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诗谱序.docx

1、毛诗正义诗谱序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

2、疑有之也。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

3、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而六艺论论诗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

4、，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义曰：虞书者，舜典也。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彼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

5、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益稷称舜云：“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

6、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疏正义曰：夏承虞后，必有诗矣。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疏正义曰：汤以

7、诸侯行化，卒为天子。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疏正义曰：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党谓族亲。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於此名也。 疏正义曰：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言后稷种百穀

8、之时，众人皆厄於饥，此时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尧典说舜命后稷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皋陶谟称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疏正义曰：公刘者，后稷之曾孙，当夏时为诸侯。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中叶，谓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刘居其中。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谓使衣服有章。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疏正义曰：此尚书多方

9、，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顾由视念也。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义曰：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疏正义曰：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

10、、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疏正义曰：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故春官乐师职云：“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玄谓彻者，歌雍也。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疏正义曰：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此等正诗，昔武王

11、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仪礼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於此不言孔子。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云：“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未

12、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此说非也。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疏正

13、义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传曰：“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郑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周本纪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卫世家云：“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是卫顷公当夷王时。郊特牲云

14、：“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礼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曰：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疏正义曰：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传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则言伯者，长也，谓与诸侯为长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

15、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知者，郑语云：“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论语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是五者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代之霸齐桓、晋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传云：“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其后无复霸君，不能赏罚，是天下之纲纪绝矣。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

16、是方伯谓州牧也。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於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贤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疏正义曰：懿王时诗，齐风是也。夷王时诗，邶风是也。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郑举其终始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

17、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讫於陈灵”，则在鲁僖之后。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唯言“至於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陈灵公非陈诗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举鲁僖以为言也。艺论云“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孔

18、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 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於是止矣。 疏正义曰：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祸如此”，谓如厉、幽、陈灵，恶加於民，被放弑也。“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互言之也。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

19、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视成败於行事。又疾时博士之说诗，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终始，讲於乡党无昭晳，陈於朝廷不焕炳，故将述其国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疏正义曰：“自此已下，论作谱之意。本纪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是“岁数不明”。周本纪云：“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齐武公之十年，晋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

20、卫僖侯之十四年，陈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郑则于时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子平王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计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时，年岁分明，故云“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郑於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郑避之，谓之为“赞”。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

21、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则鲜，於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 疏正义曰：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著魏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郑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正义曰：禹贡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属雍州也。绵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阳，是周地在岐山之

22、阳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丰。周书称王季宅程，皇矣说文王既伐密须，“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不出百里。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正义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谧云：“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本或作杜阳。”案志扶风自别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郑於禹贡注云“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则作“杜”者误也。皇矣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是其处险阻也。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

23、，而脩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正义曰：以帝乙，纣之父，准其年世，与王季同时。旱麓说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尚书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如旱麓传云：“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孔丛云：“羊容问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

24、”皇甫谧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郑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优於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楚辞天问曰：“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谓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从毛说。言“至纣，又命文王”者，既已继父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也。知者，以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汝坟序云“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文

25、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诗犹美江、汉、汝坟，明是江、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纣之命，其化无由及之，明纣命之矣。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其后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纣命也。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正义曰：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禹贡九州，夏时之制，於周则夏官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

26、”，是其事也。尔雅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孙炎曰：“此盖殷制。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然则此说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孙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同，於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贡唯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据禹贡正经之文，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

27、正义曰：“文王受命，作邑於丰”，文王有声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县，丰水出其东南。”皇甫谧云：“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於鲜原，从鲜原徙丰。而谧云自程，非也。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於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曰。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

28、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贤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於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正义曰：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昔武王克商，而

29、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犹为诸侯，王业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陈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故独取其诗，付属之於大师之官，使分而国之，为二国之风。以大师掌六诗之歌，达声乐之本，故知属之使分系也。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

30、岐而行於南国也。正义曰：文王将建王业，以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贤之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使二公杂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贤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咏有等级。大师晓达声乐，妙识本源，分别所感，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解大师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风系之，以召公贤人，故以贤人之风系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风义，一圣一贤，事尤相类，故系之二公。既分系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且作诗之处，若不言“南”，无以见斯义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国并皆云“南”，见所化之处，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此诗既继二公，即二公为其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