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Word文档格式.docx

1、 与上述诸说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里说： 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这工作的发起人是钱玄同。他在新青年 时代 即热心于废止汉字，认为“二千年所谓学问，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或“道教妖言”。要“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此必须废止汉文。他认为中国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主张用世界语代汉文，而以 英文 法文为过渡。 废止汉字之事虽未成功，他觉得还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诸人盛称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书，是科学方法。姚

2、际恒的伪书考、康有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扩大范围考证“伪事”。他知道日本有一个幸德秋水，写过“基督抹杀论”，说基督无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着又有一个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说古书所传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此外，日本有一贱民阶级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称“废姓外骨”，写了一些书，专讲日本希奇古怪风俗以及淫书酷刑之类。于是钱氏先仿废姓外骨，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幸德与白鸟之舌，说易经代表生殖器崇拜，尧舜禹皆为神话。尧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和依据易经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

3、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二、因为没有发现夏代铜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点外国讲神话的书，例如洪水是神话等。四、再加他们的想象和附会，例如，说文说“禹，虫也”，便说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这既好玩，又“科学”，可以吓唬青年，可以使外国人觉得有趣。参加的人多起来，顾颉刚将这些文字、通信收起来，名曰古史辨，由朴社出版。这由民国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为这时已有土肥原进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灭亡中国运动，无须他们来灭古史了。 胡秋原认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这一观点了解的

4、人很少，而且也没有被专家认同。3比如王汎森就认为： 这个说法是否 影响 到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的。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的说法在当时的 中国 并没有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刘起釪也认为： 此说并没有对顾颉刚先生1923年所倡尧舜禹是神不是人的疑古学说产生影响，因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我国的古史辨运动究竟有没有影响？

5、如果有，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值得 研究 的。 胡秋原强调钱玄同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中的作用，以钱玄同与顾颉刚并称，这是很具卓识的。就地位而言，钱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就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9年成为新青年编委，而顾1920年7月方从北京大学毕业。杨尚奎认为顾颉刚讨论古史先后有两个有代表性的论点，一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下的 政治 和 历史 ”。“层累”说是在与钱玄同的通信讨论中提出来的，顾颉刚的自序回顾这一过程时很坦率地承认： 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

6、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从“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到怀疑经书本身，钱玄同的这一点拨使顾颉刚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这才导致出顾颉刚对尚书尧典所载尧舜禹事迹的否定，从而产生了“层累”说。至于“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也是如此，顾颉刚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说： 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今古文 问题 ，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象莲香，古文家好象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在这段话的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的方士和儒士这个通俗小册子。钱玄同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走上了疑

7、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许多激烈疑古的论点。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他说： 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 “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 仪礼是战国 时代 胡乱钞成的伪书。 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

8、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 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他对顾颉刚说： 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 自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在为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说： 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否定

9、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 中国 书 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是古史 辨运动与历代辨伪活动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运动代表人物与历代辨伪家的根本区别。所以，考辨古籍、考证人物的真伪并非古史辨运动的真谛，它只是手段。而钱玄同正是把握了这种“真谛”的人，胡秋原视他为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钱玄同这种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没有受到日本学术界的 影响 呢？胡秋原说他废姓源于外骨，以易经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尧舜的存在源于幸德秋水和白鸟库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钱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东京看望其

10、兄钱恂，小住三四个月，随兄游览名胜，并 学习 外语。1906年春回国，9月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回国。4从18岁至23岁，钱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会日语，对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应有所了解，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自属必然。就以对易卦起源的认识来说，钱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说的提倡者，5这和他们都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是有关的。6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的 社会 主义者，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其著作社会主义精髓、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都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翻译。特别是社会主义精髓一书，1903年7月日文首版后仅两个月，留日学生就出版了中文

11、译本，以后不到4年时间竟又接连出版了两个新的中文译本。所以，钱玄同、郭沫若受他的影响，一点都不奇怪。 白鸟库吉千叶县人，文学博士，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任学习院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11903年留学欧洲。吸取语言学、民族学 方法 研究 东亚及中亚各民族 历史 ，创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主持满铁的满蒙史迹调查工作，创立东洋文库为日本东方学奠定基础，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讲演，其记录在东洋协会发行的东洋时报第131号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文章说： 中国传

12、说之背景以儒教为理想，其中包括负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传说一直被视为历史事实，无人提出疑问。现试以别种解释，批判其所谓之人物遗迹，并探讨其由来。 首先载录尧舜禹事迹者，当为号称中国最古史书之书经。除此三人外，其他传说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但均不见此书。 据尚书尧典所载，尧之主要事迹，为观测天文，故尧之功绩，主要为授民以时。 吾人应留意之处，当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 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并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

13、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加之尧之事业主要关乎天文，舜之事业涉及人事，禹之事业则限于土地，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识判断，颇难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显，传说虚构之迹至此益明。 汉族之大灾害实为洪水若有王者能尽力沟洫，使黎民安于其土，即为圣明之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传说，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断不误，吾人不得不疑尧、舜、禹三王之 历史 存在。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而彼之德为孝，并不为奇。孝乃百行之本，为 中国 人道德之基本。不难推知，彼等以舜为其道

14、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业与土地有关，已如上述。若然，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 据说文第十三，尧之字义乃：“高也，从垚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远至高意义之尧字，乃用以表彰帝尧之性格。 舜、顺之韵同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显有顺之义。从文字之义而思，再察帝舜之传说，可知舜乃中国人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虚构之人物。 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属七麌麌之韵。而禹字通 或 ，见一切经音义卷七“渐备经”条：“宇，古文 ，籀文作 同。”而宇、 等字义，释文云“四垂为宇”若然，尚书禹贡之文，可证夏王禹之命名决非偶然，禹之名

15、，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见，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 社会 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当不言自明。7 以白鸟库吉在史学界的地位而倡此说，不能不造成强烈的 影响 。东洋时报第129号刊有后藤朝太郎的论尧舜禹的抹杀。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 哲学 第17编第1号上，就尧舜禹 问题 向白鸟库吉质询。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

16、年的东亚 研究 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了林泰辅的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林泰辅对记载尧舜禹的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的制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没有存在文明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反驳了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的 理论 。1912年4月白鸟库吉在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发表了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这是他1910年在汉学研究会上的讲演，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为战国 时代 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现以后的作品，非太古时代所能有，号召对尚书作自由的研究。接着，林泰辅在同年9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9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次批驳白鸟库吉说。1911年12月4日东洋

17、时论第2卷第12号刊登了白鸟库吉的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白鸟库吉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来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学报4卷1号、3号连载了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的长篇论文书经的研究，桥本对尚书虞书所载的天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以支持其师的尧舜禹否定论，反驳林泰辅对白鸟库吉的批评。192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4号也刊登了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之说出，“于是对尧舜禹的怀疑，一时形成风尚”，这应该符合当时日本学术界的实

18、际。 钱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学，1910年5月回国。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东洋时报第131号上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的。其实，上引答顾颉刚书“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云云，与白鸟说就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当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鸟库吉说影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顾颉刚与钱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因此王汎森、刘起釪都认为他不曾接受过白鸟库吉等人的作品。笔者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文过刊部查阅过，该部藏有东洋学报、汉学、史学杂志、东亚 研究 、东洋 哲学 、东洋时报等日文刊物

19、。其中东洋时报、东洋哲学、东亚研究载有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文章的期数不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没订：二是订了，后来遗失了。但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研究的各期东洋学报都有，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也有，载有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的史学杂志也有。至于东洋时论等刊物我就失检了。北京大学所藏的这些日文报刊，一是北京大学的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时合并的燕京大学所藏。如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的研究的东洋学报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学的藏书；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则是原北京大学所藏。据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学聘任助教，职事定为校图书馆编目员；9月10日到

20、北大图书馆就职，见该馆主任李大钊，谈中文书目改编事。次日，作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嗣后又拟各种表格备填；11月9日，并作图表编目意见书。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一直到1922年3月，顾颉刚的“图书馆事由黄文弼代”。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书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见到汉学第2编第7号所载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或者史学杂志第32编第3号所载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这些论文。这些论文都较为详尽地转述了白鸟库吉的观点，通过它们了解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应该是不难的。所以，说顾颉刚“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是不能成立的。8 林泰辅为

21、日本著名汉学家，与王国维多有论学往来。王国维1915年1月曾有洛诰解一文刊国学丛刊，林泰辅在东亚研究上发表读国学丛刊一文，与之“攻错”。同年11月，王国维撰与林浩卿博士论洛书，回答了林泰辅的“攻错”。1916年1月，林泰辅又以其刊于东亚杂志之答辩寄王国维，王国维乃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王国维的这3篇文章，后汇为裸礼榷，刊入上海“广仓学宭”之学术丛编第4期；又刊观堂集林卷一；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林泰辅著周公及其 时代 一书，王国维读后曾给予较高的评价；1916年6月4日致罗振玉书云： 学术丛编已装成，维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请寄林博士一本，藤田先生一本，内藤一本，余请留或酌送。9 钱穆1931年

22、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翻译了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一书。10学界对林泰辅著作的重视，应该与王国维的评价有关。1918年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长井江衍者来访，此君狂甚，历诋林浩卿辈。长井江衍“历诋林浩卿辈”，不知是否与林泰辅驳斥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有关，但招致王国维的不满，可见王国维对林泰辅的维护。顾颉刚自称： 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记中，我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一年以后，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我

23、又有这样一段记载： 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 看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图书馆“清查外文书籍”时应该会注意到林泰辅的文章，所以，他还是有机会接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的。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京师大学毕业生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 自然 之结果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白鸟库

24、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说： 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这虽然是批评钱玄同，但也可视为对顾颉刚说的态度。 顾颉刚不懂日文，对他深入了解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说是有困难的。但日文中汉字多，以顾氏的水平，初浅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观点，特别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 问题 的观点，还是可能的。许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关的日文论文，往往也有所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顾颉刚否定尧舜禹的论证， 内容 和白鸟库吉、桥本增吉有所不同，这也许与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关。因此，如胡秋

25、原言，将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王汎森认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 历史 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其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王汎森认为“白鸟氏的论点与康有为及崔适倒是非常相象”。其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 中国 古史”说与白鸟说更象。白鸟库吉认为“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虽然没有如顾氏概括出“ 时代 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

26、的中国古史”说，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愈早愈靠不住，隐含了传说的时代愈早，传说成立的时代愈晚的认识。比较这“大致相同”的两者之说，“白鸟氏之说比顾氏之说早十四年提出”，顾氏确实有“后出转精”、“青胜于蓝”之嫌。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 社会 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传统的内因，也有外部输入的外因；而外部输入，往往与日本有关。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们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会主义 理论 ，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久松义典、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后，吴玉章、李达、李汉俊、李大钊等大多是通过 学习 和 研究 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据日本译介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的。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成的。11史学界也是如此，学者们认为： 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 影响 ，是在辛亥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并出现了以白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