组有着直接的关系，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合并前分别是日本排名第一

31、和第三的大型联合钢企，而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也是日本排名前五的钢铁企业，并购之后两大钢铁集团的产量占全国比重迅速上升至71%。强强联合式重组是短期内迅速提升产业集中度的一条捷径，但这种强强联合式重组一般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企业都受到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如日本钢企受到有可能被安赛乐米塔尔恶意并购的威胁；二是企业经营都遇到瓶颈，有寻找合作伙伴来发展壮大和提升竞争力的愿望；三是资金和政策支持。而这三个前提条件中，除了第三条国家政策支持外，其他两条目前在中国还不具备。虽然中国政府表态允许外资进入国内钢铁业，但是国内大型钢企目前受到来自国外收购的风险较低，虽然国内已有外国钢企收购国内钢企的案例，如安

32、赛乐米塔尔对华菱钢铁的控股，但是并购之后企业运行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目前安赛乐米塔尔已表示了退出的愿望，这对国外其他想要进入中国的钢铁企业来说造成了至少是信心层面的打击。同时，国内大型钢企虽然都遇到了经营困境，行业利润率持续走低，但是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的愿望并不强烈，如果有合作意愿，也是省内或区域内企业的抱团重组，这种并购的目的是抵御被其他企业并购的风险而不是提升协同效应和增强盈利能力。其次，政府管理模式的不同导致中国政府在推行并购重组中倍感无力。日本钢铁企业的并购重组中，政府的引导起到了很大作用，60年代富士制铁和日本制铁的合并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日本，通产省对各大型钢铁企业享有绝对的控制。通产省下设审议会和调查会，多由企业界、学术界、舆论界、社会团体代表或知名人士组成，审议会可以对钢厂的设立、产业政策的制定等向通产省提出建议，再由通产省向调查会、审议会等提出咨询，进行充分讨论答询之后做出决定，然后由各审议会、行业协会组织负责实施，其间还有企业间协调联合体、公正交易委员会等组织协调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缓冲、监督和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