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docx

1、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20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

2、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

3、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陶渊明研究作为

4、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踪考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释(一)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

5、作的影响，杨合林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介绍了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 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

6、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 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

7、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 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3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32)等。 2001年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品、文心雕龙、文体脉络、文人群体和文风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钟嵘诗品“滋味”说、文体分析、文人群体研究这三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诗品研究，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3

8、3)一文以“滋味”说为中心，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的推论：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胡大雷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34)具体梳理了“滋味”说的理论结构，认为钟嵘诗品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的新阐释，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2001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考据和义理并进，在考据方面，贾树新文龙雕龙撰成年代再考(35)从奉朝请起家时间与撰成年代的关

9、系，沈约“贵盛”与撰成年代的关系、历史称谓与撰成年代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力之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36)一文具体分析了各家对文心雕龙没有提及陶渊明的论述，中肯得出文心雕龙没有提到陶渊明是因为渊明乃是入宋作家的结论。义理方面，童庆炳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37)解析了文龙雕龙体性篇所提出的理论范畴“体”和“性”的意义结构，认为“体性”篇全力论证的“因内符外”或“表里必符”的观念，是对“文如其人”传统的发挥。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38)认为“文用”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并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了“论文叙笔”的次第。毕庶春论外史

10、内史论合一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39)、马庆洲阅时取证 比采而推简论刘勰五言起源说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40)、李长徽刘勰乐府论探析(41)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特点。 文选方面，本年度论文较少，热点仍然是文选选录标准问题，有刘晟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42)、尤炜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43可以参考。 文体研究领域，贾奋然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44)指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文学集团之间的冲突，它是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乎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45)探讨了自东晋以来文士逐渐

11、接受南朝乐府和逐渐建立起“侧艳之词”传统问题，认为直到陈隋时，宫体诗才与南朝乐府相融和，形成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的结合来吟咏女色的创作样态。韩国金昌庆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46)从班固式的“史传”及左思、陶渊明式“抒怀”两种咏史诗体式的递变入手展开论述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和发展，见出咏史诗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47)从文体学视角入手，指出到了南朝，赋的审美功能进一步提升，表现出对情韵的空前强调和语言技巧的刻意追求，赋的骈偶倾向的理性化与赋的律化的全面展开等现象，表明赋的诗化进一步加剧。 文人群体研究在2001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唯

12、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48)以彭城刘氏诗群这一文学史上长期为人忽视的齐梁家族文学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这一家族文学群体的崛起、群体的文学理论主张、诗歌创作概况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在文学理论领域，杨清之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49)从纵贯六朝的文人聚谈现象切入，认为文人聚谈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专著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文人个体研究方面，本年度的热点是谢灵运、沈约、庾信。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50)就谢灵运生平事迹研究中所涉及的谢灵运袭封时间、谢灵运从弟谢晦与宋文所率讨伐大军对阵时间、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一事的可靠性、关于“随州从事”的辨析四个方

13、面的问题作了考辨。李雁谢灵运作品杂考(51)具体考证了谢灵运的撰征赋、谢封康乐侯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的写作时间以及相关的问题。曹道衡关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52)指出杨衒之的祖籍为平川(今河北遵化)，他奉朝请在永安二年，任抚军府司马在武定五年八月前。杨衒之在思想上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韩国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53)分析了宇文氏的民族政策、学术政策和文学政策给庾信的影响，并从胡乐入华、北朝射猎讲武、北朝人学陶以及北方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三个角度考察了庾信六言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陈庆元、林怡齐梁佚诗存目考(54)从各种史籍、类书、佛道典籍等对齐梁佚诗作全面详考，并勾

14、沉了部分诗题，以供研究者参考，是本年度比较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 魏晋南北朝小说方面，李剑国干宝考(55)在葛兆光、作者本人、日本小南一郎对干宝事迹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更加详实的考证与研究。该文考证了干宝身世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籍贯、家世、仕历、搜神记著作过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知干宝祖籍汝南新蔡，约汉末祖上避乱徙居吴郡海盐。永嘉五年为佐著作郎，建武元年擢著作郎，领修国史，在著作凡十年。咸和初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咸康元年王导请为司徒府右长史。二年三月卒官，葬海盐西南40里金牛山南。搜神记创作始于建武元年，约在司徒府成书。此外，李剑国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56)对“小说”一词的散见于典

15、籍中的历来论述重新加以系统性地梳理，指出汉书艺文志也即七略对小说的专论“首次确立了小说的独立的文体地位”，是“汉代小说观的典型概括，成为小说理论的经典”，桓潭新论较之汉书艺文志大大肯定了小说的伦理功能，而徐干在中论务本篇中对小说的提及间接反映了徐干认为小说具有娱乐和审美功能。该文认为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性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该文指出科学界定小说概念，应遵循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符合这四个原则才能被界定为小说，否则均应被排除在外。 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57)通过用推理、分析的手法对六朝志怪小说中所出现的女鸟形象进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与考证，认为鸟与女，衣与妻有对等关系，衣与魂有粘附关系，女巫与女鸟有传承关系。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俗信中的女鸟形象，是从女巫(经由简翟和姜嫄)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些女鸟都可以或鸟或人，都有浴水偶合的情事，都有母系传承的特征，这类女鸟故事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