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曾毅公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述略全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1924年,罗振玉辑印敦煌零拾,收录了降魔变文维摩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总名为“佛曲三种”,这是最早刊布的敦煌变文。1931年3月,郑振铎在论文敦煌的俗文学中首先使用了“变文”这一名称。此后,郑著插图本ZG文学史（1932年版）、ZG俗文学史（1938年版）又以大量的篇幅对“变文”加以阐述。在郑振铎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变文”这一名称逐渐流传并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1954年,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出版,翌年又出版了增订本。该书收录变文作品38篇（增订本篇目）,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的敦煌变文校录专书。但由于材料猎取困难,这一汇录本远远不能满足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重民、王

2、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六位优秀学者于1950年代中期利用国内外公私所藏变文原卷、照片、已刊本和他们自己早年的校录稿,系统地开展敦煌变文的整理与校录工作。六位编者采取“传观传校”的方法,每篇作品先由一人校录,其他五人传观传校,最后由校录人汇总所有人的意见,整理成校记。启功、曾毅公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手稿即为这一工作过程所产生的稿本。 二、启功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手稿概述 GJ图书馆古籍馆征集入藏的启功先生珍藏敦煌学资料,总计二百一十五种,一千余叶,其中大多为启功先生手稿,或有启功先生校语。手稿书写于各种尺幅不等的稿纸上,大多为散叶,也有部分单篇文献装订或粘贴成一薄册。启功先生早年已将资料

3、大致分为十三类,分装在十三个纸袋中,上贴纸签,亲书所装手稿内容:各资料、佛变、俗变、维摩、话本、目连、录清稿、印刷品稿件、押座文、校阅变文信札意见、降魔破魔、杂文俗赋、歌曲纯韵语。我们清点发现,这批手稿在内容上可分为三大类:一为整理、校勘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的校稿、清稿、浮签;二为敦煌俗文学作品相关论文、著作与其他资料,以及部分俗文学作品叙录;三为校勘敦煌变文过程中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手稿处处体现校勘、编辑、出版敦煌变文集的全部过程。 （一）敦煌变文集校例底本 稿件中有一篇油印敦煌变文集校例,与出版稿敦煌变文集叙例相比,内容大体一致,但有部分条例详略有所不同。 油印本“二、底本与校本”含三条

4、,缺出版稿第一条的“并作为代号”,其余部分一致。油印本的第三条实为出版稿“校勘体例”中的第一条,但油印本缺“而抄写变文的人又限于文化水平”、“而特别着重在缺字、误字、别字及不易认识的文字上面,尽可能扫除这些阅读上的障碍”。 油印本“三、校勘体例”共含3条,而各条下又分甲、乙、丙等款目。 1、“缺字”,下分甲、乙、丙、丁四款。甲条同于出版稿“校勘体例”的第2条,只是前者多出“所缺字数能知大约时,注约缺”,显然,出版稿未采纳此条。出版稿把油印本的乙条放入第2条中,并括起来。油印本的丙条相当于出版稿的第3条,后者多出“或上下文”、“如底本原是脱误,则先作,然后旁注补字于（ ）内。”油印本丙条在括弧内

5、注明“若是意补,写法相同,兼注明意补人。”出版稿未采纳此条。油印本丁条为“若用两卷接补时,如降魔变文开端一段,所有缺字,得依上法斟酌变通之。”此段在出版稿中没有出现。 2、“错字和别字”,相当于出版稿“校勘体例”的第4条,只分甲、乙两款来叙述。油印本缺“凡是校者以意改正的均旁注于该字之下”、“再于校记中记明所据何本;次要异文不旁注于（ ）内,只记于校记中”等条文。出版稿中的“其他最常见的别体字,如一般可以认识者,则不加注解”,在油印本中记为“为了节省篇幅,此等及极明显之字,可不另作注语说明。不够明显者,始另作注语说明之。” 3、“不易识的字”相当于出版稿“校勘体例”的第5条,但分甲、乙两款来叙

6、述。将出版稿之“不能确信而又可作一说者,则记所疑于校记内”述为“另在注语中作解说。 出版稿“校勘体例”的第6条,为油印本所无。 油印本“四、标点与分段”与出版稿相同,亦有5条。第2条在油印本中的说法是“标点采纳古籍重刊之例,不完全采纳整套标点符号,只用逗号,句圈。”第4、5条顺序互倒。 油印本的第五、六两条为出版稿所无。它们分别是: 五、对待旧刊本问题 1、不根据任何旧刊本作校勘,因旧刊本都是任意录,没有忠实的。 2、旧刊本如有校语,可参用。 3、影片如有模糊折叠处,以我们据原卷的手录本或手校本为依据,万一没有手录本或手校本时,方可参用旧刊本,但必须注明。 六、异文去取标准 异文去取标准:以燕

7、子赋为例: 双燕“翱”翔,（“翱”一本作“邀”,音近字异,可以校出。）（口头音文学,音极重要,故且注意。 南北“占详”,（一本作“瞻相”,亦应校出。 自然“德”福无“殃”,（一本“德”作“得”,音同义异,且俱可通,必应校出。）（“殃”一本作“殊”,是误字,如非底本所有,可以不注。再如各本平列互校时,更不可注。 不巢于“”“暮”,（又作,即翠,此种别体可于首次校出,并注明正字,以下从略。“暮”本作“慕”俱误,可写出误字加以臆校。 其他不能决定字,如“陌心珍”、“邈真”、“貌真”等,只可缺疑或并存之。 根据油印本第五条,编者对待旧刊本采取的是非常审慎的态度:不以旧刊本作校勘,但参考旧刊本的校语,确

8、实需要利用则注明。编者所注重的,是据原卷直接校录,显示了敦煌变文集校录方法的严谨。 油印本第六条异文去取的标准:音近字异、音同义异的字须出校;底本所无的误字不出校;通假字照录并加以臆校;异体字在首次出现时出校;其他难以推断的字,则缺疑或并存。 可见,敦煌变文集叙例出版稿虽与其底本内容相似,但不难看出仍有多处异点。这也充分体现敦煌变文集的校勘、编辑以及出版过程中,曾多次修订、增删的过程。 （二）手稿所见变文及其他讲唱文学作品 手稿所涉及的敦煌变文及其他讲唱文学作品,共计80种,但其中34种不为最后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所收,它们分别是: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变文,诱俗第六,须提太子因缘,鹿女,残变文一块

9、,周秦行纪,五更转,王昭君安雅词,五台山圣境赞,黄仕强传,太子修道变文（S.2440）,降魔变押座文,赵洽丑妇赋,古贤集,去三害赋,子虚赋,秦将赋一首,禅师劝童子居山偈,地狱还报经,念佛赞文,辞道场赞,十二时,送师赞,九想观诗,游五台赞文,声闻布萨文,出家赞,念佛赞文,菏泽寺和尚神会五更转,入山赞文一卷,河西都僧统唱衣簿（拟）,儿郎伟,十二月相思,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这34种文学作品,包括变文、因缘、押座文、俗赋、诗词歌曲、赞文、偈文等多种类型。俗赋、诗歌、偈赞等不属于敦煌变文集的收录范围,未收入变文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P.3375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变文、S.2440太子修道变文、P

10、.2187降魔变押座文,均未收入变文集,不知道编者们是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 手稿中有数种文献的拟名与出版本不同。如P.2299、P.3496号,手稿中拟名为佛本行集经变文,而变文集中则拟名为太子成道变文,这个名称淡化了变文所源出的经典,而更强调故事内容。 这些文献的校勘工作,与其他文献遵照同一工作方式进行,均为汇合同一文献的多件写本（仅有一件的则直接校录）,将文字与内容间的异同逐一出校。由此可见,敦煌变文集编纂过程中,六位编者所做的过录、校勘工作远远多于最终出版的书稿。 （三）编者间往来书信 手稿中有一批敦煌变文集编者间往来书信,共计二十五通,内十九通为王重民先生致启功信函,四通为王庆菽致启功

11、信,一通为王重民致王庆菽信,一通是丁永道致启功信（似与变文集无关）。 信函是自1955年6月15日至1956年6月7日间的往来信件,反映敦煌变文集的校勘工作始于1955年,以“传观传校”的方式进行校勘工作的同时,交流意见和观点。六位编者虽不停地校勘,但因各种原因,交稿时间延期二次,直至1956年3月底4月初才交至出版社。 王重民于1956年3月25日致启功信中提到“校稿都完了,只有觉明的两篇未钞清,至晚廿七日可钞完。向公引言廿八日准交稿。目次亦已拟出即可一并发钞。（如有移动,再说。）弟依兄底所写“叙例”,望快提意见,最好廿六日或廿七日早能寄到,发钞。”“引言”指出版稿前向达所书敦煌变文集引言。

12、据出版稿所署日期,向达定稿于1956年3月27日,时间与信函所记恰相吻合。“叙例”即上述敦煌变文集叙例,据出版稿,编者定稿于1956年3月30日,信函反映“叙例”为王重民在启功所拟基础上写出,那么上文所介绍的油印本或其底本应出自王重民之手,时间应为1956年3月份。 王重民于（1956年）3月28日致启功信中曰“现知王稿约四百馀张,我和向达共三百馀张,连引言,叙例,目录已有八百多页。估量连兄稿在内,可有四十多万字。”同年3月31日王重民致启功信中提到“我们的校订,共包括七十九篇”,所提出的数字与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篇数多一件。 信函中反复讨论叶净能诗中的一字“”。然而,此批手稿中有一件S.683

13、6叶净能诗录文,其中录有“昨正月十五日夜,朕叶净”一句,并在“”旁校改成“与”。因此,应指S.6836叶净能诗中的“与”。敦煌变文集依S.6836收叶净能诗,录为“与”。S.6836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叶净能诗,仍录为“与”,全卷并无出现任何字。那么,究竟来自何处,值得继续追索。 以上所述敦煌变文集校勘手稿及编者间往来信件,仅仅是启功先生旧藏部分。敦煌变文集的其他编者手中理应也留下不少资料,但至今未见如启功手稿般如此大批的宝贵资料出现。遗憾中的万幸是,我们最近看到了曾毅公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 三、曾毅公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 曾毅公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现由某藏书家所收藏。存三册,封面分别署

14、书名“敦煌变文集卷一”“敦煌变文集卷二”“敦煌变文集附敦煌古小说集”。稿纸钢笔抄写,线装,封面为牛皮纸。每叶天头以朱笔标识页码（一纸正反两页标一个页码）,部分朱笔所标页码被涂抹,改以蓝笔重编页码,这显示稿件编成书本式之后曾经改编。 （一）稿本的篇目与变文集的编次 下面依稿本顺序,列出其所收录的篇目及原标页码: 敦煌变文集 卷一 韩朋赋一首 1-8叶 秋胡变文 9-14叶 苏武李陵执别词 15-18叶 子赋（又别本） 19-28叶 舜子至孝变文 29-36叶 叶净能诗 37-53叶 晏子赋 54-56叶 前汉刘家太子传 57-61叶 茶酒论 62-65叶 新妇文 66-67叶 百鸟名（君臣仪仗）

15、 68-70叶 四兽因缘 原编号401-403叶,抹去,改编为70/1-70/3 须提太子因缘 原编号404-406叶,抹去,改编为70/4-70/6 鹿女因缘 原编号407-409叶,抹去,改编为70/7-70/9 分那得道 原编号410-412叶,抹去,改编为70/10-70/12 敦煌变文集 卷二 伍子胥变文 71-101叶 捉季布传文 102-116叶 汉将王陵变 原编号121-131叶,改编为117-127叶 孟姜女变文 原编号117-120叶,改编为128-131叶 王昭君变文 132-140叶 董永变文 141-144叶 张议潮变文 145-154 敦煌变文集附敦煌古小说集 还冤

16、记 327-337叶 启颜录 338-354叶 周秦行纪 355-360叶 搜神记 361-397叶 唐太宗入冥 398-400叶 卷二与附录的“敦煌古小说集”之间,页码相差170余叶,据现存卷一、卷二两册均为80余叶推测,该稿本应分装五册,第三、四两册已佚。 现存的三册总计保存了校录稿二十七篇,其中须提太子因缘、鹿女因缘、分那得道、还冤记、启颜录、周秦行纪等六篇敦煌变文集未收。这六篇中,还冤记、启颜录、周秦行纪属小说类,不在变文集的收录范围内,均有传世本,未收入变文集实属理所当然;分那得道实即法句譬喻经罗汉品,为佛经而非变文,理当不应阑入变文集;须提太子因缘、鹿女因缘二种亦见于启功先生旧藏敦

17、煌变文集稿本,它们未收入变文集的原因不详,另外,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亦未收录此二种文献。收入敦煌变文集的二十一篇中,苏武李陵执别词署名启功校录,韩朋赋、书、四兽因缘、搜神记、唐太宗入冥记署名王庆菽校录,其余各篇均署名王重民校录,内中并无署名曾毅公校录的篇章。 稿本的编次与最后出版的变文集有很大的不同。稿本卷一所收韩朋赋、秋胡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叶净能诗、舜子变五篇变文集收入第二编,子赋、晏子赋、茶酒论三篇变文集收入第三编,苏武李陵执别词、四兽因缘、百鸟名、书四篇变文集收入第七编,另三篇变文集未收。稿本卷二所收篇目均在变文集第一编内,而比变文集少李陵变文、张淮深变文二种

18、,可以认为,稿本卷二大致相当于变文集第一编。稿本所附“敦煌古小说集”中搜神记一篇敦煌变文集收入第八编,唐太宗入冥一篇敦煌变文集收入第二编,其他篇章变文集未收。 稿本与变文集均按文献类别分卷（编）,而其划分标准并不尽相同。稿本所存三卷大多为非佛教篇章,显示稿本整体上应存在佛教故事与非佛教故事的二分法。稿本卷二所收篇目大多为自名为“变文”或“变”的历史故事,其文体均为散韵相间,归为一类,实属必定;稿本卷一所收则大多为非佛教的俗文学作品,但经过一次改编之后,补入了四篇佛教意味浓厚的“因缘”,不知何故;小说类在稿本中列为附录,而变文集则亦将其单列为第八编。因稿本第三、四两卷的佚失,我们无法了解其编次原

19、则的全貌。 敦煌变文集在叙录中详细说明了编次原则:首先按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大类;历史故事按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分为三编;佛教故事按佛本生故事、佛经讲唱文、佛家故事分为三编。押坐文与其他短文总为一编,搜神记与孝子传两种类似于小说的篇章别为一编,隐约有列为附录的意思,与稿本的做法似乎有暗合之处。综合起来看,变文集的编次更有条理,稿本的状况则显示了变文集分类体系的形成过程。 稿本在大部分篇章的校记之后,附列有参考研究目,列举与该篇相关的研究论著。观其笔迹,应为王重民先生手书。变文集取消了每篇之后的参考书目,于全书后改列曾毅公所辑录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该目录分目录、录文、通论、专题研究

20、和跋四类,XX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变文研究论著。 稿本中多处有插图的说明。扉页下部划一粗线,下有说明:“张议潮出行图（全）（敦煌壁画）”“（底页同此）”,表明该页上半部分为编者选定插图部位。茶酒论题名页背面画一方框,内书“插图 茶酒争奇 版画”。封底以相同方式标出插图位置,下有说明:“张议朝出行图”。稿本中每篇均有一单独题名页,部分篇章的题名页的背面有插图说明:百鸟名题名页背面画一方框,内书“插图 凤凰百鸟 明版画”;王昭君变文题名页背面画一方框,内书“昭君出塞版画”;张议潮变文题名页背面画一方框,内书“城防战”;启颜录题名页背面右下角画一方框,内书“启颜录首尾题”;搜神记题名页背面右侧画一

21、方框,内书“搜神记首题”。连扉页与封底在内,稿本共设计了七幅插图,插图的来源有敦煌壁画、版画与敦煌写卷书影三类,编选似以内容相关为原则,而其形式与来源则不拘泥于敦煌所出文献的范畴。 敦煌变文集卷中未附插图,而将所有十一幅图版置于全书之首。除“张议潮收复河西图”为壁画摹本之外,其他十幅图版均取自敦煌变文写卷,或为书影,或为原卷插图。而稿本所提到的七幅插图,正式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均未采纳。 （三）校记所反映的变文集编纂过程 校记的状况也突出反映了校录编辑变文集的研究过程。稿本校记数量较变文集多。试举二例:叶净能诗稿本校记共154条,而变文集仅有19条;孟姜女变文,稿本有校记34条,而变文集仅有5条。

22、这显示,变文集编纂过程中,编者们曾对校记进行过大量的整理,通过对稿本的分析,能大致还原整理的过程。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稿本的校记大多为以下格式:“原作某,意改”;“原夺某,意补”;“原有某,衍文,删”;“原作某,误倒”;“原作某,据上（下）文改”;“原夺某,据上（下）文补”;“原作某”;“原夺”;“某,疑某”;“某,即某”。仍以叶净能诗为例,稿本中的154条校记,有102属格式,有14条属格式,有4条属格式,有3条属格式,有2条属格式,有5条属格式,有3条属格式,有1条属格式,上列八种格式的校记达130余条;而变文集该篇下说明人物、故事情节的几条校记,则在稿本中没有出现。其它篇章的校记情况,

23、大体上与该篇类似。也就是说,稿本的校记大多为文字校勘型校记;而反观变文集,文字校勘型校记数量大为缩减,保留下来的少量文字校勘型校记大多记录的是主校人之外其他校阅者的意见,或校录人不能确信的意见,保留或增补的大多为补充说明性、考证性的校记。 稿本各篇章正文中,有大量的朱笔校改,校改并不限于有校记的字句。凡校记改字的地方,均圈去原字,而在旁侧添改新字,或迳于原字上修改。所圈去或改掉的字,正是校记中“原作某”所指的字。改字大多为通假字、俗字与讹字。经比对,稿本所校改的俗字,如“日夜精修,喽摹钡摹摹,在变文集中迳用“学”,不采纳随文括注形式,也不出校;讹字,如“感得天罗宫帝释”的“天”字,稿本圈改为“

24、大”,有校记,变文集中照录“天”字,而在其后括注“大”字;通假字,如“身为樗冠黄被”的“被”字,稿本圈改为“帔”,变文集照录“被”字,而在其后括注“帔”字。可见,变文集最终定稿过程中,是主要以随文运用校勘符号的方式,简省了大量的校勘型校记。这样做的好处,是幸免繁复,眉目清楚。校勘符号的使用,变文集叙例中已有详述,兹不赘引。 稿本的部分校改并未完全照搬入变文集。仍以叶净能诗为例:稿本中“志咸敢神,遂得神人而见”一句,朱笔校改“咸敢”二字为“诚感”,并有校记;变文集照录“咸敢”二字,而于“敢”字后括注“感”字,对“咸”字则未加注亦未括注通假字。这样的例子显示,稿本虽为接近出版底本的XX自定本,但编

25、者们在此基础上仍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加工,选择去取之处尚不在少数。 稿本上有多种不同的笔迹,录文、校记、参考书目、校改的笔迹往往不一致。除“研究参考目”可推定为王重民先生手迹外,其他笔迹难以推定出自哪位编者之手。无论如何,笔迹的多样已经足以生动地印证变文集的“传观传校”编纂过程。 条理分明的分卷编次、严格的页码排序、完备的体例与井然有序的插图设计,都显示该稿本已经是敦煌变文集比较成熟的稿本,也许是一个排印底本。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在多个方面与该稿本都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源于编辑加工等环节。因此,这一稿本也许可以称为“编者自定本”。 四、余论 启功、曾毅公先生旧藏稿本展现了敦煌变文集的成

26、书过程,展示了校录过程中反复推敲、汇合众智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 敦煌变文集二册1957年由RM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根据187个写本校定的78种作品。除明确自名为“变文”或“变”的作品外,还包括了话本、赋、讲经文、押座文等唐五代流行于敦煌民间的俗文学作品。该书校录精详,文献收集全面,至今仍然是敦煌俗文学资料整理方面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 敦煌变文集的出版大大推进了ZG文学史与中古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此后陆续出现了多种以之为基础的论著,商榷、校补论著总数已达二百余种。其中重要的有: 1983年台北ZG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印行

27、潘重规所编敦煌变文集新书,该书补充了藏于台湾和俄罗斯的部分资料,订正了敦煌变文集在文字校录等方面的部分疏漏。1990年岳麓书社出版郭在贻等所著敦煌变文集校议,该书校正了变文集的部分传录失误,匡正了部分误校漏校,考辨了大量俗字俗语。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该书在敦煌变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俄罗斯、台湾、日本所藏文献,收集作品共86篇,编次与变文集基本相同,并保留了变文集的原校记,该书校注内容广博,考证精详,是敦煌俗文学资料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这些论著与敦煌变文集相比,均有其后出转精的不俗成就,但大体上没有越出敦煌变文集所建立的轨范,这显示了敦煌变文集在ZG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

28、地位,也从侧面彰显了该书稿本的学术史价值。 这一部分未刊稿已由刘波整理为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一文,刊发于20XX年第2期文献（季刊）。 相关信札由萨仁高娃整理为王重民等有关敦煌变文集的信函二十四通一文,发表于20XX年第2期文献（季刊）。 Introduction to the Mnuscript of Dunhung Binwen Collection Kept by Qigong nd ZENG Yi-gong LIU Bo, Sren Gow （Ntionl Librry of Chin,Beijing 100081） bstrct:The present rticle introduces the mnuscript of Dunhung Binwen Collection kept by Qigong nd ZENG Yi-gong. The mnuscript shows the process of the compiling Dunhung Binwen Collection by WNG Zhong-min, Qig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