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源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走向的论文文档格式.docx

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则因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而发愤著成了千古名著史记。在文体流变史上，汉代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汉代政治统一，朝章礼制完备，刺激了文章写作的繁荣，因而文体的分化也渐趋细密，产生了许多新文体。许多文体的格式、规范，都是在汉代确立下来的：乐府是西汉开始另立一名的，合乐的称为乐府，不合乐的即为诗；汉代五言诗产生并走向成熟，七言诗也开始萌芽；赋又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产生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史赞”创作大为繁荣，其特点为“颂体以论辞”（文心雕龙颂赞），即褒贬人物要用颂的体制、论的言辞。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汉赋，更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

2、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而统治者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喜爱和提倡，更使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如朱买臣、严助皆以善楚辞知名，淮南王刘安被召作离骚传，司马相如、枚乘等以赋见幸，于是汉赋遂成为汉代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这些均说明人们对狭义“文学”的欣赏，在这样的时代文化风气下，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文化学术的繁荣，使得图书日益增多，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但“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

3、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调集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进行的全面、系统、大规模地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也是第一次对古代学术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批评和总结。七略现在虽然不存，但由于汉书中的艺文志据其改写而成，所以通过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我们仍能了解其大致面貌。汉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将天下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其中文学方面的书籍单独立有“诗赋略”一类。“诗赋略”下又分为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

4、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充分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样貌。“诗赋略”中著录了屈原、荀子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秦代只有“秦时杂赋九篇”，没有一篇诗歌，而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据此可知西汉文学勃兴的状况。汉志承袭七略，每一类书籍前撰写了类序，有大类（略）之序和小类之序，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源流、特点、得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诗赋略”的序文，即以300字的篇幅，历叙赋的名义、春秋时赋诗言志的风尚、此后楚汉“贤人失志之赋”的兴起、汉赋的得失，以及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史实，相当于一篇简约的赋发展史。汉志之后，类序之体便在目录学中延续下来。汉志共著

5、录图书596家，13269篇，其中六艺略103家，3132篇；诸子略189家，4324篇；兵书略53家，790篇；数术略190家，2528篇；方技略36家，868篇。从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诗赋”类的作品比“六艺”类、“诸子”类、“数术”类的书籍少，而只比“方技”类、“兵书”类的作品略多。从中可见，文学在汉代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不是时代思想和文体的主流，先秦文、史、哲不分的观念依然影响很大，学问家们视一切礼乐制度、文化典籍为“文”，这在淮南子、法言、论衡等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露。至东汉，社会上能文之士日多，文人作品日渐繁盛。 颂、赞、铭、箴、碑、诔、哀、吊、论、连珠、章、表、奏、记等新型文体

6、大量涌现，再加上传统的诗、文、赋，诸种文体日渐齐备。东汉后期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文章家，象范晔后汉书崔瑗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而大文豪蔡邕更是擅长写各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中的许多篇章都提及过他。当时还有一些专擅一种文体的作家，像后汉书胡广传就说胡广章奏为“天下第一”，其他像应劭擅长驳议，崔实善写记，黄香长于笺，都说明东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态势。由东汉开始出现的这股文学独立化的倾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演变为文学的自觉。 本文由收集整理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与“集部”的

7、确立自汉志设立独立的“诗赋略”，并以屈原、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标榜之后，引领了当时及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繁荣兴旺，“其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再经三国魏曹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风的浸染，魏晋以后文学的独立进一步明朗，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手潘尼），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

8、协、张亢），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胱，萧衍及其子萧纲、萧绎等。文学家风采的凸出，正是文学兴盛的体现。在此时期，诗、赋、散文等各类文体全面发展，于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就出现了萧统编纂的文选和陈代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促进了以“推源溯流”为主旨的文学批评活动的空前发展，许多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如“风骨”、“意象”等被频繁运用于评论文学人物和作品中，更出现了像刘勰、钟嵘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回顾和总结，标志着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反映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

9、中，就出现了专门以文学特长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文学独立于四学之中（见宋书雷次宗传），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官吏的机构之一。四学并建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分化大趋势下“文学”的最终明朗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古籍目录中的“文学”类图书的相应变化。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割据政权各自为谋求统一、富强之道，无不注重修史，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得失经验。“人们对史籍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史学的发展，最终又导致史部目录的形成”。汉志之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仍是“六分法”，其中，七志有“文翰志

10、”，七录有“文集录”，均属“文学”一类而加以增广。七志和七录虽然没有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但其对文学典籍分类法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实际上，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之名，就是从七录的“文集录”之名演变而来。“文集录”的出现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阮孝绪说：“顷世之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全梁文七录序）“文集录”下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可见当时文学作品不但数量可观，而且种类齐全。三国魏秘书郎郑默，在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国家内部藏书目录中经一书，初现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中经已佚，但西晋秘书监苟勖在中经的基础上，又另编中经新簿，将当时国家的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文学类的书籍

11、列于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隋书经籍志）。中经新簿的甲、乙、丙、丁四部，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谓的经、史、子、集。值得注意的是，丁部的文学类书籍中，除了七略、汉志中所收的诗赋，还收入了图赞类书籍，以及汲冢中所出的大量先秦竹简书。汲冢书中不仅有穆天子传这类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经、史各类典籍，从性质上看，将其归入“文学”类显然有欠妥当，这使得“丁部”图书类的成分显得有些驳杂。但在当时对文学与非文学界线尚不十分明晰的时代条件下，目录学家给“文学”专门安排了一个大部类，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和文体日益丰富的客观实际。一直到东晋大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四部名称具体化为：五

12、经、史记、诸子、诗赋，才确立了四部分类的顺序。三、“集部”所收文体的渐次丰富唐朝初年，魏徵、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隋书，作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把诗赋作品（含部分文论、诏令）单独归为一个大类。隋志在七录“文集录”的基础上，删去“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集部”之名，奠定了此后历代目录书“集部”的分类基础。与第一部史志目录汉志相比，隋志对文学类作品在编撰体例上有很多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文章计量单位“卷”的出现。汉志诗赋略计算文章的单位是“篇”：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扬雄赋十二篇”等，在隋志编目则通称“卷”，如：“楚兰陵

13、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是文献载体的变化。先秦两汉的著作，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竹简的篇幅容量，决定了先秦两汉的文章多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今天存世的先秦典籍，除“五经”外，大都是在汉代编定的，其流传到今天的书名，是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的。两晋以来，竹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纸张的普及、书写的方便促进了文章写作的繁荣。文章数量的膨胀，使得以“篇”为计量单位难以区分如此之多的文章，于是出现了一个更大的计量单位“卷”来囊括这许多文章。卷多了又该如何区分呢？隋志增加了一个新的编目概念“集”，这些作品已经由许多“篇”演 化为一个“集”。在隋志中，这些文章不再以单篇的形式存在和传播，

14、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作品的集成。隋志“集部”中的楚辞、别集二类，主要从七略、汉志中的“诗赋略”变革而来：楚辞是一个地域、风格和体裁的综合概念，汉志诗赋略即已收录“屈原之赋属”，隋志更明确为“楚辞”之名，除了屈原、宋玉的作品外，还收录了贾谊、东方朔、刘向、杨雄等人的楚辞体作品。别集是以著录某位作者的部分或全部作品为原则的个人作品集。在“集部”文献中，别集数量巨大，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别集的设立，使得个人作品不再零散，隋志在书名前加注了作者的朝代、国别和官位，书后注明了卷数、近年作品的存佚状况等，别集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家的地位。别集先于总集出现，正因为有了小集，才最终形成了大集。总集是记录了多

15、人作品的合集，它既可以包括断代和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种体裁的作品，多为诗文的合集。文学总集的起源很早，一般上溯到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文学总集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作品、交待亡佚情况，不仅使大量作家、作品得以保存，而且其排列本身又凸显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总集部帙浩繁，选编和分类标准的提出势在必然。萧统的文选就认为，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标准的丽文，才能被选人文选。总集的编纂，使得“文学”的范畴更加明晰。总集的分类有这样几个原则：有的是一个时间阶段内所有作品的集

16、合，如文选、文苑；有的是根据作者的类别特征来收录，如妇人集钞、吴朝士文集；有的以地域为收录依据，如晋歌章、吴声歌辞曲；更多的是根据文体类别来收录的，如碑集、杂论、画赞、乐府等。总集为人们了解通代或断代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尤其是早期的总集文选、玉台新咏等，被文献学家誉为总集中的“上乘”之作。隋志集部收录的文学文献十分详赡，计有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这与汉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超过十倍还多。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以后，后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设“集部”

17、著录文学文献。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收856部11923卷，宋史艺文志“集部”收2369部34965卷。明清是我国集部文献昌盛时期，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集部”文献，都是本朝人士的著述，数字之可观，更可见当时文学的繁荣之况。明史艺文志“集部”收1398部29966卷（或是1399部2997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注释云：别集类应多一部十卷谭纶奏议），清史稿艺文志收2634部38966卷。清代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著录集部文献达3275部53005卷。由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集部文献的发展，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的，若与经、史、子部类相比，在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集部”典籍不仅在中国古

18、代典籍中数量最为客观，所收文体也渐次丰富。随着古典文学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文学的批评，即诗文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文评起源颇早，但专门的文学批评，却是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出现了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最早著录文学批评的古籍目录是隋志。在隋志中，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诗文评著作皆归于“集部”中的“总集”类，并未另立小类。宋代更加注重文艺理论的反思，文论类的著作增多，所以别为一类，所以宋史艺文志的“集部”就增设了“文史”类，专门著录文学批评类作品，其中包括诗文评和史评类著作。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觉意识。清代官修国家图

19、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籍目录编撰体例的集大成者，它将文学典籍归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集部”典籍分类的巨大贡献，是独立了“诗文评”类，并重视俗文学样式的收录：“诗文评”的独立，昭示着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完备；新增”词曲”类，是尊重词、曲等俗文学发展壮大的事实，把词曲别为一类。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分类的系统、完备和各大、小部类序文的简约深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四、集部之外的“文学”文体“集部”典籍数量的增多，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兴盛。然而，“集部”虽然是“文学”的渊薮，但“集部”著录的文献

20、并非全部属于今天所谓的“文学”。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模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始终是杂文学（或日大文学）与纯文学相互参合的”。“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教育弟子，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中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所说的“文学”，是指一切文献典籍之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子游、子夏就是在文献典籍方面学有专长的孔门弟子。汉代以后，“文学”的概念外延缩小，但仍然泛指学术典章文化而言，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大约至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名一家的文士，后汉书所立文苑传，就是文士的社会

21、地位受到重视的一种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在目录学上自成一部。但“文学”概念的模糊，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对文学典籍的分类，所以中国古代作为文学典籍渊薮的“集部”，就既收录了与文学有关的一些典籍，也包含了大量文学之外的文献典籍。可以说，“集部”概念本身决定了所收内容的宽泛。姚名达先生说：“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别集和总集之中，固然有诗、赋两类作品，却也不乏经义、传记、论辩之文，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领域，因其尚未

22、成专书，所以才编入集中。这与现代“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别集、总集完全等同于文学著作集。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著作或部分篇章，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如：“经部”中的诗经，现代观念中归入“文学”范畴；史部中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 家之绝唱”的史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其中一些“本纪”、“列传”等又富有文学价值；史部中的起居注类，也包含着像穆天子传这样的志怪小说品；史部的地理、游记中，同样包含着一些富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如山海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而我们今天被视作文学作品的诸子散文和“小说”，在汉志收入“诸子略”，隋志中将之归入“子”部，以后世代相袭。如无名氏的

23、燕丹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邯郸淳的笑林、殷芸的小说，都是古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体中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观念。另外，由于我国古代“正统”观念不重视戏剧、词等俚俗文学，所以这类作品长期被排除在史志目录之外，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在“集部”中设立词曲类，重视这一部分作品的文学价值。综观“文学”类作品在古籍目录中的分类演进，可以清晰看到，从汉志开始，“文学”一直作为古籍分类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后经历了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古籍目录著录“文学”类图书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不仅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