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并将此处的“鬼气”一词解作“外国侵略者的气焰”。6“鬼”字若与“头”字组合，即成“鬼头“一词，从字面看，该词的意义是“鬼的头”，实则指称印有外国国王头像的纸币，又称“鬼头银”。1以上例子已使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是始终与“鬼”字紧密连结在一起的，“鬼”字几乎成了“洋”字的代用词。而在上述所有包含了“鬼”字的词组中，又以“洋鬼子”一词的使用频率为最高。我们由此可将“洋鬼子”视为这一百年间中国人言说西方人最具代表行的话语之一。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中被“反复使用”、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象，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

2、被称为“套话”（stereotype）。它是如何套话了的？换用形象学的术语表述，即是说它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化”和“文学化”过程？而它的内涵在数百年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一、“洋鬼子”辞源初探说到“鬼”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脑海里立刻就会映现出阴间地府里张牙舞爪的怪物。究其缘由，这或许与该字源不无关联。在中国古文字中，“鬼”字愿意为“死人”。说文解字称：“人所归为鬼。”清人段玉裁的注释本在此解后列举了东晋训诂学郭璞（276324）的注释，称其引晋代尸佼（约前390约前330）所作尸子（已佚）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并以儒家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礼记礼运篇为例，引用了“鬼气归于天，行魄归于地”一句。2此

3、外，在与礼记同样古老的易经与诗经中，还有将“鬼”与“方”字结合，以“鬼方”谓“远方“之意的使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诗大雅亦有“内于中国，覃及鬼方”之句。汉语大词典引证上述文字以说明“鬼方”即“远方”之意。1晋代著名报人汪康年曾在笔记中队“鬼子”此意做过如下解释：“中国呼外人为鬼子、为鬼番，其言实本于禹伐鬼方。鬼方非真澧都地狱也，盖以其不似常人，故有此称。铸魑魅魍魉于鼎，盖亦借我匕刀之意尔。今外国人戬定蛮地，亦以其酋长之形刻于之器，以示武工之显赫耶，抑思战乱之艰难耶？寓意可知矣。由此可知，“鬼”字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层负面意义：它与现世的、活着的、有生命的、此在的人相悖，是其相

4、反的方向，其中包括一切“非我”的层面。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鬼”字的语义场渐被拓宽，其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当下通行的汉语大字典即排列了“灵魂”、“祖先”、“万物精灵”、“计谋”、“|蔑称”等十来种意义。3不过稍加留意，人们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词意均与由“与正常人相悖”这层意义推衍出来。而当“鬼”字与“子”字结合，组成了“鬼子”一词时，上文提及的“与正常人相悖”的否定意义就被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中，“鬼子”一般说来是个骂人的詈词。倘在“鬼子”前加上修饰语“洋”字，这个詈词所骂的对象就被极度限定了，它十分明确地指向了洋人、外国人。那么，“鬼子”一词时如何与“洋”字结合在一起的呢？中国人

5、又缘何要创造出这样一个詈词来骂外国人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仅仅考证“鬼”字的字源显然就不够了，我们需到记载有西人来华踪迹的各种史书及笔记中区寻觅答案。 二、“洋鬼子”形象生成的史前史阶段明代作品对早期来华西人的描述如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在初接触外国人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最刺激自己感官的“相异性”，也就是他们最不同于本民族的“怪异”的外貌体征。近代西方人来华始于明代，而在明人对西方人最早的秒注重，各式描绘人种特征的词汇比比皆是，诸如“深目”、“高鼻”、“鹰嘴”等。筹海图编（15611562）是明代的一部海防著作。这部署名胡宗宪1的书，引用了当时的刑部尚书顾应祥的一段话，对1517年到达广州的

6、葡萄牙商人作了有趣的描写。文中写道：“佛郎机国名也，非统名也。正德丁丑（1517年），予任广东签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东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比丹，其人皆高鼻深目。毫无疑义，“高鼻深目”正是西人有别于中国人最主要的相貌特征，因而被首先记录了下来。几乎同样的画像又于1574年出现在另一部历史笔记殊域周咨录中。该书作者为明人阎从简，他在谈及外国商人时这样写道：“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买卖之，所在恶少与市”2 我们在稍后由清人修纂的明史中，找到了对最早来华的西洋人更详细的相貌描写。和兰传把荷兰人描画为：“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

7、伟倍常。”3而佛郎饥传则记葡萄牙人为：“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4除相貌外，这里还记录西洋人的体征，包括他们的肤色、身长、毛发的颜色及形状等。 这些奇异怪涎的相貌体征，与中国占代传说中青面撩牙的鬼怪颇有相似之处，已可使人生发出负面的联想。更何况，与这些内容相伴相佐的总有另一类负面的摹写，这就是对西洋人性格的描写。 在殊域周咨录作者的笔下，我们已可看到这样的结合，文中在记西洋人性格时先后使用了“凶狠无状”、“犷悍不道”一类的贬义词。 在同一部明交佛郎机传中，离上引对相貌体态的描写不远处还有这样几句：“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炮銅之声震动城郭。”1此话出自

8、御史何鳌文，此前已为明实录所引。 需要指出的是，何鳌文中关于葡人放炮的叙述很有些语焉不详。在规定语境所营造的氛围中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张力，会对阅读产生相当的误导作用。事实上，当年葡船鸣放的实为礼炮。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吕术中对此已作了交待，曰：“所谓铣声如雷，炮声殷地者，大概即指安刺德、比留斯等船上之鸣放礼炮也，吾国无此礼俗，故特书之，以示惊异。”3张燮之言实乃一种事后推理，似不足以揭示何鳌如此描述的真实原因。从何鳖奏折上下文给定的逻辑反推，他恐怕主要还是想渲染葡人的“凶诈”及“兵器独精”。但不管原因何在，有一点是确定无误的那就是何鳖对当时来华的这些西人深感不安。 当然，产生不安的原因极其复杂

9、，概述之大约有三。首先是事出有因。据方豪先生考证，安刺德来华的次年，其弟“西妙（slmaode Andrade）续至”，在华作恶多端，“夺财物，掠子女”。1520年，“御交何鳌乃上疏请逐番人”。4。翻检当时的史书，此类事件时有记载。5可见，早期来华的商人确有不少“凶残”者。其次，是中西在人种、礼俗、性格上的差异。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差异往往会对性格内向的人造成精神恐慌，更何况中西间的反差如此巨大。最后，则应归咎于一种更为深层的心态因素。古代中国人并无世界的概念。在他们的理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其余“东夷两戎南蛮北狄”一概皆为中华帝国之番属。这种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无知的等级观，使他们所期待的来

10、华异邦人，个个都应是恭顺有加的“朝贡”者，岂料西人竞狂到鸣炮的地步，公然对中国人传统的秩序、观念挑战，实堪忧虑。 面对这些长相怪涎、膀大腰圆、刁俗迥异、性格“凶诈”的西洋商人当时的朝廷命官鲜有主张开海禁的。而何鳌对“史实”的记录以及由此推出的结论恰投合了时人的心态，因而其奏折才会被反复引用。随着这些引文的流布，何鳌对两人的描述也就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反过来又扩散和强化了时人对西人的惧怕和蔑视之情。在作者与读者间交互存在着的这种心理影响，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这往往就是一个塑造了原初形象的文本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它构成了一个接受怪圈：越是时髦的，越易被接受，流传也就越广；而流传越广的也就

11、越时髦。文本流传的直接结果，就是形象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此即为形象的“社会化”。与此同时，形象的“文学化”过程也就开始了：当此一形象进人到文学或副文学（诸如游记、笔记等）作品中去时，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化”了。 明人何乔远所作的名山藏一书亦曾引用了何鳌与邱道隆合奏的一份奏折，曰：“昔祖宗时，夷贡有朝，毋敢阑入，自吴廷举驰禁，于是交心无厌射利如 ，扬帆如驰，以致佛郎机伺隙而侮，令宜驱绝。”1这里，性格描述词语被何鳖等人再次强化了：从“好利”、“凶诈”一变而为“夷心无厌”、“射利如 ”。后者原本就蕴合着凶残的意象，使人可更具体、更形象地联想到“鬼”：一群“高鼻”、“鹰嘴”

12、的洋人，“如 ”般地扑向中国的财富宝藏。如此勾勒出的强盗嘴脸，除了引起人们的“揣揣不安”外，还使人产生极度的轻蔑，尤其为“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所不齿。一如阎从简所言，中国人“疾其不仁而痛绝耳”1！总之，体貌与性格描写的结合，才使中国人趋向于将“西洋人”与“鬼子”的形象两相叠加。 实际上，当时中国入对西人入华的不安程度要远远超出我们从上述词语中所能感受到的力度。我们在明代的许多史书、笔记中甚至还可找到对西人“食小儿”的记载。其中尤以殊域周密录所记最为周详，书中这样写道：“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其法以巨 煎水成沸场，以铁笼盛小儿，置之 卜，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

13、苫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读者这几行令人发指的描述，作者对那些外国“夷蛮”的惧怕、憎恶和轻蔑之情跃然纸上。然而，在此类描述中值得泞意的是，“食小儿”行为的主体均以泛指代词“其人”一笔代过，作者既不交待具体人名、亦不点明时间、地点。这种神话传说式的叙事方式，不脱中国“以文人史”传统笔法之臼，难以被视作证据确凿的史实，因而只可以“虚构”论。而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主观的。布律奈尔在论形象时曾说过；“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明人关于西人“食小儿

14、”的叙述当也是“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的结果。 不过，此类“文学化”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就曾多次读到西人抢掠相买卖小孩的记录。除上文的殊域周咨录外，明实求的记载吏为详尽：“先是两广奸民，四通番货，勾引外夷，与进贡者混，以图私利，招诱亡命，赂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参议陈伯 请禁之2”而明人叶权（15221578）游岭南记中也有如下记载：“日余在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曰：非。是今年人从东羌拐来卖者，思父母哭耳。”，3这些被洋“寇”掠走或买走的小孩往往从此便失踪了，这在当时激怒了许多中国人，故有陈参议“请禁之”之举。阎从简一类的文人是否由此而产

15、生丁“食小儿”的推论相想象，我们不得而知4。但上述史实所引发的民怨，至少为此类想象营造了心理、情感、文化的氛围，而氛围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有趣的是，我们所谈到的文书对洋人劫掠孩童的记叙多少也都具有“语焉不祥”的特征，倘若阎从简果真由此而生发出“食小儿”的想象，那就再一次证实了“模糊性”的历史叙事可产生的张力及对阅读的导向性作用，一如我们在前文所述。 以上，我们粗略考察了明代部分文章典籍对早期来华西人的描述，初探了“洋鬼子”形象雏形生成的过程及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明人笔下对西人的描述虽明显带有妖魔化的倾向，但真正用“鬼”字指称外国人之例似并不很多，且仅用“番”字为修饰语，而从未将“洋”字与“

16、鬼”或“鬼子”连用，本文开头征引的所有作品均为1840年以后之作。联想到国人普遍以“洋”字指代“欧美”实乃近代之事2。而西人抵华最先到达的广东沿海一带又有称西人为“番鬼”、“番人”的习惯1，倘将其中的广东方言因素暂时忽略不计2，我们或可在一定意义上将“番”字视作“洋”字的前身，而将有明一代视作“洋鬼子”一词产生的史前史阶段。此外，笔者受时间所限，迄今未能查阅早期记载西人来华实况的方志、野史（如广东通志等），更未能深入到广东沿海一带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仅靠某些正史、文学文本及若干笔记，实难对“洋鬼子”一类俚语、詈词做完整的词源考。此乃本文一大缺憾，需待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去补正。但无论如

17、何，上文征引的明人记叙，已说明它们为套话“洋鬼子”的产生及其符指关系的最终确立作好了心理、文化准备，理应被纳入到达一形象的社会化、文学化进程中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倘对此一阶段的西人形象做一小结，似可以“怪诞”、“贪婪”、“鄙俗”等词语友概述之，并从中解读出“轻蔑”、“恐惧”、“憎恶”等意。究其缘由，则大致有三： 在人种学、人类学层次上；西人“怪异”的相貌体态、举止行为，使中国人从心理上就产生了恐惧感、拒斥感。在文化层次上：早期来华的西方商人张扬、外向、贪婪的性格也与中国人的温和谨慎格格不入，与儒家传统的轻利重义的价值取向更是完全相悖，故为中国人所不齿。 在世界观念的层次上：自给自足

18、的经济体系导致了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进而导致了“中国即天下”观念的产生；而当这种无知遭遇到了异族存在的事实时，便演变为一种中华中心主义，使国人视一切异国均为蛮夷及朗贡者。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人可怖的长相、与“我”迥然有别的性格、这些人种学、人类学因素又经由想象而得到了强化。在当时中国人的意识中，换言之，在时人的社会集体想象中，西人往往由于这些与“我”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种的“不正常”，而使人生发出对“鬼”的联想。事实上，正是“西入”与“鬼”在“不正常”上的相似性，才使想象得以介入语义场的重组，产生了“鬼”的隐喻意义，遂使明人或明或暗地以“鬼”指代西人，并由此赋予了西人最早的象征价值

19、。三、清代前中期几部笔记个的“鬼子”形象辨析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大主教传教士和更多商人的东来，中国文学中对西人的描述日渐增多，西人的形象也因此种外部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较丰富的形态。 笔者考察丫这个历史阶段内的若干笔记，发现1840年前中国文人笔下的“鬼子”一词内涵多义且复杂，远非“轻蔑”、“恐惧”、“憎恶”等词语所能概括。 让我们还是从文本阅读开始。 清人赵冀（17271814）在所著 曝杂记诸番中对西洋人做了如下描述：“广东为海外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善，粤人呼为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红而眉发皆白，虽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发既黑，面亦黔，但比眉发稍浅，如淡墨色耳。白为主，黑为奴，生而贵贱自

20、判。黑奴性最 ，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虽蛟蛇弗避也。古所谓摩诃及黑昆仑盖即此种。在讲述了一段生动的黑奴性憨的故事后，杂记接着写道：“又有红夷一种，面白而眉发皆赤，故谓之红毛夷，其国乃荷兰云。 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在上引文中，作者除以“红夷”指称荷兰人外，还使用了另外两个不同的词语称呼西洋人：“番”和“鬼子”。按照上下文给定的语境，两词的不同显而易见：“番”字主要是书面语、文学语言；而“鬼子”则是口语、大众用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鬼子”一词，作者仅使用厂一次，且是为了说明粤人是如何称谓西人的，当属一种客观报道。显然，作者在使用“鬼子”词时并未赋予其感情色彩，至少并未赋予其16、

21、17世纪与1840午后该词所蕴涵的“恐旗”、“憎恶”之意。 而此类“客观报道”在“诸番”一节中时时得见。通读全文，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作者渴求记录亲见亲闻的愿望。联想到作者赵翼子1766至1772年间曾先后在两广、贵州、云南等地任县令，长期生活于广东3，就更使人相信作者具有一种相对客观公允的“实录”态度。 然而。作者为何会持此种相对中性的立场？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光需做一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一般说来，在中国历史上，当国家处于强盛时，执政者往往会采取相对灵活、开放的经贸政策，清代也不例外。1686年，康熙帝颁旨下令开海禁。自此，西方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

22、的发展。仅1764年一年，海上贸易额就达555万两白银。在整个18世纪，甚至19世纪上半叶，尽管外贸主要集中创广州一地，而海禁又时时发生，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呈增长态势。1这就使得中国文人，尤其是居住在广东沿海地区者，得以通过自己的亲历来获取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直接、真实、鲜活的认知。 此外，明末清韧，相当一批欧洲传教土来到中国传教。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被留在清廷中为皇室服务。作为欧洲文化的载体，这些神父们在传教的目的下有意识地通过他们从西方带来的科学仪器、日用品、艺术品，也通过他们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著述，将西方的知识传人中国。 换言之，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相对而言，了解外部比界的

23、渠道较前扩大，对相异性的接触和认知也就相应地有所增加。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中国人的心态，使之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作家笔下的西人形象也就随之而变。 这种相对宽松、开放的思想似乎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我们在清人姚元之（17761852）的竹叫亭杂记中读到了对西人远较赵翼详尽和精确的描述：（澳门）“夷屋鳞次，番鬼杂还俨然一外国也其人皆楼居，高楼竣宇，宙扇悉以玻璃，轩敞宏深，令人意爽。楼下多如城之瓮洞，贱者处之。其屋以白石攒灰至之，宛如白粉，洁净可玩。其俗，有尊容至，当家老翁出迎，礼以脱帽为恭，以妇女出见为敬，男子无少长则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设大横案，铺以白布，列果品茶酒于其上。近门处为尊

24、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妇坐于案之横头。”1在这样大段的铺陈后，作者用了整整一段文字来记叙西人待客的方式：如何摆桌，如何安排客人的座位，如何上菜等等。这段描述细致到连刀叉的形状都未忽略一一详加记录，而对形形色色的酒以及盛装备种酒所使用的相应酒具记叙得更是周详。 更有趣的是，作者对这些居澳“番鬼”的习俗饶有兴致，对妇女的发式、化装、衣着、服饰，花园的布局，刑法制度，男女正常和非正常的关系，出家人作者均不惜笔墨，详加描述。这一部分是这样结束的：“番妇见客，又有相抱之礼。客至，妇先告其夫将欲行抱礼，夫可之，乃请于客，客亦允，妇出见。乃以两手搴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后抱其腰。此为极亲近

25、之礼也。”2阅读至此，真令人忍俊不禁。显然，作者误将所见所闻西人举办舞会的场面当作了“番妇”见客的常礼。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颇具人性，甚至和蔼可亲的“番鬼”形象。它一方面全然不同于明代文本中常见到的“怪异、贪婪、粗鄙”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迥然有别于1840年后“可怖”的“鬼”像。于是，作者赋予了“鬼子”一词一种全新的内涵，它同时混有对相异性的好奇、欣赏与友善之情。 但一个“鬼”字，仍然揭示出了作者潜意识中的等级观。这种居高临下俯吸“四夷”的叙事角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于传统，是明人文本中塑造的西人形象经由一代代的口、笔传递与转述而潜入到清代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即使姚元之们对相异性抱着极友善的

26、态度，也实难完全摆脱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 此外，“鬼子”一词作为直接称谓出现在清人笔记中（在赵翼笔下还仅为转述民间称谓的引语），亦从一个佃侧面说明某些“俗文化”因素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为知识阶层所接受从而改变了身份，登上“雅文学”之殿堂。 事实上，“鬼十”一词所指的改变，先于一切的，是由上文论及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演变而造成的。我们所讨论的“他者形象”说到底揭示出的乃是形象制作者“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1。因此，形象学十分重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研究，对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这些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动力线”，它或明或暗总会作用于文学中的他者形象。 然而，单凭这一点，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清

27、楚为何这些清代作者会对西入取一种较为公允的态度。依笔者之见，这种较为中性、客观的报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丁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对未知世界其中当然包括异域、异邦一的好奇之心。 与本文第二部分所引的那些“憎恶、鄙视”西人的文本并存，明代也有一些笔记是以赵翼与姚元之的方式描写“番鬼”们的，譬如上文提及的明人王临亨的粤剑编。作者在“志外夷”一节中描绘了时人所厂解的外国，而其中“鬼”字出现在多个词语中，如：“黑鬼”、“红毛鬼”等。但“鬼”并非指称外国人的惟一词洽、作者同时还使用了“西洋人”、“番人”等其他词语2。王临亨对西人的状写十分重视物质文化层面，他在描述就餐情况时这样写道：“其人闻税使宴客寺中，呼其

28、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其饼饵以方尺税复之，以为敬。税使悉以馈余。饼饵有十余种，各一其味、而皆甘香芳洁，形亦精巧。吾乡巨室毕闺秀之伎以从事，恐个能称优孟也。税似白布，而作水纹，精甚，亦吾乡所不能效。”1读了这段描述，我们无法否认王临亨对西人的描述同样是相对客观的。倘将此文与 曝杂记作一比较，就不得不承认清人赵冀无论是在对“鬼”所做的人性化描写，还是在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上，都与明人王临亨一脉相承。 这种相似性，或许首先应归因于“笔记”文类的特性。在中国文学中，笔记是一种并无一定之规、形式灵活的文类。这种灵活性使笔记可容纳一切人们想要记录的内容，因而就可涉及到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政经历史、文学艺术，无所不包。加诸作者可在此类作品中自由地表述，不拘一格地写作，它一向颇受中国文人的青睐。而这种“博”与“杂”的特色又使笔记一向对“异”奇异的、相异的人、物、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因而笔记内总是充斥着各种奇闻逸事、怪物异人。正因如此，笔记往往可揭示出作者对相异性的真实心态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料。 上文提及的几部笔记使我们了解到：明清之际，并非所有的中国文人对外部世界都取封闭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特别是身处沿海地区，有条件得见异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