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方舟关注粮食危机Word下载.docx

1、它有一本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那样厚，一页一页满是异国情调的豆子、大蒜、马铃薯、辣椒、苹果、梨和李子，每种植物都附有名称、个体历史和不同特性。苹果中有一种称为“美丽骑楼”（Beautiful Arcade），是“溅上了几抹红色的黄色水果”；一种称为“草原间谍”（Prairie Spy），据说是“早熟品种”；另一种命名为“葡萄酒酿”（Sops of Wine），历史可回溯到中世纪。有一种叫作“爱沙尼亚黄樱桃”（Estonian Yellow Cherry）的番茄，得自塔林“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女士”；一种豆子，是考古学家在新墨西哥州寻找侏儒象化石时发现的；一种“波斯星”（Persian Star）大

2、蒜则来自“撒马尔罕的集市”。过去十年间，传家宝蔬菜在美国和欧洲渐趋时兴，获得了注重饮食本地化、传家宝品种风味及独特性保护的食物运动的青睐。传家宝品种主要出现在农市和精品食物店里，超市中意的是新式单一品种果蔬，它们的培育考虑运输方便、外表统一，但却不考虑提高风味，而传家宝品种则被挤出了超市。但这场保护传家宝品种的运动可不止于满足美国人对味道、本地食物和数不尽的番茄品种的追求。它还是一场保护世界未来食物供应的战争。在这个食物丰足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很少去思考我们的食物从哪儿来，又是如何种植的。我们推着购物车在超市转悠，却没意识到那表面的充裕不过是靠晃动得越来越厉害的支架撑起来的光鲜布景而已。关于

3、雨林中的动植物群落的消亡，我们早已有所听闻。相比之下，对于同时也在上演的我们所享食物的遗传多样性的削弱既鲜有提及，也罕见作为。食物品种的绝迹正在世界各地发生，而且绝迹的速度很快。在美国，估计史上有的果蔬品种90%已经绝迹。十九世纪时，种植的苹果有7000种，而今只剩下了不到100种。在菲律宾，繁盛的水稻曾多达数千种；现在还在种植的仅有100种。在中国，一个世纪前尚在耕种的小麦品种里有90%已经消失。专家预测，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失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食物品种。就8000种已知牲畜而言，有1600种处于濒危状态或者已经灭绝。为何这是个问题？因为赖以养活我们日益膨胀的星球的就是这少数种类的动植

4、物，若病害或未来气候变化致使其中一种大量灭亡，那么我们可能会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我们曾任由其灭绝的品种。全球小麦多样性的急剧丧失便是引发忧虑的一个原因。小麦有一种最古老的杀手小麦秆锈菌（Puccinia graminis），这种秆锈真菌正在全球传播。这场瘟疫的当前化身是一种致命的、快速变异的类型，因为它是1999年在乌干达首次发现的，所以称为Ug99。它随后传播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也门。到2007年，它已经越过波斯湾进入伊朗。科学家预测，Ug99很快就将杀入谷物主产地印度和巴基斯坦，然后渗入俄罗斯、中国，而且，要是有毒孢子有一丁点混在飞机乘客的鞋里带进来，我们西半球也同样难逃厄运。世界上

5、大约90%的小麦都不能抵抗Ug99。一旦这种真菌进入美国，预计价值10亿美元的小麦会岌岌可危。科学家推断，光亚洲和非洲两地，濒临危险的那部分小麦就会让10亿人失去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按康奈尔大学“小麦持久抗锈性”（Durable Rust Resistance in Wheat）项目的里克沃德（Rick Ward）的话说，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不可避免。世界人口今年有望达到70亿。到2045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0亿。一些专家表示，我们的食物供应需要翻番，才能满足新兴经济消耗更多肉乳制品的需求。考虑到气候变化及Ug99之类不断变异的病害所带来的额外挑战，寻找方法“既能提高食物产量，同时又避免产

6、业农业的表面充裕加重基因贫血进程”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科技驱动、一体万用的问题解决办法。然而，保障未来食品安全的最大希望可能取决于我们保护昔日本地食物的能力。经过上万年的驯化，人类才在食物供应上创造了浩瀚的生物多样性，但现在我们眼瞅着这一切渐渐衰落。为了某些可取的特性，人类选择性地繁育野生植物或动物物种，这一开始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反复试验过程，驱动它的是由来已久的紧迫之事饥饿。例如，野生小麦成熟的麦粒会垂向地面，有些会碎裂开来，这样植物便可以自我播种。早期的农民拣出那些因随机的遗传变异而没有碎裂的小麦，由于不会碎裂，因而它们是收获的理想之选。农民和育种者煞费苦心地培育

7、牲畜和粮食作物，以使其充分适应当地独特的气候和环境。每一驯化的种子和畜种都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某一特定问题，如干旱或病害的解答。例如，北美墨西哥湾区本地羊能在高热高湿的地方健康成长，还能抵抗多种寄生虫。在偏远的奥克尼群岛，北罗纳德赛羊可以仅吃海藻为生。瘤牛对蜱虫的抵抗力比其他牛都强。在埃塞俄比亚，有一种个头小、无肩峰的短角牛“Sheko”，它产奶能力强，可忍受严苛的环境，并能抵抗昏睡病。这类适应特性非常宝贵，不仅对当地农民是这样，对世界其它地方的商业养殖者也是如此。例如，芬兰羊，长久以来只有一小部分芬兰农民在喂养，现在对养羊业已是极为重要，因为它们具备产仔大的能力。Fayoumi鸡是一种土生土长

8、的埃及物种，历史可追溯到法老王朝，因它产蛋个头大、耐热力强、能抵抗多种疾病而成了抢手货。类似地，中国稀有的太湖猪是全球养猪者梦寐以求的，因为它吃廉价的作物饲料就能长得很好，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繁殖力，经常一窝能下16只小猪，而西方猪种平均只能产10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食物供应上危机四伏的多样性减少却是一项农业成就始料未及的后果。这个故事众所周知。30岁的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1944年到墨西哥帮助抵御一种引发大面积饥荒的秆锈传染病。通过杂交全世界的不同小麦品种，他得到了一种抗锈高产的杂交品种，这种杂交小麦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麦产量几乎翻番，并让10亿人免

9、于忍饥挨饿。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它帮助发展中国家引入了现代的产业农业。不过，这场绿色革命是把双刃剑。久而久之，农民严重依赖普遍适应性、高产的作物，而将那些适应本地环境的品种排除在外。采用同一遗传品系的种子进行大面积连作有助于提高产量，满足眼前填饱肚子的需要。然而高产量品种也是基因较弱的作物，需要昂贵的化肥和有毒农药。高产量牲畜也如出一辙，它们往往需要昂贵的饲料和医药保健才能在外国气候条件下生存。在此过程中，提高产量的驱动力正将本地多样性排挤出去，稀释了牲畜的遗传多样性。结果，全球的食物供应变成主要依赖于少数一些为产量最大化而设计的品种：罗得岛红鸡、大白猪、荷斯坦奶牛。一句话，我们关注的是增加

10、现今的食物产量，却意外地将自己置于未来食品短缺的危险境地。关于依赖同质食物源的极大危险，有一个围绕马铃薯的警示故事。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高山地区是马铃薯驯化的发源地，这儿的农民仍然种植着数千种外形仿如来自外星球的马铃薯。西班牙航船在16世纪晚期首次将这种块茎植物带回了欧洲，到十九世纪初，在欧洲，马铃薯成了谷类作物的可靠后备，尤其是在寒冷、雨水多的爱尔兰土壤上。爱尔兰人很快就几乎完全依靠马铃薯作为他们的主食。他们当时主要种植一种大个的“码头工人”（Lumper）马铃薯，马铃薯晚疫病菌将它的遗传缺陷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如同秆锈之于小麦一样，这种病菌是可怕的马铃薯杀手。1845年，致命真菌的孢子开始在该国

11、传播，毁灭了传播路径上的几乎所有“码头工人”，造成的饥荒让数百万人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当前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没怎么经历过绿色革命的非洲）提高食物产量的努力，也许只会加速牲畜品种和作物物种在今后数年内消失的步伐。在那些已经引入高产种子和畜种的零星的非洲国家，其结果充其量是喜忧参半。诸如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最终牺牲了许多作物多样性，换来了有政府项目补助并由援助组织提供的高产进口品种连作。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养殖这些新的植物和牲畜少不了化肥、农药、高蛋白饲料和医药，小农户和牧民为了支付这些“投入”而负债累累。他们就像瘾君子一样，迷上了一个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上都难以承受的恶习

12、。对于我们田地里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一项应对措施是：尽我们所能，赶在众多不同作物品种还未永远消失之前，收集和安全贮藏它们。这一主意最早是由俄国植物学家尼科莱瓦维洛夫（Nikolay Vavilov）构想出来的，1926年，他有了这个也许是最秘不外宣的现代科学顿悟。这位莫斯科商人的儿子在一个贫穷的村庄长大，那儿饱受不断发生的作物歉收和食物定量配给的困扰，瓦维洛夫自幼就有一个念头萦绕于心，他想在祖国俄罗斯和全球结束饥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足迹踏遍五大洲，全身心地搜集野生近缘种和我们所吃的不知名作物品种的种子，以求保护那些具备疾病和害虫抵抗力及极端气候环境耐受力之类必要特性的基因。他还领导着一家

13、机构（位于圣彼得堡，现称为种植业研究所），其任务是保存他增长迅速的收藏，这就等于是全球第一家种子银行。在1926年对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一次探险考察中，瓦维洛夫萌生了一个念头，正是这一愿景，使他占据了领先寰宇的制高点，他要找出地球上那屈指可数的我们粮食作物的野生亲缘首次被驯化的地方。之后，他确定了七个“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他描述其为古代农业的发祥地。“在那儿有可能见证，”瓦维洛夫写道，“人类在选择最适合每一地区的栽培方式中所扮演的伟大角色。”瓦维洛夫自己的人生故事却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1943年，这位全球消除饥荒领域最重要的权威之一竟饿死于伏尔加河畔的战俘集中营，成了斯大林的牺牲品

14、，在斯大林眼里，瓦维洛夫的种子收集工作纯粹是资产阶级科学。彼时，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包围了圣彼得堡（当时的列宁格勒），这座危城已经有7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苏联确信希特勒会打冬宫的主意，曾命人从这所博物馆撤离艺术品。然而，他们就没想过去保护一下储藏在世界最大种子银行里的40万件种子、根茎和水果。于是，瓦维洛夫研究所的一群科学家把一批代表性种子装入盒内，将它们搬到了地下室，并轮流值守以保护它们。历史档案后来显示，希特勒的确组建过一支别动队去夺取种子银行，也许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掌控世界的食物供应。尽管饱受饥饿的摧残，种子的看守者们却拒绝食用这些他们视为祖国未来的种子。事实上，到1944年春包围解除之时

15、，研究所志愿担当的种子护卫员中有9人饿死。自那以后的数年里，瓦维洛夫的设想一直在予以修正。今天的科学家把他确定的地区视作多样性中心，而不是起源中心，因为还不清楚最早的驯化是否首先在此出现。然而，瓦维洛夫关于这些地区是遗传多样性仓库，是我们食物未来依靠的设想愈发显出其先见之明了。今天世界各地约有1400家种子银行。最富雄心的莫过于新设的“斯瓦尔巴环球种子库”，它建立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上一座砂岩山的永冻层内，岛屿离北极仅有700英里。这个所谓的“末日金库”由加里福勒（Cary Fowler）与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协力创办，是世界其他所有种子银行的后备。他们收集的种子副本都储藏在永久冷冻的、海拔4

16、00英尺以上的无地震地带，确保了即使极地冰盖融化，种子也不会浸入水中。福勒的“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近期宣布，瓦维洛夫全球范围内的种子收集探险考察将再次上演：这项为期十年的行动计划将走遍地球，搜寻小麦、稻米、大麦、扁豆和鹰嘴豆的野生亲缘，以便“给农业配备应对气候变化的武器。”希望这场疯狂冲刺式的竞争能让科学家将那些强健亲缘的重要特性，如干旱和洪水耐受力传递给我们脆弱的作物品种。然而，将种子储藏在银行里以解未来灾祸只是部分之策。同样值得挽救的还有辛苦得来的世界农民的智慧，他们一代一代精心培育了我们现在如此渴求的种子和畜种。也许最宝贵、最濒危的资源就是存放在农民脑中的知识。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威

17、洛地区的Fontanina小村庄外，四十岁的杰马尔默罕默德（Jemal Mohammed）有一个占地五英亩的山坡农场。它位于尼科莱瓦维洛夫1926年探险考察造访过的一个多样性中心的心脏地带。踏上默罕默德的土地，犹如时光倒转，又回到了古代农耕社会。他那圆形小棚屋，顶上铺的是茅草，墙则用干泥和稻草砌成，与几个世纪来埃塞俄比亚乡村里星罗棋布的住所并无二致。小屋右侧，两头牛卧在蓝花楹树的树荫下。三四只鸡大摇大摆地穿过空荡荡的前院。他种田仍旧采用耕牛犁田、手工栽种的方式，地里混种着不少作物：马铃薯、洋葱、大蒜、香菜、葫芦、高粱、小麦、大麦、鹰嘴豆和画眉草（一种用来制作烤饼英吉拉（injera）的谷物）。

18、传统小农生活给人的印象就是简单。然而，较之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方式，面对那些常见威胁，如干旱、不合时宜的暴雨和疾病，默罕默德的工作需要富有活力且极尽微妙的多种技能方能应付。他同时种植豆子和谷物，以便充分利用有限空间。这样的间作也是一种天然施肥方式：豆子在较高的高粱底部生长，可为土壤增添氮。威洛是埃塞俄比亚1984年毁灭性饥荒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场饥荒饿死了数十万人。时隔多年，这一经历仍然在默罕默德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他给我展示了一批镂空的葫芦罐，里面贮满了像彩色卵石一样的东西。“我保存这些存货作为我的保障，我的后备，”他一边说，一边低头觑着那些葫芦罐，我这才认出那里面装满的是种子。他有田里种

19、植的全部作物的种子。默罕默德的妻子给这些种子抹上灰，以保护它们免受象鼻虫侵扰。“如果我们因干旱或洪水而全部作物绝收，”他说，“我至少还能重新种自己的地。我打量了一眼默罕默德及其家人热切的面孔，又低头看那灰色的“卵石”：所有这些初萌的、蕴含强烈欲望的粗糙种粒，使人想起的不是成就它们的几个世纪的选择，也不是它们最终会变成的成熟果实，而是他自家的私人种子银行。这是关于种子的令人着迷的悖论。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它们却很轻易就被人不屑一顾，特别是被我们这些处身食物丰足的世界里的人，我们甚至已经忘了我们的食物从何而来。默罕默德带我来到路对面的一个农场，在这儿，他和他邻居抬起一块石板，露出了一个泥做

20、的6英尺见方的地下室，这是一个紧急地下食物仓库。几周后，等收割一完成，他们会用稻草铺好地下室，装满谷物，然后拉过石板盖好，让土壤的寒气保持谷物新鲜。当我问及1984年饥荒时他们有多依赖他们的紧急仓库时，他们都垂下了脑袋，嗫嚅着，到了最后，完全没了声音，泪水夺眶而出。我的翻译挥了挥手指，示意我不要再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了。翻译解释说，只是让他们回想下当年都已经很艰难了。他们之前卖掉了储藏的谷物，从未料到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他们不得不吃掉所有存留的东西。家中几口人都饿死了。他们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了种子。环境是如此不利于种植，以至于他们空空如也的肚子很快迫使他们作出了不可思议的打算

21、：吃掉他们的种子，吃掉他们的未来。埃塞俄比亚中东部高地一度是地球上生态最多样的地区之一，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农民沦落到只种植画眉草和少数品种的小麦，这些都是由于具有高产潜力而分配给他们的。今天该地区已经变了样：本地品种的豆子和小麦再度繁盛。埃塞俄比亚常常被描绘成是易于发生饥荒的地方，然而，令人称奇地是，从亚的斯亚贝巴往东北驱车一小时，可以看到大片田地里种植着浓密的紫色种硬粒小麦，这一品种属埃塞俄比亚独有，并在全国广泛种植。硬粒小麦可用于制作意大利面食，它抗秆锈能力很强。在一块地里，还种植着另一埃塞俄比亚土生土长的本地品种“setakuri”，翻译过来就是“女人的骄傲”，因为它可以制作最

22、甜美的面包。在抗秆锈能力上甚至更胜一筹。埃塞俄比亚的突然转变部分得归功于著名植物遗传学家梅拉库沃瑞德（Melaku Worede）所作努力，他1972年从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返回埃塞俄比亚，胸中怀着保护并重建该国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沃瑞德培养了新一代植物育种家和遗传学家，他与其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遗传资源中心的员工一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并储藏本地植物和种子（地方品种）。1989年，沃瑞德发起了“种子拯救”计划，这是一个社群种子银行的网络，负责为本地农民保存和再分配种子。沃瑞德满怀希望地认为新的提高食物产量的努力并不会重蹈昔日的覆辙，比如盖茨基金会联盟为非洲“绿色革命”所做的那

23、些。在决策制定时正尝试将本地农民纳入其中。“作出这一计划的人知道第一次绿色革命随时间推移已经失败了。他们有一些聪明的想法，”沃瑞德说。“但他们仍然过于专注少数的品种。那么剩下的该怎么办？我们会失去它们。相信我，我不反对科学。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我是科学家。不过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将科学与本地知识结合，这才是农民的科学。沃瑞德认为，保护这个地区多样性的关键不仅在于种子银行，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本地农民。尽管产量显然对农民很重要，但对抗饥荒更关键的是别把赌注下在一种作物上，要通过在多个地方、多个季节里种植多种作物来分散风险。凭借这种方法，如果作物生了病，或者收成受到干旱的影响，或者遭遇山洪，他们都

24、有替代的方法可供依靠。对于增加产量而不牺牲多样性的可能，质疑声音一直不断。沃瑞德想证明，在有足够丰富食物的今天和保存食物生物多样性的明天之间作出取舍是个错误的选择。而且他对此做过精确的研究。他找来农民根据适应能力而选择的品种，并在其中确定出那些可以确保最高产量的品种。采用高产量的本地种子，再结合自然化肥和间种之类的技术，产量可提高至比那些进口的高投入品种还多15%。另一项同时展开的针对本地牲畜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基思哈蒙德（Keith Hammond）是一位动物遗传方面的联合国专家，他说，全球农村80%的地区有适应本地并优于外来畜种的遗传资源。然而，提升15%离未来几十年里我们需要让食物供应翻番

25、的目标还相距甚远。保护食物多样性只是我们需要应对这一挑战的众多策略中的一个，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随着全球变暖，对于那些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畜种和种子，环境变得愈加不友好了，人类可能需要那些能够在非洲高温地区或面对频发的叶枯病还能容许植物和动物健康成长的基因。实际上，沃瑞德认为，科学家也许在埃塞俄比亚的田地里不难找出抗Ug99的品种。“即使疾病变异为新的形式，它也不会把一切都抹去。这就是多样性的优势。然而沃瑞德并不认为，发达国家是把埃塞俄比亚这样的瓦维洛夫中心看作野生种子银行，一旦下一次瘟疫发作，可由此取回需要的特性。他以上世纪70年代初黄矮病毒爆发为例，当时的爆发威胁到全球大麦作物的生死存亡。

26、一位在上世纪60年代来过埃塞俄比亚的美国科学家恰好从他自己的试验田里获得了一些大麦样品。病毒爆发之时，他把这些样品交给了一位试图阻止这种病毒蔓延的科学家。果然他们发现了一种抗病基因。“它改变了一切，”沃瑞德说，“对他们并没造成什么损失。没有遗传工程，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一种天然的抗体源，恰好取自于人们正遭受饥饿的埃塞俄比亚那块地方罢了。在威洛的那个下午，默罕默德和他的邻居静立在他们自家泥制的私人种子银行上。自1984年饥荒以来，收成确定之前，他们甚至不会去考虑卖出任何谷物。我问道，我所见到的他们地里的丰收景象，是否会让他们感到更加放心、更加乐观呢。“有些余钱是不错，”默罕默德打开了话匣子，“这样

27、我们可以让孩子穿上好衣服，送他们去学校，但是”他停住了，扫了一眼他邻居，然后给出了回答，我渐渐意识到，在保障我们未来食物供应安全的问题上，这个回答或许完美描述了我们所有人应予采取的态度。“我们充满信心，”默罕默德说。“但我们对风险非常敏感。我们超市里见不到的丰饶的美国南瓜、番茄及其他蔬菜品种仍然在艾奥瓦州迪科拉的种子保存交流会里茁壮生长。杰马尔默罕默德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家中存放着一个种子银行。“这些是我的保障，”默罕默德说，对于那场害死他家人的1984年饥荒，他依然刻骨铭心。依靠少数几种作物是危险的，对于这一点，爱尔兰农民深有体会。由于“码头工人”马铃薯死于枯萎病，致使1845年爆发了爱尔兰马

28、铃薯大饥荒（上图是都柏林的纪念物）。安第斯种植马铃薯的农民早就知道气候波动和突如其来的病害会对单一品种的庄稼造成危害，于是他们多管齐下：在不同地方的多块田地里种植数百个品种。秘鲁Pampallacta，马里亚诺苏塔阿普库西（平躺着的）和他的家人在收获马铃薯时小歇一会。威尔士布雷肯地区，拉德诺山（Hill Radnor）绵羊跳出羊圈，跃入牧场。在丘陵地带，这种能吃苦耐劳的传统品种较之那些高产的商业品种进食能力更好，而且无需昂贵的饲料。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处山坡农场上，农民在用镰刀收割燕麦，然后把它们叠成堆。他们也许使用的是技术低下的工具，但他们的知识是生产足够食物来供养日益膨胀星球的关键。

29、艾奥瓦州埃姆斯的一家种子银行的巨型储物架，其摆放的方式与图书馆颇为类似。每一个基因不同的种子品种都有仔细建档并加以维护。这张照片是7张图片的组合。秘鲁Pampallacta，一窝干草保护着收获的马铃薯等薯类。安东尼娅与马里亚诺阿普库西属于一家地区农民合作社，他们一起在安第斯高原上数千处地方种植着数百种马铃薯。多样性确保了丰收，这在社群里是必需的，这儿的每个人一天要消耗6到10磅马铃薯。威尔士加的夫附近的圣法甘国家历史博物馆正举行一场农事展览，一头威尔士猪旁若无人地在场外晃悠。这种猪的体形特别适于分割取肉，而且它们还因为坚强而温顺的天性颇受好评，这使得它们很适合与人类为伴。威尔士斯诺多尼亚国家公园的Hafod y Llan农场，喜怒无常的天空布置好了舞台，生态学家萨宾尼诺维特（前景）与一头倔强的威尔士黑牛僵持不下。诺维特与农场管理员韦恩欧文为国民信托工作，他们重新引入了这一传统品种来帮助控制侵入的植物物种。威尔士黑牛独立的个性是一不错的优势，这意味着它用不着农民怎么看管。艾奥瓦州埃姆斯的种子银行里，养蜂人喷射烟雾来镇定蜜蜂，这样他就能仔细检查传粉昆虫在向日葵作物间的工作成效。由于种子存放过久就会失去萌芽的能力，所以研究者必须周期性地从种子银行的收藏中生产新一代种子。每一品种都在防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