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良信息管理论文第三者效果与网络不良信息管理Word文件下载.docx

1、而这种偏见（认知差异）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在行为层面支持政府对不良信息的监控。学者们为第三者效果寻找到多种解释。其一,归因理论,即个人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归因到客观条件,而把他人的行为归因到主观特质（Heider, 1958）。因此,在推测不良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时,人们对自己和对他人采用不同的标准,从而导致认知偏差。其二,心理学上的“乐观偏见”（optimistic bias）,即人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比他人聪明、理性、坚定。因此,不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会小于对他人的影响。总而言之,出于提升自尊和营造正面自我形象的需要,人们会采用上述自我保护机制来对不良信息的媒介效果做推测（Perlof,f2002）。

2、决定第三者效果大小的因素有三类: 1）媒介信息越负面,越背离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它所能引发的第三者效果就越强烈;2）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越大,则第三者效果越明显; 3）被测者本身的人口特质,如年龄、教育程度、媒介接触等。网络环境下的第三者效果当前,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的不良信息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切关注。本文认为,第三者效果可以阐释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政府进行有效网络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比如, Lee和Tam-borini（2005）针对韩国和美国大学生的比较研究验证了网络环境下的第三者

3、效果:受访者认为网络色情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并因此支持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在台湾学者针对璩美凤性爱光碟事件的研究中,第三者效果不但在认知层面有所表现（即,认为他人受此光碟的影响大于自己）;而且在行为层面,人们在强烈支持政府严惩色情媒介的同时也加强了自我约束,不愿参与性爱光碟的传播（Chia, Lu, &McLeod, 2004）。可以预见,在网络环境下,第三者效果会成为一种解释力强、应用范围广的理论。现有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网络色情,而忽视了暴力、虚假等不良信息。而且,研究者在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 Internet self-efficacy）这一关键变量的作用上也存在争议。Ch

4、ia等（2004）发现在新技术使用上拥有更多自信的人更愿意向陌生人传播性爱光碟,而Lee和Tamborini（2005）却没有发现类似的关联。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我们以网络不良（色情、暴力、虚假）信息为研究对象,检验第三者效果在受众认知和行为层面的表现,以及人口特质的中介影响,并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1）在网民心目中,网络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力最大,对普通百姓（他人）的影响力其次,对自己的影响力最小; 2）网民所认识到的不同人群受不良信息影响的差异程度越大,则对政府加强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也越高; 3）人口特质,如人口变量和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可决定第三者效果的大小。最后,我们以网络谣言和

5、网络虚拟警察为例来考察第三者效果给网络不良信息管理带来的挑战。研究方法抽样调查2006年12月,我们利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随机抽取793位深圳市民进行访问。以年龄和上网与否作为过滤指标,我们得到518位14岁以上的网民作为样本。其中,共有420位完成了所有提问,构成最终的有效样本。变量测量主要变量都是通过5级量表进行测量。首先,在认知层面我们请受访者分别评估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对普通百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程度。然后,我们再计算出网民所认识到的不同人群受不良信息影响的差异程度,如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减去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减去对自己的影响。其次,在行为层面,我们关注网民对

6、政府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请受访者在5级量表上评估“政府有无必要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管理?”人口变量用年龄和教育程度来测量。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以网龄和日均上网时间为指标。网络谣言以流传广泛的“艾滋针”为案例,考察受访者对该谣言的相信程度和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最后,我们测量了网民对深圳2006年元旦推出的网络虚拟警察的知晓度和接受度等心理变量。研究发现假设1:受访者认为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程度最小（均值=231,方差=146）,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较大（均值=332,方差=116）,而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最大（均值=456,方差=077）。进一步的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在受访者心目中,网络不良信息对自

7、己的影响程度显著低于对普通百姓的影响程度（ t=-10689, df=327, p=0000）;同时,网络不良信息对普通百姓的影响程度也显著低于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程度（ t=-20043, df=330, p=0000）。由此可见,受访者对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力的认知,受到第三者效果的强烈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充分证实。假设2:数据显示,受访者强烈支持政府加强网络管理（均值=460,方差=068）。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非常有必要加强网络管理,只有2%受访者选择中立或认为没多大必要,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竟然一个也没有!可以说,在网络管理方面,政府获得了压倒性的舆论支持。我们进而计算了受访者心目中不同人

8、群受不良信息影响的差异程度,考察它们与对政府加强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显示两者并无显著关联（相关系数r分别为-008和-003,NS）,因此,假设2没有获得支持。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三者效果行为与认知之间却存在显著关联:认为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对普通百姓、对未成年人影响程度越大的人,越支持政府加强网络管理。总而言之,第三者效果在行为层面的表现与认知差异无关,却与认知本身有关,这符合Lo和Paddon在2000年所提出的第三者效果修正模型,理应引起进一步的探讨。假设3:统计分析显示,教育程度和网龄与第三者效果的三项指标显著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网龄越长的人,越有可能低估网络不良信息

9、对自己的影响,在把自己和普通百姓做对比的时候认知差异越大,对政府加强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越低。年龄与两项指标相关:年长者更有可能低估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在把未成年人和普通百姓做对比的时候认知差异更大。上网时间仅与一项指标相关:上网时间越多的人,越不支持政府加强网络管理。“艾滋针”谣言: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这则网络谣言的相信程度为270 （方差=123）,即处于比较不相信和半信半疑之间。我们进一步对受访者进行分组比较,看相信程度不同的人群（相信者、半信半疑者、不相信者）在采取后续行动的时候是否会受到第三者效果的影响。根据该理论的推断,即使自己不相信,仍然会认为他人将受这则谣言的影响。心理上

10、的优越感可能促使人们站出来驳斥谣言。但同时,从众心理又有可能促使他们和“相信谣言的他人”采取一样的行动。调查数据显示,随着相信程度的增加,人们更多地提高自我警惕或提醒亲朋注意。即便在不相信该谣言的人群中,也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会自己提高警惕或提醒亲朋注意。选择在网上驳斥该谣言的人出乎意料的少（仅占不相信人群的56%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组人群在后续行动选择上不存在统计显著性的差别（ F = 1700, df= 2, p =0184）。第三者效果消弭了人群差异,无论相信与否,面对突如其来的谣言,人们在行动上往往会随波逐流、趋同一致,仅有极少数人会挺身而出、激浊扬清。网络

11、虚拟警察:调查表明,仅有24%的受访者在深圳的网站上看到过网络警察的标识;而这99名网民中,仅有22%的人曾经点击过该标识。由此可见,虚拟网络警察在其目标民众中的知晓度较为有限,未来推广可谓任重道远。然而,受访者对网络警察的评价是正面积极的,他们支持政府设立网络警察且认为这有助于控制不良信息,保障网民权利,这符合第三者效果的推断。最后,为了探询网络管理可能面临的挑战,我们设计了一道“陷阱题”,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网络警察应该多管别人少管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约15%的表示赞成。这些数据与支持网络管理的压倒多数（95% ）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反差。受第三者效果影响,人们虽然

12、支持政府举措（如网络警察）,但“乐观偏见”又使部分人相信自己比他人更具有自控能力和是非意识,因此,网络警察不妨“多管别人少管我”!结论与讨论运用第三者效果理论,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网络不良信息管理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海外学者多聚焦于网络色情。作为中国大陆学者在此领域的首次尝试,我们的关注更为广泛,考察了网络谣言等虚假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关注也更为深切,探讨了政府网络64网络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7管理行为（如网络虚拟警察）的成效与局限。研究结果表明,在人们心目中,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对普通百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别。上述认知本身（而非认知差异）进一步决定了人们对政府加强网络

13、管理的支持程度。这一发现对第三者效果的传统模型提出了一定的修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考察了人口变量和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对第三者效果的影响,突显了教育程度和网龄的重要性。教育程度高和互联网使用熟练的人,自信心较强,所以他们会低估不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而高估对他人的影响。出于对言论自由和网民自治的认同,他们希望政府采用更灵活的网络管理手段,而不是单方面的限制。这是我们对统计分析结果所进行的“事后解释”,其效度有待未来研究（尤其是深入访谈）的检验。最后,我们设计的两个情景提问也获得了有意义的发现,从侧面证实了第三者效果。面对“艾滋针”这则网络谣言,不管人们相信与否,他们在后续行动的选择上往往殊途同归

14、。而推出近一年的深圳网络虚拟警察在民众中的知晓度虽然有限,却获得较充分的舆论支持,但部分人存在“多管别人少管我”的心理。个体心理与集体意识之间的沟壑势必挑战网络管理的实效。如果政府不予以充分关注和引导,则无论管理手段多先进、监控系统多周全,在落实到具体每一个网民的时候都有可能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尴尬。参考文献:1Chia, S. C., Lu, K., &McLeod, D. M. （2004）.Sex, lies, and Video CompactDisc: A case study ontheir- person perception and motivations for medi

15、acensorshi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1）, 109-180.2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communication. PublicOpinion Quarterly, 47（1）, 1-153Gunther, A. C. （1995）. Overrating the X-rating: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16、5（1）, 27-38.4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relations. New York: JohnW iley.5Lee, B., & Tamborin,i R. （2005）. Third-personeffect and InternetPornography: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55（2）, 292-310.6Lo, V., & Paddon, A. R. （2

17、000）. Third-person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pornography restrictions:Somemethodological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ofPublicOpinion Research, 12（1）, 80-89.7Perlof,f R. M. （2002）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B. Jennings&D. Zillma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Hillsdale, NJ: Mah-w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