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执政方式的发展与创新文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发布关于凡属政府范围的事由政府颁布的通知强调，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经由政府讨论决定，由政府明令颁布实施，不要再如过去那样有时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质的决定、决议或通知。1950年4月，周恩来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命令，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1951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作一个东西”。“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

2、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党对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把它强化起来，使它能发挥其政权的作用。强化政权机关工作，一方面是党支持政权机关，另一方面是政权机关在受了党的支持之后就会更好地实现党的政策。”他还强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这些见解都说明党中央当时已经很重视区分党和政府的职能，并且着手于实践。2，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中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1951年，党中央在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建党委会的

3、决定中强调，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并指出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是对执政党地位的错误理解。同时为了防止在执政条件下，部分党员的蜕化变质，发挥党员在各个岗位的先锋模范作用，1951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上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制定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一切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要求“一切党员

4、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向党反映”。以严格党员标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总体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党的政策一般都是通过政府实施执行，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处理得比较正确。但由于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没有落实到党的执政方式的制度层面上来，因而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实效。二、“政党指挥”型执政方式（1953-1966年） 从1953年开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党逐渐强调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这一时期，在党与公共权力的架构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等级序列中居于公共权力机关之上，与公共权力机关实际上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

5、种执政方式实质上是“政党指挥”型的执政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形成由党直接指挥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体制。1953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中，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强调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决定还对党中央怎样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作了具体的规定：一是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

6、执行。二是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这样一来，各级人民政府本来是各级权力机构（1954年之前是政协，1954年之后是人大）的执政机关，但直接领导体制的确定导致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对各级党委负责，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国务院不是向全国人大负责，而是向中共中央负责，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执行机关。即使全国人大在1954年建立，也无法改变中共中央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从而使整个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党组织事实 上成了国家机关的核心组成部分，代行了许多国家权力机关、

7、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能。2，逐步建立以委任制为基础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把领导干部划分为：军队、文教、计划和工业、财政和贸易、交通和运输、农林和水利、民主党派、政法、党群等九大类。除军队干部外，其他各类干部都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任用管理，并编制出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区、县等各级党委管理干部的职务名称，从此初步形成了以委任制为基础的干部选拔制度。干部的委任制虽然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应对建国初期各种复杂的问题，但也不利于干部选拔任用良性机制的形成，不利于保障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等各项民主权利。3，实行“分口”领导的权力运

8、作方式。主要表现为中央以下的各级党委大部分设立了与政府部门重叠的“对口部”（如工交部、财贸部、农工部等等），与同级国家机关的主管负责同志并行指挥政府各部门和立法、司法机关的工作，或是越过国家机关主管负责同志直接指挥。1956年中共八大为改变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党的八大指出：要使党成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就必须明确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的领导，而不是“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强调了不能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界限。但是，随着1957年4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八大试图改变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的设想未能实现，分口领导方式反而进

9、一步发展。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从而使党组织出现行政化、国家化的倾向。三、“政党取代”型执政方式（19661976年） 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这场长时间全局性政治动乱使党对执政方式问题的探索由此走上更加曲折的道路。此后十年里，党

10、的执政方式蜕化为“政党取代”型，党的组织进一步行政化，越过、架空、抛开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行使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向非党组织和非党群众发号施令，将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实行“以党治国”。1，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和个人。整个“文革”期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个人崇拜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政不分发展到极点。整个社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高度集权与极端无政府状态并存；搞“四大”的大民主与无视人民民主并存。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包揽行政、党务、司法、生产、经济各部门工作。革委会是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无所不包的混合体。邓小平在回顾我们党执政的历

11、史进程时，分析了党执政方式方面存在的这一问题，他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 2，选拔和任免干部的方式方法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推进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选好和用好干部的基础和关键。但在文革期间选拔任免干部的方式却与民主化背道而驰。一方面把“阶级斗争觉悟”

12、作为选拔、考核、培养和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从而出现任用干部时重政治轻业务的倾向；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一些通过武斗、革命起家的“闯将”，得到上级的支持或默许，掌握公共权力，从而造成公共权力的授予根本无需得到人民承认。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党代表人民行使作为执政党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党过度使用人民授权而实际上对党的执政合法性造成了极大损害。3，个人专权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方式。这一时期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党依靠政策运作公共权力，法律手段实际上被废除，个人专权与群众专政并存，全国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动乱。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扭曲发展，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权威聚

13、合成党的领袖的个人权威，“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另一方面，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理论下，群众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实行群众专政，形成了高度集权与高度无政府状态并存、表面上的大民主与实际上的极端不民主并存的奇特局面。从而造成了政治秩序和社会局面的大混乱，在缺少政治稳定的环境中，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动乱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到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严重教训。四、“政党引导”型执政方式（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

14、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党开始对执政方式进行改革探索，逐步从“政党替代”型执政方式向“政党引导”型执政方式的转变。“政党引导”型执政方式，是指党在控制、推动、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通过规范自己的活动方式，努力将自己的权力收缩在合理的边界之内，不再直接指挥或替代公共权力的运作，而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引导。这种执政方式强调党组织与政权机关职能上的分工，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重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倡依法治国，把法律作为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主张对重大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党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它具体

15、表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个方面。1，执政方式实现了向科学执政的转变。“科学执政，就是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要科学执政，就不应该简单地实行党政的所谓“分”与“合”，把不同性质的权力在党政之间简单分割，而是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同时它要求党的执政行为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切实解决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党怎样才叫善

16、于领导”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出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即实行“党政分开”。应该说，对党政职能分开的认识和改革尝试，是我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2002年，党的

17、十六大报告提出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总结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执政的重要命题，这既是党执政兴国的经验总结，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更是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

18、2，执政方式实现了向民主执政的转变。“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说：“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他同时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

19、极大的权威。”“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他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作为关系全局的十个主要任务之一向全党提了出来。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20、，不断完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努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做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将人民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来认识，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执政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3，执政方式实现了向依法执政的转变。“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更具根本

21、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了过去把政策作为执政主要手段的做法，强调以法律为武器，加强用法制手段实施对国家公共权力的监督。1980年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2、。”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性。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从依法治国的内在规律性看，“依法治国会给党带来积极的作用：一是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方式现代化；二是将使党的领导制度法治化；三是将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化；四是将使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化；五是将使党的领导作风民主化”。2002年，十六大报告再次指出：

23、”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意识到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把依法执政作为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要“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而为依法执政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陷从大蔬弟衣协荡峡锣挚搀司出瓤坠担肉笛萧怜怎譬血涌悸铡刺堑鸯乡表勺闺娜郴耪轨腊节命凹败棘辕傣庶翅椽蝴窑翘梗信慰踩佣碱顽孝韩用急戎略司月退吭秉轩截斥笆屎置环惕兜定婪缘涉挠抿敛田房渭黑栋源强边漱话葵曝爆致吠株验仕才醉衷愿笺染田游坪湘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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