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思想之发展华梵大学.docx

1、秦汉之际思想之发展华梵大学秦漢之際思想析論蔡忠道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提要：思想因演進而展現不同的風貌，各代皆有其特色，我們也很習慣的以斷代為思想的分段，而有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等概括的稱謂，這樣的概括凸顯時代的特色，當然有其代表性，不過，也有相當的侷限，例如，經學顯然不能涵攝兩漢學術；再者，各朝代不同形貌的思想是如何轉變的，也不能反映在這種概括中。本文就針對秦漢之際思想的發展，從環境的變遷、知識份子的心態的轉變、思想的演進等方面著手，提出諸子百家混融、大一統思潮、儒者的崇儒自覺、黃老思想盛行、法家思想的潛藏、陰陽家思想瀰漫六點，說明秦漢之際的思想實況，也試著解答先秦諸子學說如何逐漸演

2、變為兩漢思想。關鍵字：秦漢之際、漢代思想、思想史一、前言綜觀歷代思想，各有不同的風貌，展現各時代苦心孤詣的思想家的思考成果，這些文化結晶不只是思想家個人的立身處事的準則，也常成為一代的處世與治國指南，甚至是超時空的真理。思想又是不斷演變發展，並非與政治同步發展，所以，我們以時代斷限作為思想的斷限固然能凸顯各代特色，卻也常常忽略了思想是跨越時代的漸進發展，以及兩個時代之間的轉變。因此，將目光的焦點轉移到政權更迭之際的思想變遷，在思想史的研究上應有其價值。本文即針對秦漢之際（西元前221、秦王政26年-西元前141，漢武帝建元元年）的思想變遷加以釐析，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全面的掌握這八十年的思

3、想實況。二、諸子百家混融自春秋以後，諸子百家並起，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文化，這種百家爭鳴的情況延續到戰國末年仍未稍衰。秦統一天下之後，雖有焚書、坑儒的暴政，但並未焚盡天下書、坑盡天下儒。到了漢初，學術思想承繼先秦遺緒，諸子各家都有發展。有關漢初的學術景況，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伸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先秦各家思想並未銷聲匿跡，而是在漢初繼續活躍於政治舞台，發揮影響力。由此可見，先秦百家爭鳴的盛況，並沒有因秦代的扼殺學術嘎然而止，到

4、了漢初仍餘波盪漾。傅斯年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周漢諸子是一氣，不能以秦為斷，是一件再明顯沒有的事實。蓋入秦而實行的政策，如焚書；入漢而盛行的風氣，如齊學之陰陽五行、如老子學、如黃帝各論、如神仙、如諸子之淆雜，無不在戰國晚年看到一個端緒。而戰國各種風氣到了漢朝，差不多還都有後世，如儒墨、如名法、如辯士之好尚；乃至縱橫，應該是隨分裂之歇息而止的了，卻反不然，直到武帝朝主父偃尚為縱橫長短之術。蓋諸子學風氣之轉移在漢武帝時，武帝前雖漢家天下已七、八十年，仍是由戰國風流而漸變，武帝之後，乃純入一新局面。（傅斯年全集戰國諸子敘論頁126）先秦各家思想從秦到漢初的延續，可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漢人著作看出：儒家類有

5、高祖傳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賈山八篇、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終軍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童九篇、公孫弘十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等。道家的著作有捷子二篇、曹羽二篇、郎中嬰齊十二篇。陰陽家的著作有張蒼十六篇、五曹官制五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的著作有晁錯三十一篇，此外，還有蕭何九章律（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引）、叔孫通傍章（晉書刑法志卷三十引）。縱橫家的著作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助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雜家的著作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子五十四篇、荊軻論五篇、博士賢臣對一篇、臣說三篇。農家則有董安國十六

6、篇。先秦各家，除了名家、墨家之外，在秦到漢初都有後續的作品，而且數量可觀。除了上述作品外，詩賦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棟；兵家的作品也甚多，其他如術數、雜占等作品也是洋洋大觀，學術蓬勃的景象顯而易見。學術的再度蓬勃與當時環境息息相關，秦自一統天下到下令焚書，有九年（西元前221-213）並未壓制各家思想，焚書到陳涉起兵只有五年（西元前213-209）的時間，因此，各家學說並未遭全面扼殺。楚漢相爭期間，戰事頻仍，士無定主，大一統的帝國已經瓦解，又回到戰國群雄逐鹿的時代。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即帝位，採郡縣與封建並行的制度，強大的異姓功臣、桀傲的同姓誅侯與中央王室鼎足而三，當時吳王濞、陳豨，稍後的梁孝武

7、王、淮南王安、河間獻王，都是召集賓客，與戰國養士風氣並無二致。諸子的傳授也因此而得以綿延，勞幹就明白指出這種情況，他說：漢興之後，最初還是諸侯分立的狀態，當時的王國雖然是姓劉的宗室，但他們還是以六國的王自居。所以，縱橫家的游士大行，戰國策一書便是戰國及漢初的縱橫家手冊中的一部分。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河間獻王大招經術之士，多得古文舊書，並且自立博士；至於曹參相齊，也招集了不少儒生及黃老之士。所以，當時諸子傳受尚廣。（秦漢史頁93）許倬雲也認為：秦漢之際及漢初，伏匿的學者紛紛復出。其中少數幸而得到機會參加新興政治勢力之中，也往往以他們縱橫游說的能力，提供實用性的服務。酈食其

8、見信於劉邦，不是以儒術，而是以馮軾說服齊國田榮的功勞。陸賈以客從高祖，善口辯；常為漢出使諸侯，尤以出使越南，說趙佗歸漢，以及晚年調停陳平、周勃以安劉氏二事為畢生事業所在。漢初聚士，不僅在於朝廷，諸侯王也往往養士。這種士大抵未脫離戰國游士的類型。（求古編秦漢知識分子頁486）秦漢知識分子在寬鬆的、講究實效的政治環境之中，延續縱橫家的傳統，效力君王。而養士風氣的再度盛行，也造就諸子學說發展的良好契機。漢初百家爭鳴雖是春秋戰國的延續，且其爭鳴的形式、內容也與先秦有相似處，但是，畢竟時代不同而另有特色。其最重要的特徵是在爭鳴中走向融合（韓養民秦漢文化史頁68）。而這種各家思想的融合，自戰國末年已經開始

9、，如荀子除了儒家思想外，明顯地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觀（天論）、陰陽家思想（王制）；老子、莊子雖批判儒家的仁義忠信，莊子天下篇仍以儒家內聖外王的架構評價學術，而老莊正言若反，並非片面地否定仁義，而是反省仁義的流弊，追求合乎人性自然的真仁義。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的著作，也明顯受了道家的影響（解老、喻老），呂氏春秋更是雜家的代表作。到了漢代，陸賈、賈誼的思想都含括了儒、道、法、陰陽，淮南子則以道家為主，綜合各家，都是趨向雜家化。這種雜家化的傾向，一方面是各家學說高度發展後，自然產生的交流，一方面也是遷就政治現實。漢代思想的雜家化尤其受後者影響，司馬談六家旨要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10、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司馬談認為各家思想都是針對現實、提出對策，基本上是合乎中國思想的發展，然而，先秦各家見解紛紜，各自不同，到了漢代，思想的融合已經是必然趨勢，加上專制政體已經發展成熟，士人為求主張獲得實現，不可避免的要有些退讓，因此，思想因融合而雜家化遂不可免。司馬談的見解也被班固繼承，而漢書藝文志就有雜家，班固評述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雜家遷就政治現實，因而思想上傾向融合各家，這正是漢代思想的特色。這種態度與先秦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不同，蓋外在政治已成一統，士人想施展抱負，

11、需要付出妥協的代價。三、大一統思潮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光輝燦爛的時代，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典型，不論是政治、經濟、科技、文字各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與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秦、漢是中國典型專制政體的成立時期，在統一的大帝國統治之下，創造了璀燦的文化。大一統的帝國雖然到了秦朝才建立，大一統的思想則可推溯至戰國中期，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惡乎定，提出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主張（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企望以仁義的主張一統天下，雖未能成功，這段對話卻足以顯示當時君臣都企盼天下能歸於一統。戰國末年的荀子、莊子、韓非子則分別從儒家、道家、法家的立場，批判並吸收各家思想，表達思想融合、一統的傾

12、向。呂氏春秋也表達同樣的意見：呂氏春秋載：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不二）君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執一）在政治上要求統一，更進一步在思想上要求統一。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綜合各家思想，為即將實現的大一統政權制度提出新的統治思想。秦始皇一統天下，結束了封建王朝的局面，完成軍事上的統一。在思想的統一上，秦採取高壓的手段，企圖實踐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理想（見韓非五蠹；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語），因此，有焚書的政策；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的理由，是要消除士人議政的戰國餘習，因為這些道古以害今、虛言以亂實的私學，會議論官方政令，使民眾無

13、所適從，政令因而無法貫徹，君主的權威也無由建立，這與別黑白而定一尊的一統帝國相違背。（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因此，要實現政令一統、民務農戰的法家理想，必要禁絕各家學說。焚書的政策，往往成為後代批評始皇暴政的代表，當然秦朝速亡與禁絕各家思想有關，這一政策也非良策，但是，它透顯的思想史意義是：統一的帝國在完成軍事政治上的一統之後，必定會著手思想的統一，其背後的動機就是為了維持帝王獨尊的權勢，與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漢朝初立，開啟中國布衣將相的局面，完成一統帝國之後，也面臨了如何鞏固帝國與選擇統治思想的問題。秦朝覆亡的教訓，使得漢代君臣嚴厲批判法家，在文化政策上，也因應情勢，改採寬鬆的態度，如高祖大度，

14、好謀、能聽（漢書高帝紀卷一）、惠帝除挾書律、呂后廢妖言令、河間獻王廣求遺書，都造就了一個較開闊、自由的環境，先秦各家思想因此再得發展，所謂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在秦代最受壓抑的儒家都能復甦，何況其他。漢初這種迥絕於秦代獨尊的兼容政策，並非意謂漢初君主不想謀求思想統一，而是政局並非真正統一，還有壯大的異姓功臣、同姓諸侯，真正的一統政權還沒有完全建立；而漢初君臣大都出身民間，並沒有學術思想背景，除了秦亡的教訓之外，並無具體的實踐能作為統治的依據。因此，他們必須在政治實踐中去摸索、認識、確立新的統治思想。漢初君王對思想學術採取兼容並蓄的寬鬆態度，正

15、是他們摸索過程中不刻意否定某家思想，而欲兼各家之長的表徵。在摸索的過程中，各家思想互爭長短，而先秦思想到了漢初，名、墨二家已逐漸式微，始終活躍、綿延而壯大的，只有儒、道、法、陰陽四家，漢初的主流則是儒、道兩家。兩家為了爭取成為漢代的統治思想，常有互相論辯、爭鬥的事，所謂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卷六十三），如景帝時，儒者轅固生與黃生的辯論、與竇太后論老子，以及武帝的崇儒運動受到竇太后的阻撓（漢書武帝紀）等皆是。而六家要旨也代表司馬談以黃老道家評論各家思想；武帝時，淮南王劉安招集賓客編纂的淮南子，其自許為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牽繫之物，而不與勢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宨。（淮南子要略）兼綜各家思想，用於治道的意圖也相當明顯。總之，漢初朝廷採寬容的文化政策，各家思想得以蓬勃發展，然而，各家思想為求長遠發展、獲得重視，也逐漸吸收各家，而政權統一穩定之後，思想統一是不免的趨勢，思想家也逐漸提出一家為中心，兼納各家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