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雨乐武周时期人才政治的重建谈武则天与狄仁杰奇才之论文档格式.docx

1、”则天悦曰：“此朕心也。“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傑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已迁之矣。“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傑之推荐也。此段记载以对话方式进行，确实时间、地点和参与讨论的政治场合均略而不述，主题围绕武则天询问狄仁傑谁是人才可用，引申出文学之才与奇才选任的不同用意，而以张柬之因才具获荐，成功兴复唐室，兑现狄、武“成天下之务”的期望为前后呼应。对谈之间，还加入则天个中的犹豫，张柬之应迁未迁，至落实拜相的一段政途曲折。阅之者固可视为逸趣一则

2、，但类似的记叙同见于司马光笔下，只是字眼略作修饰，把苏味道、李峤喻为“文学温藉”，张柬之则是“卓荦奇才”，尾末补充：“仁傑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祟、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狄门可谓一时桃李2。观狄、武谈话并非集中于单一的场合，事物的发展又具延伸的意义，简而言之，应涉及天授至圣历年间的人事任命。盖永昌元年，武则天在贤良征试中拔取张柬之为第一，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幕职工作3。若以天授二年狄仁傑初拜宰相计算，时间颇为吻合，柬之由荆州长史而洛州司马，也就是紧随着仁傑的转辗方式，沿新旧僚属的职历关系进入中央。圣历以后，柬之迁至凤阁舍人，与狄相前此任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上

3、下关系也最为密切4。再观姚元祟为夏官侍郎时间在万岁通天二年，翌年（圣历元年）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桓彦范于圣历以后为监察御史，而敬晖任泰州刺史又在大足元年以前。凡此可见，则天与仁傑奇才之论与选荐人物过程，当为武周较晚时期，发韧于圣历年间（698699），至长安年间（701704）各种人才已臻成熟，构成政治上的活跃中坚。武周朝文学与奇才之辨，涉及用人策略的重大转捩，史家所言自具特别深意。由于笔触含蓄精炼，狄、武二人之谈论决定同时也衍生以下若干问题，不得不跟进思考：（1）武则天过往任相多用文学之士，至苏味道、李峤之辈，何以未能满足国策的需要?（2）仁傑所谓奇才到底是何种标准，为何张柬之等人的选任才谓

4、符合条件?（3）武后进用奇才的本意为辅助大周，彦范、柬之诸人最后却策动恢复李唐皇室的政变，如此南辕北辙的政治取向，武氏为何容让反对势力的发酵?凡此均应稍加说明，才能充分理解武周政权的内部变化。诚如学者所言，武则天在高宗显庆时期以后积极干政，受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猛烈批评。为打破政治上的关中本位政策，武后从文学取士的途径，开始擢拔非关陇集团的文人势力，以巩固皇后权位5。当时贵族政治的象征，又高度集中于三省长官于政事堂的宰辅集议制度6，以文学之士进占宰相权位遂成为则天女主的首重目标。唐代的学士类型繁多，其产生的原因往往因应君主的特殊政治需要，别立部门以备咨询，同时以文学草拟政事，因而得以近密

5、参政。武德四年和武德九年，分别设立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等人均历职两馆工作。高宗上元二年，改贞观十三年的祟贤馆为祟文馆，令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同时教授诸生。观此，武则天大开文学之门具前例可援，旧贵中反对武氏为皇后者众，遂专以文学之辈分削宰相实权7。例如许敬宗“幼善属文”，任过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尝品高而不得志于政治，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素来不合。在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一事上，许敬宗立下大功，显庆三年便擢为中书令8。李义府在太宗时期由对策登第，以太子舍人加崇贤馆学士，高宗永徽二年加弘文馆学士，同样因拥护武氏，“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9。与许敬

6、宗、李义府等背景相似的，还有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人，他们皆非出身关陇的文士，却成为高宗时期支持武则天执政的翊赞功臣10。值得注意的是，由武氏预政至政归中宫约十年间，高宗与武后的“二圣”权力冲突也日益白热化。以许敬宗为首的学士宰相，已迫不及待清理其间的反武势力。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记载：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梁王）忠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

7、谋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议，独仪纳忠，祸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在武后预政背后，显然存在一强有力的制诏机器，可以随时与宰相互相周旋。太宗以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学士须轮更宿直，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并校理图书策令，本来便有疏理宰相政务的原意。没有这种政策关联，纯粹只为处理典籍，太宗实无须与众学士商量政事，至夜分方罢11。上官仪欲草诏废武后，事涉机密，却为左右奔告于则天，许敬宗且能迅速制书反扑宰相谋逆，凡此均反映学士之里应外合，积极支持武氏的夺权行动。观许敬宗历任太宗的秦王府学士、中书舍人、检校黄门侍郎，太宗破辽时尝“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他与“弘文馆学士

8、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文学同事遍于省局，子孙三代亦供职太子舍人及著作郎等职12。这些来自文学官僚的助力，令武则天的政治干预更见得心应手。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13究武氏以中宫权力得以不断向外伸展，落实决策执行，莫不由许敬宗此等新兴的学士宰相主导。武后为扩充文士的影响力，除致力每年开科取士，使“常举”制度化之外，又分别于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于是，科举制度愈为吸引，张鷟朝野佥载卷1即谓：“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武后更于洛阳城南门亲试，在芸芸万人中选出张说为对策第一，拜太子校书

9、14。伴随着则天的革命，国家选士具备新的衡量标准，文学才能几决定个人入仕之资，一种跨越贵族阶级界限的文人政治正日渐形成。得到提拔的文学之士不乏出身平民行列，例如姚祟、宋璟、张说、苏颋、萧至忠、郭元振、张嘉贞、李峤等人皆擅长文学，为开元以后的名臣。武则天对文学选士十分热衷，她在上元时期设立“北门学士”的临时差遗职务，让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韩楚宾等入侍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15。相较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预政的方式愈为明显，他们在宫禁相当活跃，举凡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皆得参预，其用意是使之“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16。由此可见，武氏全面培育文人学士班底以维系

10、其新造政权，平日以文词待诏，候于北门进止，必要时方便武后召入禁中作为政治后盾，关陇旧贵逐步削弱，太子贤皇储地位受到打压，正是由北门学士集体发动。武则天又独自与北门学士讨论明堂的建立，不让朝臣参与意见，专以众学士重新演绎典章制度，试图成就前代所未敢决议的祭礼工程17。如刘祎之者，以文藻知名，自弘文馆直学士召入为北门学士后，数年间迅速升官，由中书舍人、迁检校中书侍郎。史书云：“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北门学士入相的例子。北门学士以文学受重用，同时发挥制诏的能事，祎之权重一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18。从许敬宗到刘

11、祎之的任命，学士政治一直支持着武氏的政治斗争，相关的人物陆续因文学功绩进驻执政的位置。此等人士具文学时誉，因文辞而相互齐名者众，构成气质相类的政治群体19。例如以文章创作知名的有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等“文章四友”，世谓“崔李苏杜”。此外，如韦承庆、卢藏用、刘允济、富嘉漠、员半千等大批被武则天擢拔的文人学士，均以文章著称20。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于洛阳，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实质军国大事由武则天进止，宣令中书门下施行，武后得以完全执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后索性改唐国号为周，正式进入武周时期。可以说，在武周时期为数达75名宰相中21，文学之辈成为武则天择相的主流，并以频繁替换的方式，确保群臣之绝

12、对效忠。三 文士的政治弊端和武周改革的原理文学之士既为武则天政权清除政治障碍，于处理日常行政文书和草诏事务上又能提供实时的支持，学士政治遂成为时代的主导。在武周前期，文学之清选仍为评定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唯当则天权位稳固，过往恃权谋私之辈，如僧怀义、河内老尼等宗教术士，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或因贪赃舞弊，或因私行不检而逐步受到整治22。以此观之，武氏只是利用侧近作为打击政敌，最后连徐敬业等反对势力亦予以翦灭，内部政治已无甚顾虑。相对而言，外族入侵对唐压境的新形势，促使武周不得不提拔熟悉地方政令的谋臣，这些才俊既不能囿于文学一门，而且更要求具备军资调度的实际行政经验。愈至武周后期，文学之选

13、不再是解决国家难关的重点人才，对于前代与当朝文士，尤其文学宰相中徒具文学而欠缺才行的各种舆论便随之而来。史料所见，武后一度信用的政治领袖，在文学与人格方面的落差极大，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讟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23（许）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敬宗好色无度。其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为

14、继室，假姓虞氏。昂素与通，烝之不绝。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24（刘）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见之，坐是配流巂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25（苏）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

15、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26上述李义府、许敬宗、刘祎之、苏味道等，为武氏委任的文人宰相中较受重用的人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文学知名，受武后倚重而结果因政治污点失脚，以致劣评如潮。以李义府为例，他在任相权力高峰时广与亲朋营私结党，从权势中取得卖官图利的机会。故旧书谓义府虽善文词，然行事诚非节操之人，其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喻义府为“李猫

16、”，凸显其柔而害物、笑里藏刀的性格。李义府任相后攀附高门权贵的行径，在许敬宗身上如出一辙，在贪财与依附门阀的驱使下，把家庭子女的婚姻视为政治交易。大抵文学出身者缺乏门第之资，清选与否不是践相之后的首要考虑，反而着意于如何编织官场人脉，使权力不衰，由此卷入贪腐的事件，是文士有才无行的真实写照。刘祎之的才学虽高，早年却私通宫中导致政治失脚，无论垂拱年间是否受贿于地方都督，与许敬宗妾是否有私，均反映祎之轻率将个人处于不利环境，并非考虑全盘的政治干才。武氏对祎之的彻底见弃，肇始于他把隐密事情告知不大可靠的凤阁舍人贾大隐，酿成谋逆的重大嫌疑。时至晚周的苏模棱，议政首鼠两端，已知其人唯做政治文章，无决议执

17、行的承担能力。他既无前面数人为则天排除政敌的主动，反于告老还乡之时贪图田役小利，陷于晚节不保。至若李峤之辈，文章奏对固可应付，唯随时间流转，其立场左右变易，于中宗即位后初附张易之兄弟，继于中宗崩后，又密表请处置相王诸子27。其政治估算摇摆不定，与苏味道比较，不过是较激进的投机取巧而已。武则天以大周称帝，原意是从李唐皇室管治的旧路中开辟崭新的政治气象，非为斗争而斗争。铲除政敌之初，武氏重用附己的文学之士，却非对这些新兴知识官僚的所作所为惘然不知，李义府被下令长流，许敬宗之流于岭外，刘祎之赐死于家，同样反映武氏对文士的恩威收放自如。当苏味道、李峤等辈尚以文章见用之际，武氏考虑的焦点已转移至李武斗争

18、如何和解的问题之上。此一矛盾存于武则天心中经年，终由狄相在不同场合陈明利弊，令武氏放下皇嗣继承的成见，过程复杂微妙28。她作出明确决定以前，还端视一个重要变量：两者在处理国家危机上是否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从各种迹象显示，则天曾给予武氏子弟不少政治锻炼的机会，然而因才干所限，他们既无李唐皇嗣的号召力，亦与狄仁傑等贤才的御边政策相去甚远，令武后愈为失望29。例如神功元年契丹初平，则天以武懿宗、狄仁傑等分道安抚河北，懿宗却在所到之处以酷刑残害归附百姓，酿成河北地方再度不稳，凡此已见武氏众侄的政治败象30。观武后在圣历元年恢复庐陵王为皇太子，翌年又以相王为皇嗣，有意逐步退下处理政务的前线，颐养天年于宫

19、中。狄仁傑作为大周时代最出色的辅相，由家事而国事，从内政到外交，他与武则天的君臣政论无间，由此朝廷政治气氛得以改善，则天择相亦转务实，已非主以文学唯才的路线。在狄仁傑用人思想的提振下，致力为前期文学政治和后期讲求才德兼具划一明确之分水岭，政治班底经过他悉心荐举，数年之间实现换血改造的新风，效果逐步呈现。四 奇才之用：狄仁傑的人物举荐和武则天的退位问题狄仁傑拜相以前，在官场上的际遇并不顺畅，其父知逊为夔州长史，他亦由明经入幕，辗转授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在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学习地方事务，亲自尝过被官吏诬告之苦，最后因理直而得到宽宥平反。此后，他在高宗仪凤年间当过中央的大理丞，明白清明断狱的重

20、要性，曾掌侍御史、度支郎中等职。高宗派他做知顿使，奉命入过戎夏交接的宁州为刺史，对民生休戚，以至地方民俗都具深度的了解31。在当豫州刺史时，他同情越王贞称兵事败后缘坐籍没的无辜百姓，虽因此左授为洛州司马，但在汝南的种种善政，得到武则天的留意，终在天授二年九月拜相32。他被提拔上场，意味着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政治以及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外戚权力，开始受到有效制约。万岁通天年间，狄仁傑以魏州刺史身份临制河北有度，令契丹不易寇境，则天对狄氏的重用正在与日俱增。仁傑建议改百姓西戍疏勒四镇等旧法，转而使阿史那本族统率诸蕃，又废安东，恢复高关为君长诸建议，均令战区劳弊纾缓的同时，大大减轻江南的转运负荷，无

21、疑是一举数得的良策。他任职河北道安抚大使以后，曲赦河北诸州，安抚逃匿的河朔人以实边，使原来突厥逼胁下的流民，顿成可供州县筑城固守的人力资源，有效降低突厥入侵的机会。因狄氏屡立奇功，不避权贵，且能直申理据，逐渐获得武则天的倚重，在朝廷一展贤相之能事。史称狄仁傑拜相后荐用的人才甚多，唯荐者与被荐者的关系，荐用的才地条件，以及被荐者继后拜相的理由，均未具体说明。如以武则天与狄仁傑奇才之论作为当中检视的标准，不难察觉武周后期狄相推荐的人物，具备一些政治传承的特征。在狄仁傑推荐至公卿的数十人之中，始终以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诸人至为瞩目。桓彦范受狄仁傑的知遇，始于圣历时期，在此以前，他因祖父是雍王府咨议参

22、军，得以荫调右翊卫，圣历初，累除司卫寺主簿，纳言狄仁傑特相礼异，盛称其才识必能自致远大。自此，辗转内监察御史、御史中丞，而至刑部少卿。长安三年，桓彦范弹劾张昌宗与术人李弘泰占相的妄言，又奏请宽免自文明元年以后因则天革命得罪者，每事均据理力争，颇具狄氏当年的行事影子33。张柬之亦以非文学的途径补太学生，自少“涉猎经史，尤好三礼”，深得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器重。他做过青城丞，在永昌元年贤良策试的千余人中获取第一，擢为监察御史。其后，他因忤则天意旨，反对突厥默啜以女向淮阳郡王武延秀和亲，神功年间出为合州刺史、蜀州刺史，又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些地方上的历练，有助他了解生民的困苦，例如对于每岁募五百兵入姚

23、州山险的戍役，柬之便曾上奏析论其弊，惜未为则天所纳。至长安中，经狄仁傑之大力推举，召归为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因其“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的特质，终于得到武则天的召见，拜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凤阁侍郎，仍知政事34。参考敬晖的例子，也是弱冠举明经，圣历初，累除卫州刺史，对河北突厥寇患之事多所留意，强调必须考虑修城者的生计收获才能固守，为民众争取秋收免役。前后又由夏官侍郎，外转为泰州刺史，在大足元年，尝为洛州长史。众所周知，狄相受知自洛州长史，这种供职于同一州府的属僚关系，或为狄仁傑赏识的依据。长安三年，敬晖拜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元年已转为右羽林将军35。再看看崔玄暐和袁恕己，前者在龙朔

24、中举明经，累补库部员外郎，事母至孝，以清谨见称。他在长安元年，由凤阁舍人超拜天官侍郎，虽迁文昌左丞，则天以其选司公允，不涉贪恶，仍命出任旧官，长安三年寻转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36。袁恕己，在长安中，历迁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故此与南衙兵仗关系密切37。五人的经历各有不同，唯大都通过狄仁傑的赏识，至迟在长安年间纷纷进占中央的决策要职，与晚年的狄公颇为相知。他们个性刚直，屡为不平的政事上奏敷陈，武则天亦知此等人物忠诚，虽非全然接纳意见，但对于过去因政治打压而蒙受冤屈的各种申理，终于持面对的态度予以解决，建立了政治的互信。他们对唐室血嗣加以拥护，对武后侧近小人如张昌宗、张易

25、之的痛恶，类似的政治取向，武则天在朝廷议事过程中理应多所洞察。狄仁傑对李唐皇室的护佑，同时不失向武周朝廷效忠，类似的平衡态度，基本上为武后接受的底线。事实上，武氏子弟难成大器为政治的现实，朝中新的领导班子渐次在内政外交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均令武后不再执意于抑李扬武的思维方式，反而容许大臣具较大的议政空间。故此，在进入长安元年以前，武后并无预政的部署意图，久视元年以奉宸令张易之、秘书监张昌宗掌政务，不过是其逸乐的表面掩饰，史载“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38，反映则天乐于内廷安享晚年，将外朝政治重心交予群臣管治的政治决定。此种趋势，在是年九月狄仁傑离世以后更为明

26、显，盖失此重要辅相，武后政治改革的动力为之冷却。五年以后，受狄仁傑荐举之中央贤能地位愈为强固，与武后之交接日益疏离，再无狄相效忠武周的思想包袱。当张柬之等人以政变逼令武后还政中宗，武则天在宫中惊起，明白各人来意以后，从容向政变者表达昔日提携之情，无疑反映武则天与狄仁傑的推荐人物，部分有着同源性质39。五人凭政变功赏被称为五王，旧唐书卷91便将五人的本传俱载一起，其前后相承的人脉渊源，遂容易令人联想到狄氏的用人，是否隐含光复李唐宗室的预备手段。司马光通鉴考异留意狄仁傑与一众被荐举者的恩门关系，却多方指出狄氏并无此类政治预设。他首先介绍梁公家传的误解，内中记云：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

27、皆公所荐。公尝退食之后，谓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五公心知目击，悬悟公意。公寝疾，五公候问，偶对终日，竟无一言。少顷，流涕及枕，但相视而已。五公退出，递不测其由。袁恕己曰：“岂不气力转羸，须问家事乎?”张柬之曰：“未闻大贤废国谋家者也。”斯须，命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三公入，余二公立于门外，曰：“向者无言，盖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断而不能密，若先与议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后，则国异而家亡也。至其时或不与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不然，则必反生大祸。”梁公家传即李邕所撰的狄梁公家传，观是书的写作意图，似暗示狄仁傑积极引荐张柬之、桓彦范、

28、袁恕己等人是为了日后的政治上图谋，并在狄氏卧病临终前逐步表白。按其前后语意推测，应指改易武则天领导的国家大事，五人中以此三者行事最为谨慎，故可予密议，以期逐步收回诸武的权力。其文献的后半记载则近于神异，将五王策动政变，与狄仁傑身前与身故以后的感召，联系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狄公没后，经岁余，五公潜会于幽闲之处，叙公当时之言，重结盟约，撤馔之后，相顾欲言，未至其时，恐负前诺，欲言又止，前后数四。桓彦范乃叙其言。言犹未毕，闻户牖之外，声若雷霆，须臾风雨，咫尺莫辨，所坐床褥悉掷于阶下。五公战惧，不知所据，乃相谓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灵变以惊众心，不欲吾辈先论此事，未至其时，不可复言也。”斯须，天清

29、日明，不异于初。易之等既诛，袁谓张公曰：“昔有遗言，使先收三思，岂可舍诸?”张公曰：“但大事毕功，此是机上之物，岂有逃乎!”后梁王交通于内，五公果为所谮，俱遭流窜，所期兴废年同，遗约轨模少无异也。家传甚至将五公政变后未取得彻底的胜利，遭到武三思徒流等结局，全部归咎于未按狄仁傑遗约指示，由此凸显狄氏断事的高瞻远瞩。此种倒果为因的依托附会，在司马光看来殊不稳妥，他比对各种事实，并断言谓：“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时在位，协力立功，仁傑岂能预知其事，举此五人，专欲使之辅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诛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势，仁傑身为宰相，岂待五年之后，须柬之等然后发邪!此盖作传者因五人建兴复之功，附会其事，云皆仁傑

30、所举、受教于仁傑耳。”资治通鉴不取谲怪无稽的家传为据，只依旧唐书狄仁傑传所著举柬之、彦范、晖三人姓名，不落任何政治判语，是较为平情合理的做法。综合而言，狄相与各人的关系，见机提拔具备良好政绩的官员，从时序观之，他的奇才之论实因应国家面对的新形势，需要吸纳更多的文才武略兼具的新血，首先得到武则天的认同。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诸人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狄仁傑身故以后，思以彻底将政权重置于李唐皇室，凡此亦为唐代习气相类的另一政治群体表现。六 结 论时人论武氏专政，每将则天形容为残酷不仁的一代暴君，却忽略了武周晚期的一些具体转变。以武则天用人为例，早期致力以宗教、酷吏进行各种打压，同时另立门户，以非李唐关陇士族为主的文学之辈，改变议事的主导角色。及至权力稳固以后，择相用人方面已采取相当理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