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docx

1、北宋在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北宋在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刘治立摘要：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对峙中，环、庆、原诸州处于最前哨，经常受到西夏铁骑的进攻。为了巩固边防，北宋政府注意加强对环、庆、原诸州的防御体系建设，主要采取了驻扎军队、修筑堡寨、实行兵民结合、加强与附近州的军事策应等。关键词：北宋 环州 原州 庆州 环庆路 西夏 防御北宋时期，环州、庆州和原州（均属今甘肃省庆阳市）处于极边之地，与西夏有很长的边界线，史书记载，“庆州极边帅府”；“环州，地处极边，罕得良木”；“延、渭、环、庆极边，并以武臣宿将守之”。宋夏之间惨烈的军事冲突时常在这里出现，如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庚辰（23日）：“夏人自

2、壬申倾国入寇，围攻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淮安镇、东谷寨、西谷寨、业乐镇，兵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环庆原遭到这次战火的洗劫，八月辛巳（24日），“环庆路都监、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高敏，钤辖、皇城使郭庆，经略司指使、三班借职魏庆宗、秦勃，并为敌所杀。”这就使得北宋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西夏在靠近环州、原州和庆州的边界地带部署了大量的军队，“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宋人分析认为，西夏军队多次出兵环庆路，是因为环庆路这个狭长地带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庆州安化郡，古义渠戎

3、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马两川口。唐为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项、野利种落皆寄治州界，为邠宁节度。其地南至宁州百二十里，北至环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宁州七十里，东北至宥州。”这就更使北宋统治者在环、庆、原州一带不敢掉以轻心，“宋置邠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二百四十七族，总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疋，弓箭手二十一指挥，马一百九十五疋”。北宋政府在庆阳一带的防御措施包括驻扎禁军、建立和巩固堡寨，加强诸路的策应等。驻扎禁军、厢兵和蕃兵北宋的正规军是禁军，禁军一半兵力戍守京城开封，一半兵力轮流戍守外地。京师以外，

4、以北方居多，仁宗之后以陕西四路居多。庆历年间（10411048年），禁军兵力是二十五万九千人。驻守陕西的禁军为十二万六千五百人，其中87%布防在今陕北、陇东一带，“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庆历时期，开始出现将兵法，“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咸平六年（1003年），泾原、环庆要求增兵，“泾原、环庆部署并言蕃贼在资子山，虑旦暮入寇，各请益兵。上曰：此两路兵数，倍于去岁，或益之，则难于减罢。可遣别将领三千骑屯邠州以为声援，贼去即班之，亦免馈饷之劳也”。宋真宗认为泾原、环庆军队已经“倍于去岁”，因此在邠州驻扎三千士卒

5、以为声援。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诏分环庆路兵五万二千六十九、马六千四百七十六为四将，副总管林广为中军将，都钤辖梁从吉副之；钤辖种古为第二将，董颖叔副之；都监雷嗣文为第三将，知大顺城窦琼副之；都监李孝孙为第四将，庆州北路都监巡检孙昭谏副之”。环庆路先为四将，又为九将、十将，总兵力也不断变化。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环庆增置敢勇二百人。四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本路新占定边城，比之横山、兴平等处城寨尤深，乞增置住营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六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展筑庆州白豹城，合增置住营马步军。”环庆路的增兵要求得到许可。1993年5月，在镇原县屯字乡杨宁村出土了一件北宋铜质军印，印面刻铸

6、“强猛第八副指挥使之印记”的字样，印背有楷书“熙宁四年”及“少府监制”，“强猛”是禁军的番号，强猛印的发现说明强猛军曾经在原州彭阳县一带驻扎。厢兵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北宋设立厢兵主要用来修筑城寨，制造武器、修桥补路、运送物资及屯田耕作等，“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这个数字是禁军和厢兵的总和。蕃兵是北宋政府为了增加边防力量而在沿边蕃部中招募的士兵，庆历二年（1042年），出于对西夏作战的需要，在宋夏交界处对河东、陕西两路内附的蕃族招募边境守兵，蕃兵在右手虎口刺“忠勇”等文字，对他们的大

7、小首领施以恩惠，由他们带领本部应募丁壮。蕃兵是地方武装，“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蕃兵将领依次称都军主、军主、副军主等，由本族人担任，享受俸禄，“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以功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检者，奉同正员，月添支钱十五千，米面傔马有差。刺史、诸卫将军请给，同蕃官例。首领补军职者，月奉钱自三千至三百，又岁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三种。十将而下皆给田土”。普通士卒只可领到“料钱”，“无月粮衣赐，所费少于养赡”。建立和巩

8、固堡寨环庆路、泾原路是通向关中的要塞，宝元（1038年1040年）年间，夏竦在陈边事十策中提出：“今之关塞，延安险阻，秦州地远，易为控扼。最忧者泾原，次则环庆。泾原莫急于庆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趣险隘”。夏竦和王尧臣都认为泾原和环庆正好处在无险阻的平坦地段，西夏的每次进攻大都是以镇戎军和泾州为其本冲之地，因此发生的战斗也最激烈。庆历三年（1043年），泾原安抚使王尧臣上书，认为原州东南由罗交驿至泾州九十里，又西北由开边、平安、彭阳城、东山等寨到镇戎军一百八十里，西边有柳泉镇，路通佛空平、细腰城，至环州定边寨，与明珠、灭藏及环州苏家等族一带蕃部相接，蕃族首领众多，不相维统，向背离合无常，应

9、该选择武臣知环、原二州，相为表里，做好招辑蕃部的工作，使蕃部不再为西夏所利用，这样才可以减少泾州和原州等地的隐患。王尧臣分析了局势之后，向朝廷提出建议，得到朝廷的认可，不久即诏令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等人，“凡军期申覆不及者，皆便宜从事。用安抚使王尧臣议也”。陕西四路的堡寨，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开始修建，以后屡有建造，其中宋仁宗时所建最多。范仲淹知庆州时，先后修筑许多堡寨。据不完全统计，到宋末，陕西五路共有堡寨二三百个，其中环庆路五十二个，属泾原路的原州有十个。环庆路堡寨数量及规模居五路之首。环庆原诸州的城、堡、寨的规模，一般来说城最大，寨次之，堡又次之。城寨规模的大小往往依

10、据其战略地位而定，同时与其地势条件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张荛认为修筑城垒是第一要务，城垒修起则可以渐据要害，以图进讨。这个建议不久就得到回应，朝廷诏令泾原路于镇戎、定川、熙宁、高平寨各驻一军，有刘昌祚负责守护，驻扎兵马三万以上；环庆于大顺城、荔原、柔远、安疆寨各驻一将，令经略司委近上将领负责安全，驻扎兵马二万以上。宋朝政府要求沿边各地修筑城、寨、堡，都要考虑占尽地势的优点，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章楶根据环庆路的实际情况提出，能够坚壁清野，保守城寨无虞，固然是守护卫城寨的良策，但是单凭几个孤城是无济于事的，固守孤城，只能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熙宁年间西夏军队进攻庆州，攻围沿边九处城寨，当时庆州

11、兵将被围困城寨，无力出击，致使西夏军队“分遣轻骑入近里剽略，更无忌惮。窃恐今日以后，兵将既坚壁居内，尽遭围闭，无由得出外，复有长驱深入之患。”他主张机动作战，加强各城寨的配合：本路环、庆州沿边近里城寨共约三十余处，假令贼举国并力入寇本路，度贼劲兵不过二十万众，分兵尽围城寨，则大小相除，每城寨不满万人。官军既在外，而贼兵每处虽满万人，岂敢公然深入，宁不虑官军蹑其后？若不敢尽围，则诸将之兵自可互相应援。贼既见官军散布要害，自不敢深入。就使贼敢深入，正堕我计中，据险邀击，绝其归路，可以鏖杀，使无纵类。彼既腹背不支，自当歼溃，何暇更肆剽略，岂非十全利便？又庆州系帅臣所治，今契勘庆州见管土军、客军六千余

12、人，又差在诸县巡检下并在城窠坐诸官员当直，尽在六千人数内。若只用庆州所屯兵马，可以差出不过三四千人，岂能捍御西贼？所以令沿边将分抽摘下出战人马，以渐退避，与帅府人马会合应援，聊以张大声势尔。若按事势，须帅府屯宿重兵，方能表里相应。章楶的奏折打动了最高统治者，在此后的几天之内，枢密院连续向陕西、河东诸路发出修筑城寨的命令。不久，又规定“近泾原、环庆路经略司以边事未宁，乞增置部、队将。已降指挥，每将权各增一员，部将令经略司奏差，队将令吏部选候，边事息日罢”。曹玮和张崇贵上报泾原路、环庆路州军山川城寨图，宋真宗将图给王欽若等观看，认为这些图“处置咸得其宜，至于储备，亦极详悉。宜令別画二图，用枢密院印

13、，一付本路，一留枢密院，按图以计事。”由此可知宋廷在修筑城寨的前后均经过仔细的规划与安排。环庆路的城寨很注意选址，章楶“选官，带领合用人马，亲诣汉界及并汉地生界内，选择形势要害，堪作守御寨基去处，先据汉蕃地内紧要处，选定两处，约度每处城围地步大小，并去见今城寨四至、远近珠旺去处”。章楶选定的两处堡寨基址可谓典范，一处在环州洪德寨西北二十里的白马川灰家觜，此处在边壕内，属于汉界生蕃活动区域，西北距离界壕不远，依山据险，两面均为天堑，“正当青岗峡口，控扼得青岗峡、相济干川、同家川三处贼马来路，若于此修建城寨，则四面良田约计可得千顷以来，足以招置汉蕃弓箭手，以为篱落。”此处建立褒寨不仅在作战中可以扼

14、制夏军喉钤，“至于平时，贼马常由中原贺子原犯归德州，并自牛圈八帕克巴原侵扰，日恣剽掠，一带蕃部皆可以照应。”另一处是庆州大顺城北的安疆寨。安疆寨“东至保安军德靖寨七十余里，西至庆州东谷寨五十里，南至庆州大顺城三十五里，北至西界白豹镇三十五里，虽是已给赐城寨，缘城形最为利便。”如果能够很好地掌控，“则柔远寨、大顺城、荔原堡一带边面尽在腹里，控金汤白豹贼马来路，自隆云一带部族不敢宁处。”相反，如果被西夏军队夺取，“则金汤白豹尽能障蔽，自欢乐烽下窥汉川不踰十里，卒然寇至，脱莫能支。贼马据此以为家计，而数出轻骑以扰吾边，则柔远、大顺、荔原门不敢昼开，是以熙宁中贼筑垒于此。本路三寨枕戈而寝，万一贼复来占

15、据，将见庆州东北百里便是贼巢，不可不虑也。”已经废弃的安疆寨两面都是大涧，因险起城，费工极少，城中故井犹在，四面良田仅二千顷，往年未废以前，赡养汉蕃弓箭手千人尚有余地。故城虽已废毁，大率版筑处不多，且顺则与之，违则取之，自于朝廷无所不可。这两个城寨的修筑，可以起到阻遏西夏军队南进环庆路的作用。按照章楶的设想，二寨筑成之后，可招募弓箭手戍守，同时调遣一将兵马分番防戍，“候工毕日，许令一面招募沿边百姓，并近里弓箭手，投换分配，住佃四面田土，以为藩篱。仍且以一将兵马分番防戍，候城垒坚全可以固守，渐次抽那。其合铺巡防远、硬探人马，亦只于近里递相趱那出外，委无妨阙，伏乞朝廷更赐详酌。如可施行，即乞于三五

16、月前密降指挥，所贵不失计置。今画到图子二本，连黏在前黄贴子。勘会灰家觜，虽是创行修筑，亦不须大段添屯兵马防守，止乞从本司相度，临时于诸将下及城寨那移本路土兵六百人，更权那移东兵三百人，相兼防守。仍乞候招刺汉蕃弓箭手及六七百人，即渐次减那。东兵三百人，却归元差去处，其费颇省，为利甚大。又勘会废安疆寨若复兴筑，则边面东西始与鄜延德靖寨、本路东谷寨相照齐一。旧日弓箭手见今散在荔原堡、大顺城、柔远寨等处，其安疆四面原隰饶衍，人所乐居，只可令复旧业，有不存者，量加招募，易为安辑，其战守人兵亦依旧权那移。第三将副一员带领旧日所定人马驻札，那移东兵三百人充守御。其那移东兵，候边事息日，却那差土兵抵替归营。盖

17、今日所使防戍正兵及弓箭手，多是曾经在彼之人，地利土风，皆所便习，与创置之处利害相远。又所遣将兵防拓支费，须观贼马近远事势，今且以六将人马为率，若贼势不至重厚，只销三将人马。其城寨了日，合贮钱粮，只是近里趱出人马更不计会。”堡寨的督察工作非常重要，都监每年都要巡视沿边堡寨，“令环庆路都监二员每岁一巡缘边戍寨，更迭而往。时上封者言环庆诸军多分屯淮安、洪德寨，而部署未尝按视，戎事弛慢故也”。如果疏于督察被视为“戎事弛慢”，就要受到责罚。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顺城与其先后修筑的城寨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线。这条防御线以大顺城为中心，柔远、荔原堡为两翼的防御线，在一定时期夺取安疆寨、白豹城、金汤城成为前伸的

18、犄角，但安疆寨、白豹城、金汤城正如范仲淹在攻守议所说：“自来虽曾攻取，无招降之恩，据守之谋，汉兵才回，边患如旧。”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诏颁陕西四路防秋之策：“贼若寇东北两路，并以正兵万人屯业乐，扼淮安东西谷、柔远、大顺之会。贼若自华池川路深入，则移业乐兵于大顺、荔原两路，断其归路；庆州别出兵至合水，与荔原、大顺兵相首尾。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更相度事势进兵入木波，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奔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可见大顺防御线是防御华池川路的体系；怀安川路又有怀安镇、东谷寨、西古寨构成另一防御线，业乐相策应两路，以环

19、州、木钵、洪德的还州防御线，这样三条防御线构成环庆防御体系。环庆的许多城寨，如环州的兴平城、安边城、清平关、罗沟堡、阿原堡、朱台堡，庆州的安疆寨、横山寨、宁羌寨、府城寨、通塞堡、麦川堡、威宁堡等，都得到皇帝的赐名，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这些堡寨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研究者认为“北宋堡寨防边战术主要是控制要害险隘之处，扼守西夏入侵路径，使其不能深入为患”）；“正是由于缺少关隘固守，因而设置城堡固守就具有了特殊的防御意义”。史念海先生更直接地指出:“这些堡寨实际就是关隘，扼守着西夏向东南进攻的要道。”吕卓民将北宋西北堡寨与汉唐关镇和历代长城类比，认为它们都是防止北方民族南侵的防御措施。实行兵民

20、结合除了驻扎禁军、厢兵、蕃兵外，在环庆路、泾原路还有乡兵、弓箭手等。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招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北宋的地方军队，“选自户籍，或士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乡兵主要由义勇、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义兵等。义勇为最主要的乡兵，熙宁初年陕西诸路义勇有十五万三千四百人，主要分布在环庆路和鄜延路等地。熙宁三年（1070年），韩绛上言：“今将义勇分为七路：延、丹、坊为一路，邠、宁、环、庆为一路，泾、原、仪、渭为一路逐年将一州之数分为四番，缘边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合用一番屯戍，近里三路十二州军，即令依此立定番次，未得逐年差发，遇本处阙少正兵，

21、即的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保毅在咸平五年有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庆历年间保毅升为禁军，环州、庆州、秦州等地重新招募保毅，共得六千五百一十八人。庆历二年，环州招募强人、强人弓手、寨户等，环庆路的强人弓手有六指挥，大约三千人。英宗治平时期，环庆路有镇、寨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水和寨，帝家一族，计六标，强人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为四十四队；大顺城二十三族，强人三千四百一十九 ，壮马三百一十四，为一百四十一队。凤川寨二十三族，强人八百七十五，壮马一百四十三，为三十队。泾原路有镇寨、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一百十甲，总五

22、百五队。弓箭手成分比较复杂，元丰以后“弓箭手多蕃兵矣”。庆历元年十二月，诏令陕西诸路部署司，“除见充保毅强壮人并弓箭手外，别置护塞军，募熟山川道路，晓蕃情，善骑射者涅臂充，二百人为指挥，自备戎械，就乡间习武艺。每季一集州阅教，无事放营农，月给盐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廪给之，毋出本路”。弓箭手成为防御西夏进攻的一支重要力量，司马光说：“近年以来，赵谅祚虽外遣使人称入贡，而内蓄奸谋窥伺边境，阴以官爵、金帛招诱中国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其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东方客军皆不足畏，惟熟户弓箭手生长极边，勇悍善斗，若先事剪去，则边人失其所持，入寇之时，可以通行无碍也。”西夏对弓箭手的恐惧甚于禁军。韩

23、琦、范仲淹在与西夏作战的过程中认识到，抵御西夏侵入的有效办法，是依靠当地的百姓力量。内地的禁军，经过长途跋涉调到西北边地，粮草和其他军需的供应十分困难。韩琦、范仲淹在沿边地区组成乡兵，加强汉蕃人民的合作，对于蕃族的经济利益也制定了保护措施，“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因没虏中。琦尽令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予田二顷，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田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为出钱市马。羌虏降者既多，因署其首领为军主，或指挥使，或副指挥使，使统其族帐，止于本军叙进，以

24、其习知虏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也。开边壕，率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虏，后皆以为法。”这些举措调动了蕃兵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北宋政府在西北宋夏边境实行的乡兵和堡寨结合的政策，大量乡兵的招募，缓解了北宋在西北沿边兵力不足的局面，而乡兵依托堡寨进行屯戍的策略，使得北宋对西夏的军事防御逐渐巩固，宋夏战争的战略优势也逐步转入北宋手中，“种世衡守环州，吏士有罪，射中则释之；僧道饮酒犯禁，能射则纵之；百姓系者，以能射则必免；租税逋负，以能射必宽。当是时，环之内外，莫不人人乐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种世衡注意加强军事训练，提倡全民习武，提高了环州的防御能力，张载对此十分赞赏，

25、认为这种办法值得推广，“以此观之，省戍岂甚难之计哉!种世衡守环州，吏士有罪，能射则释之；胥徒请告，能射则给之；僧道饮酒犯禁，能射则置之；百姓轻系者，能射则纵之；租税逋负者，能射则缓之。当是时，环之士民人人乐射，一州之地可不烦一卒而守。然则得一臣如种世衡，则朝廷不问其细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术于四方”；“使人一面晓谕夏国，应系今日以前顺汉蕃户，不能妄有侵害，则许令延庆、泾、原三路议定榷场通市之法，著于誓书，垂为永久。某以为平夏之人，必将舍远取未成之谋，就近便乐趋之利，欣然听命而边患消矣”。弓箭手在农闲期间要接受军事训练，绍圣年间，枢密院提出根据其武艺精熟程度分成四个等级，“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并

26、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教阅等事今看详，欲汉、蕃弓箭手委将官及所属州、县、城、寨官司，常切训练，不限定所习事艺名目，惟务精熟及习知出入战阵次第，其有马者须调习驰骤。每遇农隙，委经略司选官或躬亲推排点阅支赏。又汉、蕃弓箭手并令分为四等：以胆勇武艺卓然者为奇兵，有战功、武艺精熟人为第一等，以未曾立功、事艺精熟人为第二等，以武艺生疏人为第三等。委逐首领人员依格推排等第，置籍钞记单名。遇有增减，于簿内开收。又点阅止随所习事艺按试，如第三等内出众者，升为第二等，候点阅讫，等第支赏。”分等遴选人才，根据不同的能力给予不同的奖赏，激发了弓箭手练习杀敌本领的热情。乡兵有警则赴，无事则田，除了维持当地治安秩

27、序之外，还配合正规部队，担任勤务，协同作战。自仁宗朝始在对西夏的防御战略中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维护边境安宁上，弓箭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苏轼说：“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虽然苏轼将宋夏关系的转变归结于弓箭手的作用未免有失偏颇，但他强调弓箭手的作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加强与诸路间的策应北宋为了防御西夏的进攻，将陕西沿边军队分为四路，二十四州、军，数百个堡寨据守城寨，各守城之旅仅二三万人，而且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

28、挥系统。西夏军队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其一点，用十余万骑兵将宋军搅得焦头烂额，“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往年已验之失也”。因此，加强策应成为宋朝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防御策略。咸平五年（1002年），知镇戎军李继和上言，“环州至本州裁五百里，请于本军熟户中开路直抵环州，不

29、过三百余里。如两路有急，便交相应援。贼若轻来抄掠，则本路部署司与州兵可同掩击。如贼稍众，则不踰旬日，两路可以会兵。用此枝梧，理无不胜。更请于环、庆开路以达延州，则横亘千里，可以互相照应。况延州去石，隰去麟、府，各不至远，请今潜相期约，递入贼境，使其疲于奔命，则彼将自救不暇，安能更犯疆埸，吞并蕃部。如此，则三二年间，加之水旱，众心必离，因而披攘，则何寇不摧，何贼不灭矣”。李继和主张健全镇戎军与环州、环庆与延州的策应机制，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未被采纳。随着西夏军队进攻的加剧，庆历元年（1041年）六月，王尧臣上书提出诸路就近策应的必要性，“邻路兵马会合策应，率皆后时。如前年贼寇延州，环州赵振引援

30、兵却由庆州取直罗、赤城路入鄜州，方至延州城下，约近十程，比至则贼马出境已数日矣。初若自环州取径道由华池、凤川、德靖塞抵保安军，出贼之后，可速数程。乃云缘边径路，俯接贼界，经历属户，虑致不虞。岂有被甲执兵，拥数千之众，不敢过属户界中！显是逗挠为自全之计。请严敕部署司，于逐处蕃落将及公人、百姓内选熟知山川道路者，检踏州军往来径路修治令通军马。每贼至，令邻路实时领兵策应，违者军律论”。王尧臣认为，延州出现敌情，环州赵振如果环州取道华池、凤川、德靖诸寨直抵保安军，可以迅速出现在夏军的背后，使西夏军队腹背受敌；但是由庆州取道直罗、赤城进入鄜州，增加了行程，贻误了战机，无法起到快速策应的作用。王尧臣总结以

31、往失败的教训，主张相互之间的灵活策应作为一种制度来推行，违背者必须受到军律的罚。虽然庆历和议已定，但北宋政府还是不敢放松，路的防守仍然命令环庆路、鄜延路讲习如故，随时做好援助的准备。庆历七年（1047年）诏令枢密院：“陕西用兵时，环庆、鄜延两路互相援，今夏人请和，恐因而弛备，其严戒两路，常讲习如故”。到了治平年间，四路策应已经成为防御西夏入侵的主要手段。宋朝还不断修正西北沿边的策应办法，熙宁元年（1068年）又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令相度应诸路如西贼入界，并依朝旨举放横烽，其论金路差定策应将官，才见横烽，立变排龊军马，申本路经略司侯得邻路经略司或州军关报文字，知贼所在，勾索策应，即火急带领军马

32、，前去为援，更不取侯本路经略司指挥，除依旧诏。且如原州策应将官，虽见来东横烽，然起发未的，盖未知贼犯鄜延路或环庆路，若是鄜延即更不起发，如是环庆即合策应，亦须侯得环庆关报公文，知贼甚处。若在庆州东北路，即领兵自彭阳、彭原入庆州，在环州一带，即令兵自石昌、木钵路入环州，余皆准此诏。”这项规定确定了诸路相互策应的条件及路径，对于各路间尤其是泾原路与环庆路之间的互相协助很有指导意义，表明相互策应的战略思想已经形成。熙宁四年（1071年）宋朝政府又颁发陕西四路的防秋之策，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泾原路、环庆路、秦凤路、鄜延路之间堡寨的策应提出具体的办法：环庆路：贼若寇东北两路，并以正兵万人屯业乐。扼淮安东西谷

33、、柔远、大顺之会。贼若自华池路深入，则移业乐兵于大顺、荔原两路，断其归路，庆州别出兵至合水，与荔原、大顺兵相首尾。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若更相度事势进兵入木钵，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本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抵挡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泾原路：贼若寇原州兵不出，以万人守平安，控南路趋渭川路，以镇戎军将兵、弓箭手，由乾兴入靖安，断贼归路。贼若寇镇戎军，即以万人并本将军马在本军，以弓箭手五千为游兵，别以五千人守瓦亭，更移静边寨所驻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势。这种相互策应的防御措施，能够灵活地运用沿边的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对于保护包括环州、庆州和原州在内的环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