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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 “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他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是一种“中和”之美。 “尽善尽美论”，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韶乐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善的，武乐歌诵武王伐纣，内容不够完善。孔子主张内容和形式并重。论雅乐与郑声：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提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雅乐比较中正，郑声不合中正平和之意，不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三）文学的社会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

2、木之名。”（阳货）孔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兴观群怨”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文质彬彬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还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孔子主张要文质合一，文质相符。二、孟子的文艺思想 民本思想、仁政、性善论1、知言养气说：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

3、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所说的“气”，是指作者所应具有的内在的优良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他认为只要作者具有这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就会写出富有充沛文气的作品。善于养浩然之气，就能知辞之正邪虚实，接下来便引申出知言的问题。知言是指能正确地使用语言文辞，能分辨文辞的优劣好坏。而这又是建立在养气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知言养气是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2、以意逆志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指不能以个别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

4、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以意逆志”即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它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方法，在阅读鉴赏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3、知人论世说：“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指通过颂读古人的作品以获得帮助，吸取教益，就象和古人交朋友一样；而要正确颂诗读书，和古人交朋友，还须知人论世，联系古人的生平思想及时代环境。“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4、荀子的文艺思想 制天命而用之、礼乐、性恶论1、明道、征圣、宗经思想的先声 荀子认为文学是明道的，首先，荀子的道既是圣人之道，即社会政治之

5、道，同时又是具有哲理性的自然规律之道。荀子把圣人之道提到了自然规律的高度来看待，又把哲理之道具体化为圣人之道、社会政治之道。这是一种糅合儒道之表现。其次，荀子的道既是先王之道，又是后王之道，这是和他法后王的思想一致的。在荀子的思想里已具有明道、征圣、宗经思想的萌芽。2、诗、礼、乐三位一体的文学观荀子乐论的核心是论说音乐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乐论的最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反映了儒家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思想，后来直接为毛诗大序所继承，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的核心。3、“天行有常”的自然观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影响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命题观，

6、他十分重视人的创造性在文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荀子认为人的美和善，必须要经过人为的努力学习和锻炼，方有可能达到。 从文艺创作来说，创作对象必须经过创作者的主观努力，对之进行艺术的加工和改造，方有可能使之成为真正完美的艺术品。五、庄子的文艺思想庄子思想中最重要是崇尚自然，反对人力；主张无为，反对刻意。这种思想对他的文艺观产生重要影响。（一）崇尚自由，反对人为的文艺观：（核心） 1、音乐上主张“天乐之乐”：庄子把音乐分为三类：人籁、地籁、天籁。其中“天籁”是最高层次的音乐，是“天乐之乐”。 2、绘画上欣赏“解衣般礴”：庄子要求人在主体精神上实现与道合一，这

7、样画出的画没有人工痕迹，而与自然一致。（二）“虚静说”-虚静与物化的创作论：在创作上，庄子强调虚静和物化的境界。作者要达到与自然合一，在创作心态上首先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使心理调整到空灵，宁静，无知无欲，达到“物化”的境界。虚静就指心灵的空明宁静，不受外物干挠。庄子论述了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说明虚静的重要意义。如梓庆削木为鐻，工倕指与物化，吕梁大夫蹈水，疱丁解牛游刃有余，佝偻者承蜩等。（三）“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论：庄子天道篇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他认为

8、意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世人重视语言并联带着重视书是不对的。他主张把语言文字当作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用过了就可以丢掉。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言虽然并非意，但它可以像筌蹄帮助人们获得鱼兔一样，帮助人们“得意”。“得意忘言”说影响了后世的“意境”论。（四）影响深远：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详见张少康本64页）汉代时期1、刘安淮南子2、礼记乐记和毛诗序：儒家文艺思想纲领性著作3、毛诗序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抒情言知的传统4、司马迁：实录精神和春秋笔法，“发愤著书”，5、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汉乐府现实主义创

9、作精神概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6、扬雄：核心内容是明道、征圣、宗经，创作要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晚年批评辞赋创作7、王充：论衡，“疾虚妄”一、诗大序基本理论诗大序是诗经关雎前面的一段文字，可视为一篇相对独立的诗歌理论专论。其中所论及的诗歌创作、诗的功用、诗的风格等问题，对后世正统的诗歌理论产生过深远影响。（一）诗的性质和性质特点-情志统一说。 毛诗序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它还引用了乐记中的一段话，说明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情志

10、统一说对魏晋时期的“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在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二）关于诗的社会作用 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大序鲜明地提出了诗的讽谏说，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这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讽谏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诗大序还引用了乐记中的一段话，也涉及了诗的社会作用。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

11、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增加了“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说明了诗的巨大功能。诗大序还解释了变风、变雅的产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是衰败的现实在文艺上的反映。（三）诗的创作原则及风格要求- 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故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突出强调文艺必须为巩固政权服务。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在揭露和批评现实黑暗方面，又必须“主文而谲谏”，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提出意见。这种要求情感必须受“礼义”的规范

12、和约束的观点，束缚了诗歌的发展。（四）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诗六义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指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对于赋比兴的表现特点，毛诗序没有作具体分析，对风雅颂作了具体解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指出是按诗经作品内容地域等的特点来区别风雅颂的。2、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1、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评价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

13、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承刘安之说，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不但全面吸收了刘安的观点，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把对屈原的作品评价由道德领域拓展到诗学领域。司马迁把屈原在离骚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格概括为“志洁”、“行廉”。正因为屈原有着这样的高尚品格，所以他创作的离骚才具备相应的艺术特点：“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2、扬雄和班固的评价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在评价屈赋的内容、风格乃至屈原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等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扬雄对于屈原的文学才华评价很高，高过他对自己常常效仿的作家司马相如的评价。扬雄

14、评价屈原的赋是“诗人之赋”，又说“赋莫深于离骚”。扬雄对于屈原的悲剧结局是充满痛惜的，并为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所感动，以至于到了痛哭流涕的地步。他对屈原的“责怪”是包含惋惜的，他责怪屈原不会为时势变通，既然楚王昏庸不堪，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该执着于楚国，而当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更没有必要自沉汨罗江。认为屈原思想里少了些道家的全身远害以及儒家的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观念。班固在离骚序中则鲜明地表示了对屈原及其离骚的否定态度。作为正统的经学家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屈原在离骚中大大张扬了自己的个性情感，而这是不符合汉代经学提倡的“发乎情，止乎礼”的。他在离骚中大量描写神话故事和传说，也

15、不符合儒家经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内容也不在儒家五经之内。自然，无论在文学形式还是在文学内容上，班固对于屈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奇异想象和独特手法并不欣赏，他以不合经典为由加以否定。班固的这番言论不是从文学的角度阐释的，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恰恰是屈原的“露才扬己”和丰富瑰丽的想象，才赋予离骚以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召力。3、王逸的评价稍后于班固的东汉学者王逸则对班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他认为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大义粲然”，并肯定了屈原的创作动机是出自“忧悲愁思”、“不胜愤懑”。王逸认为屈原的言行品格是“绝世之行”，即使他有“扬己”也是儒家道义的“己”，对于屈原的“露才”，王逸认为

16、乃是诗人在离骚中才华横溢的自然表现，并非一种自我炫耀。对于屈原所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王逸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给离骚很高的地位，从儒家的思想出发，把离骚提到和儒家经典相同的地位。都是以合乎儒家经意为标准，以诗经为范本来评价楚辞，表现了汉代经学对文论的明显影响。从刘安、司马迁到班固、王逸，这场争论历时三百年，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和当时经学的地位有关系。西汉初和东汉末年，经学的势力较弱，褒奖多一些。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前期经学势力高涨，贬斥之声多一些。从侧面说明，屈原及其作品中存在和儒家经学相悖的东西。表现在司马迁等人从屈原作品中总结出的“发愤著书”的原则以及衍生出来的创作主体个性感情的张扬，这与经学家们

17、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不一致，而对写作上远离现实的想象的肯定，也违反了经学所提倡的依附经典和经世致用的原则。这么多士人关注屈原作品也表现了在汉代士人阶层存在的一个问题，与屈原同样的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问题。所以，汉代那些对屈原及其作品关注并肯定的士人实际上是借屈原来表达自己的生不逢时和不被重用的悲苦。与离骚表达的是同一主题，抒发的是同一情怀，这种遭遇在每一个朝代都存在，所以，这不仅仅是汉代的一个文学理论问题，上升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问题，即古代社会大凡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往往“发愤著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1、曹丕典论论文“文气说”，“诗赋欲丽”，作家论，批评论，文体论，

18、文学价值观2、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创作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3、挚虞文章流别论，文学发展观4、刘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学理论批评名家的伟人。文心雕龙5、王弼：言、意、象三者的探讨6、葛洪：抱朴子，反对儒家的贵古贱今，提出今胜于古的文学发展观7、萧统文选8、钟嵘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吟咏情性”论，“滋味”说，“定品第”、“溯流别”的批评方法一、曹丕典论论文（一）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气说 曹丕的论文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

19、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的“气”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的“文气”说不同于孟子的“养气说”，因为孟子的养气主要指的是道德内容，曹丕的“文气”则是先天赋予的、没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禀性。（二）文体区分-文体论 曹丕论述了文体有四科八种，“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铭诔两体，自汉以来溢美之辞非常普遍，提出“实”字加以规范；书论之体重在说理，不能逞以华丽之辞，故提出“理”字加以规范。诗赋的特点是“丽”，说明曹丕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此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三）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和原则 曹丕批评了当时

20、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贵远贱今，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以及“文人相轻”、“暗于自见”的错误态度，提出了“审己度人”的批评标准.。 （四）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之关系 曹丕以七子为代表，指出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极少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王粲长于辞赋，徐干风格舒缓。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五）文学价值论 曹丕对文章价值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把文章提到了比立德、立言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可以使作者扬名后世。二、陆机文赋的文学思想 （一）小序对文赋的写作目的及其主要解决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叙述。论述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

21、题。其中意是构思中的“意”，说明全篇是讲构思的问题。其研究的模式为： 物意文，其要解决的问题是：“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也就是如何从实践中解决问题。（二）艺术构思论-艺术想象与艺术构思 陆机提出创作前的准备，指出要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学习前人的文章著作和酝酿感情。“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学习古人是为了陶冶性情，增加知识，解决“文不逮意”的问题；此外还要解决感情的问题，感情是由感物而来。 当作家开始进行艺术构思活动时，即“收视反听，耽思旁讯”，就要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它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无限丰富性和广阔性，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在想象的过程中，感情和艺术形象越来越鲜明，“情瞳眬而弥鲜

22、，物昭晰而互进”，由此形成了意象，接下来要用语言文字将意象表达出来，“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它应当具有独特的创造性，“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在论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陆机十分强调灵感的作用，他称之为“应感之会”。灵感来临的时候，文思泉涌，文字丰富，声音悦耳。但它“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不是作家所能控制的，“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4）写作技巧论-艺术写作方法 安排意与辞及意与辞的关系。陆机强调要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务必使意与辞都充分发挥意与辞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结构应按照表达内容的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在部署意与辞的过

23、程中，陆机十分重视意的主导作用，“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以内容为主干，以文辞为枝叶。在艺术技巧方面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原则：“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主要指诗歌创作构思要巧妙、辞藻要华美、要有音乐美。（五）审美标准：应、和、悲、雅、怨 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陆机以音乐作比喻，提出了五答标准：应、和、悲、雅、艳。应指音乐上相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呼应构成的音乐美，比喻文学的丰赡之美。和指音乐不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配合而构成的和谐音乐美，借此比喻文学创作上丰赡之美要和刚健的骨气相配合。悲是以音乐上的悲音来比喻文学创作要能充分体现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能真正感动

24、人。雅指和新声、郑声相对立的音乐，指格调纯正。艳是和提倡诗要艳丽，具有很高的艺术美。（六）文体特征及风格论 陆机将文体分为十体，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他对这十种风格特征的论述，有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他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他只讲缘情而不讲言志，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三、刘勰的文心雕龙（一）结构 文心雕龙结构严密，体系宏大。全书分50篇，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其中序志为总序；“文之枢纽”（总论）五篇；“论文序笔”（文体论）20篇；“剖情析采”（创作论）19篇；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5篇。（二）内容1

25、、原道、征圣（即验证于圣人）、宗经三位一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形容宗经为根本。2、辨骚、正纬则因二者虽与经文有不合，但辞采富丽，可取材以为用。3、明诗至书记为文体论，前10篇为有韵之文，后10篇为无韵之笔。体例为“原始以表末”（述源流）；“释名以章义”（解释名称性质）；“选文以定篇”（评述作家作品）；“敷理以举统”（指陈体制风格及要求）。4、神思至总术为创作论或曰写作方法论。 神思、物色讲创作构思、想象及处理情景的关系问题。 体性、风骨、通变、定势讲风格问题。其中体性为作家与风格的关系；风骨倡导明朗刚健的文风；通变讲历代文风变化；定势讲文体与风格。 情采、熔裁，前者谈感情与文采，后

26、者谈先设情、酌事，后措辞。 声律至指瑕为修辞部分。 养气、附会、总术，为照应前边，补充构思、谋篇问题。5、时序、通变、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杂论，分别讲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6、序志为总序。（三）文学理论 1、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本质论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原道）道在文心中的两重性，一指道家之道，即自然之道；二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刘勰认为圣人之文是阐明道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六经”又是圣人之文的经典，因此必须效法圣人，以“六经”为楷式。 2、囊括群体，诗赋为先的文体论 文心雕龙明诗以下20篇论34种文体，包含各类文学性与实用性文体。各种文体以诗赋为重，编排上以

27、诗赋为先。刘勰对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及创作特征，都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对每一文体的起源及历史发展状况、文体的名称之含义与特点、此种文体的代表作品、创作的要领和方法，都作了深刻的全面的精到的论述。 3、文变染乎世情的文学史论 刘勰时序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而演变的原因有三：一在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二在于君主的爱好和提倡。三在于学术思想风气的影响。 4、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构思论 （1）、刘勰关于文学构思和创作的论述，集中表现在神思篇中，“神思”指的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思维活动

28、特点，“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它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神思”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它的特点是“神与物游”，即作为创作主体的心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是融和统一的。“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是对心与物之间互相呼应的关系的概括。 （）、关于艺术构思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神思活动的展开需要有虚静的精神状态。“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能够保证艺术构思的顺利进行，并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刘勰在强调虚静时并不否定学问、经验阅历等的重要性，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3）、对言意关系的

29、理解也是刘勰艺术构思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刘勰认识到，构思中形成的意，不一定能正确反映客观物象或正确体现作家的主观意图，语言文字不一定能把构思中形成的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刘勰认为要做到“博而能一”，既具备丰富的学识，又有很高的分析概括能力，这样就能做到“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的问题。至于“文外”之意，就要利用评议所能够表达、可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去暗示和象征语言所不能表达、难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后天之学须依博见博练。 5、情性所铄，文苑波诡的文学风格论 体性篇论述了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风格，“性”指作家的才能和个性。体和性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作家个性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才、气、学、习，其中才、气是先天的，学、习是后天的。后天的学习比先天的才气更重要。刘勰把文学风格归纳为四对八种，即“雅与奇、奥与显、繁与约、壮与轻”四组相对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