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受封的十万户人一律依法向吕不韦交租。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秦汉时,地主官僚占地日益增多。东汉初,面对兼并田地的恶性发展,朝廷一度努力想加扼制。建武十六年 （40）秋,河南尹张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度田不实,下狱而死”。可见包括京畿在内的田地兼并已很严重,官府想要核实私人占田数量,竟以失败告终。 禹贡记豫州以洛阳为中心,“伊、洛、涧,既入于河”。“田,中上,赋错上中”。豫州土质在全国为第四等；交赋仅次雍州,位居第二等。周礼职方记河南豫州,“畜宜六扰（马、牛、羊、永、犬、鸡）,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二书都揭示了秦汉以前,豫州种植业在全国拥有较重要的地位。 汉书食货志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

2、灾害”。唐颜邦古注,五谷是黍、稷、麻、麦、豆。古代,大麻与菽均为主食。西汉记胜之书记“种麻、预调和田,浇不欲数。养麻如此,美田则亩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麻子即为食粮。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坠形训称：“河水中浊（？调）而宜菽,洛水轻利而宜禾,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可让河洛地域在西汉前期盛产豆、粟。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记赤眉与汉军在豫西,出于诱敌需要,赤眉军“弃骝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是知汉代尚以豆为主粮。 汉代河南郡设铁官、工官,冶铸大量农具,洛阳出土了不少汉制犁、铲、锹、锸、锄、镰等铁制农具（注：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洛阳农业考古概述,第101-109页。）,那是

3、极有助于当地种植业的开展。位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收贮山东等地运来的大批租粮。史记卷60三王世家载汉武帝言：“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院,汉国之大都也”。由此之故,敖仓成为汉代兵家必争地。 在发展农作同时,河南府所在畜牧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突出事例如汉书卷58记河南人卜式,自小牧羊,年长仍以田畜为事,兄弟分家,他主动让田产与弟,取百余只羊入山畜养,经历十余年,发展为千余头,购置田宅,且献家财一半与官,资助朝廷以打击匈奴入侵,他本人仍入山田牧。反映出帝都所在河南府,颇多牧草以资畜牧。另外,洛阳等地还饶渔产,后汉书卷4和帝永元九年 （9 7）六月,蝗虫伤稼,诏令“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

4、假税”,十一年二月,十二年二月,十五年六月,一再诏令灾民、流民或鳏寡入陂池渔采。由此可见,不少水陂富有水产,可资民众采捕为生。 王充论衡卷一二程材篇云：“襄邑（河南睢阳）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胛也”。河南民间织锦业盛行是和田野广泛种桑养蚕密不可分。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记河南乐羊子妻为激励丈夫上学,引刀断织机杼,正是民间普遍存在丝织的一个事例。 颍川是汉代人口稠密生产发展的大郡,史记卷四五韩世家记秦灭韩,以其地置颍川郡,它毗邻京师,所在大姓宗族横恣。颍阳（今许昌）人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田、田园、宗族、宾客为榷利”（注：史记卷一七,汉书卷五二灌夫传。）。家有食客,并占

5、有陂地、田园的宗族大家,专横一方,很不利于所在种植业的顺利发展。汉宣帝时,太守赵广汉诛灭首恶原、褚等家、豪右震惊,不法行为有所收敛。韩延寿继为郡守,提倡礼让,问民疾苦,消除怨仇,民俗发生了较大变化。黄霸任太守,力倡耕桑、种树、畜养鸡、猪,办事细致公道,在郡八年,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大有发展（注：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又卷八九黄霸传。通鉴卷二五,元康三年（前63）。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通鉴卷二六神爵三年（前59）。颍川属县阳城（登封东南）,盛产铁,置铁官。生产铁工具有利当地的生产。汉哀帝绥和二年（前7）秋,颍川大水,免当年租赋。续汉书五行志三记和帝“永元十二年 （100）六月,伤稼”。可证颍、汝等水流

6、与颍川郡农作收成具有密切联系。 王莽末年,刘秀起兵,更始元年 （2 3）三月,攻下颍川所属昆阳（今叶县）、定陵（今郾城西）、郾县（今郾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随后且攻下颍川。反映颍川郡种植业（谷物）与养殖业（牛马等）的兴旺。汉光武帝在位,密切关注各地垦田和户口的增减,陈留吏牍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河南帝京,多贵显,南阳皇帝老家,多皇亲国戚,权贵们田宅逾制,官吏们是无可奈何。都城近郡颍川,朝廷加倍注意控制,招怀反叛者“遣归附农”,或从外地徙民于颍川、陈留,以使之农作（注：参后汉书卷三一郭传,又卷二六赵熹传。从颍川许人陈主动将绢二疋交给小偷的故事

7、,很可以察知郡内各地桑蚕业很兴旺。 颍川郡东南的汝南郡与颍川并称为两汉著名大郡,它立郡于汉初。汉武帝时,“汝南、九江引淮,皆穿渠溉田,各万余顷”（注：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说明汝南郡引淮水溉田,成就颇不小。汝南上蔡人翟方进十分了解本郡低洼地遭水涝的情况。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记“汝南旧有鸿却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丞相,“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由是奏请毁陂去水,由是导致旱灾频仍。毁陂以前有陂蓄水,缺水年份可引水灌溉,且养育鱼鳖,予民有利；若是遇上多雨年岁,陂塘水溢,易成灾害。陂既决毁,旱年无水可溉遂致颗粒无收。因此,人们纷纷要求恢复原

8、陂。东汉光武帝时,汝南太守邓晨任命通晓水利的许扬为都水掾,“扬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旱岁大稔”。陂池恢复了,又新增耕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注：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又卷八二上许扬传,水经注卷三淮水。我们不大明白,两汉鸿却陂存在时,人们是否利用陂水种稻,可以肯定的是自东汉初年修理陂池后,汝南郡已置有若干水稻田。 后汉书卷二九记汉明帝时,鲍昱在汝南,“郡多陂地,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同一件事,北堂书钞卷七四太守引续汉书鲍昱传云：“昱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永恒不足,作方梁石洫止之,水方足也”。二书所记

9、不同,很可能是分别就水旱不同年岁情况而言。但同样说鲍昱在职,以石为梁,作水门,且有桥梁相通,便于排泄或截止水流,既然都说“作方梁石洫”,应是有利于农作。只是不清楚,水稻田仍否继续存在,有无新的发展,但“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应是种植业大发展的结果。 后汉书卷五三记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东北）人周燮“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非身所耕渔则不食”。山坡陂田应是水稻田,陂池养鱼,在淮北地区养鱼种稻,颇具有新的特色。后汉书卷八二上记汝南平舆（今平舆县北）人廖扶将家中积存数千斛谷物在荒年分与宗族姻亲。平舆在正阳北,家中的积谷大概是粟,那些宗族姻亲自是困难户。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北）人黄宪“家世贫贱”,

10、“父为牛医”,他为当地耕牛治病,极有利于耕畜饲养,并推动农作发展。至于精研尚书,八代皆为博士的汝南太守欧阳歙,竟坐赃千余万,自是文化人中的败类。 梁国位于陈留郡东南,汉文帝窦后所生刘武由代王转封梁王,汉书卷四七记,“梁孝王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百姓殷富”。汉景帝时,吴、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赵等七国发动叛乱,聚兵击梁,“梁王城守睢阳（今商丘）。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之高阳（杞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梁王坚决阻击,杀虏叛军甚多。孝王利用当地的财富,筑东苑,大治宫室,府库大为充实。 梁国以南的沛郡,即今皖北宿州地域,汉属豫州。北境亳州,是上古商汤都邑,汉书卷二八下称,“其民

11、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郡国志二,称“谯刺史治”,曹腾、曹操、华陀等人都是沛国谯人,谯是汉代军事要地之一,两汉不少战役都在谯地进行。南阳集团出身的光武帝刘秀也曾亲临谯县视察,军事政治地位相当重要。若就农事而言,直至汉魏之际,当地生产极不兴旺。 需要指出,豫东地势低洼,水涝易成灾,河决为害尤大。汉书食货志记武帝时,“河决,灌梁（今商丘）楚（今徐州）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筑堤塞河防水,一俟坏决,危害更甚。后来,虽如沟洫志所冷言,“卒塞瓠子（濮阳西南）,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地复宁,无水灾”。所称无水灾,只是相对洪水而言,平原大地其实仍是水

12、灾不少。西汉成帝“元始二年（前15）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害,人相食”。安帝延平元年（10 6）“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永初元年（10 7）,从南方扬州五郡调运租米赡给陈留、梁国等受困贫民。诸州郡地势低洼,常受水困扰,生产很不稳定。 史记卷二六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在豫鲁平原诸地穿渠引水以利灌溉,史家说是“莫足数”,众多水渠引水溉田,很有利于农业生产使用。现今尚传世的管子,成书时间复杂,学界大多认定其中治国篇撰成于汉,它说：“常山之南,河汝之间,早

13、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它清楚地指出河南存在粮食作物的复种,所谓四种五获必将促进粮产增加。汉宣帝时,大司农丞奏设常平仓,从京畿近处籴粮充。过去,“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注：通鉴卷二七,五凤四年（前54）,按史记卷三平准书“孝惠高后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关东谷,主要是来自河南、山东地区。 货殖传称,“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陈、夏千亩漆”（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还有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记汉文帝窦后弟窦广国,幼年时家贫,“为人所略卖,至宜阳（今洛阳西南）为其主入山作炭”,与他同作的百余人

14、都睡在山岩下,晚上岩崩,广国以外,全部丧生。事例说明鲁豫平原大地在汉代林木分布相当多。“千树”唐、宋时人或“引作”千树梨。但史记、汉书均作“”,或作“楸”,而且与“千亩漆”等相连称,楸木用以造船,种子以入药,显然是指经济作物。汉代黄淮平原存在不少林地与果木,是自然界赋予人们的宝贵财富。 二、山东平原 山东平原开发,存在着时间先后和地区的差别。先秦时,山东有齐、鲁等国,齐大鲁小。货殖传云：“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胶东主要有莱夷,以畜牧为生。春秋时,齐相晏平仲便是莱夷维人。 上古时,齐地荒间未辟,经济落后。“太公望封于营丘（淄博）,地泻卣,人民寡”。盐铁论卷三轻重篇记御史言：“昔太公望封于营丘

15、,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未之道”。地理志记“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卣,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溱”。姜齐在山东,关注当地鱼盐丰富的特点,本末兼营,“非独耕桑农也”,并不单纯只从事农业生产。 就农事而言,管仲相齐,国语卷六齐语称,已用铁农具耕地,有利开垦荒田,提高生产率。提倡“深耕而疾之”,深翻土地有助增产,“相地而衰征”,则是按土地质量及其产品分等收税,极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史记卷四六记田齐代替姜齐。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即墨（山东平度东）一带,“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这说

16、明从姜齐至田齐,齐地农作一直是向前发展。战国策卷八记苏秦对齐宣王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同书卷一一记鲁仲连对封地在薛（山东微山）的孟尝君说：“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后宫十妃,皆衣缟,食梁肉”。上述诸例表明,先秦时的山东大地己生产菽、粟、绢、布,种植业已相当发达。地理志转录禹贡及周礼职方的记事,表明汉以前,兖、青等地已生产漆、丝,种植黍、稷和水稻。遗憾的是史文缺乏相应的具体说明。 秦统一全国后,山东大地设置了临淄,济北、胶东、琅邪、薛郡等。汉书卷六四上记汉武帝时,临淄人主父偃言：“秦皇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今龙口）、 （1 1）（今烟台）、琅邪（今临沂地区

17、大部）鱼海之郡,转输北河”。反映胶东山地在秦代已拥有粮食外运。 汉将山东大地分隶豫、青、兖、徐等州,大抵是青州在北、豫、兖、徐诸州在南。汉于山东的千乘（乐安）郡、济南郡、齐郡、山阳郡、泰山郡、东莱郡、临淮郡、东海郡,皆设铁官,铸造铁工具,就近供应、有利发展生产。 汉武帝时,山东民众已注意农田水利,“东海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注：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谨案,钜定泽在青州乐安境（今山东寿光北）,离东海甚远,相对说来,兖州巨野泽距东海较近,似应从巨野泽引水,但史记、汉书均作钜定泽,今不改。）今虽不明其水流走向,可以肯定水渠兴修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东汉

18、永平十八年 （7 5）,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充分证实鲁南诸州郡是广泛向朝廷交租。 章帝建初元年 （3 6）三月,山阳、东平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民生困苦不堪。正是这时,秦彭出任山阳郡守,提倡礼治,不轻易用刑,在任六年,“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 3） 4）,无所容作”,朝廷视其行事为楷模,让其他各地参照实施,分等收税。泰彭在鲁西南兴起稻田,是汉代初见于史册的山东水田,禹贡、周礼记兖、青等地,秦以前已种水稻,在史书中却尚未有明确证据。秦彭以后历任山阳郡守也不再提及种稻,估计有水灌溉处是会沿用种植,

19、但可能没有新的 发展 。 直属朝廷诸郡的百姓生活也很困苦。宣帝本始四年（前70）四月诏：“乃者地震北海（今潍坊）、琅邪,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成帝鸿嘉四年（前17）正月诏：“农民失业,怨恨者众,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被灾害十四以上,民訾不满三万,勿出租赋”。人们遭受如此严重 自然 灾害,官府才对极少赀产的人酌情免租,是知平日收租必是相当苛刻。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平帝元始二年 （2）“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末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者死道路,壮者入贼中”。食货志称,“此边及青、徐地人相食”。这些事例表明水旱虫灾

20、等对山东平原的农业生产 影响 极大,百姓贫困,纷纷流散逃亡。西汉末,声势赫赫的赤眉军便主要由青徐饥民组成。 西汉贾让已指出“齐地卑下”,山东平原地势低洼,易生涝灾,甚至出现海水倒灌,都要严重影响农作。汉书卷九元帝初元二年（前47）七月诏,“北海水溢,流杀人民”。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载：“质帝立,梁太后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改封鸿渤海王”。质帝本初元年（1 4 6）五月,“海水溢,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赢”。这些事例说明低地积水或海水倒灌,极不利于生产发展,严重影响农业的收成。 齐地泰山郡地势较高,赢乡（今莱芜山）产铁,汉置铁官,生产铁农具有助生产。后汉书卷记东汉后

21、期,泰山民公孙举反,有众三万人,“守令不能破散”,“废耕桑”。韩韶为嬴县令,“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这些贫困户都来自田农。同书卷六三记李固任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为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郡兵千人不能压服的反抗大众,只用百余人招引归农,便将 问题 彻底解决了,说明了耕桑的极端重要性。 汉代山东平原广泛种植粟、麦与豆。汉书卷九元帝初元二年（前47）七月诏：“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今秋禾麦颇伤”。后汉书卷三九记章帝时,青州刺史王望目睹“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因开仓赈粟,并为他们添制褐衣。同书

22、卷六六记延熹元年（1 6 6）,陈蕃疏云：“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迁流,茹菽不足”。因旱减产,民户吃食豆类也是严重不足。地理志称,“齐地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东莱、胶东与琅邪部分地皆在山东半岛。自秦始皇以来,多位帝皇巡察胶东,以宣威德。胶东所在,低山密布,汉人已于其地耕作。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记武帝元鼎中,徐偃出使,“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他假托圣旨,让胶东、鲁国铸农器,以满足农民春耕时所需农器。汉书卷七六记宣帝时,张敞言：“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又卷八九记王成为胶东相也是在宣帝时,“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盗贼

23、或流民都是和生产失收密切攸关。后汉书卷一七记东汉初,贾复“定封胶东侯,食胶东国六县”。即是胶东六县民众都要向胶东侯交租。后汉书卷七六童恢传记他任不其（山东即墨县）令,“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还是他,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云：“僮种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综上所述,说明胶东东莱郡一带已处于迅速发展中,山地丘陵有虎,不足为怪。令民养鸡豚,象征民间饲养业和耕织业同时在发展。大学者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年青时家贫,后汉书卷三五记他“客耕东莱”,“假田播殖”,颇与一般农者近似。太平御览卷一八引郡国志云：“密州高密西有郑玄

24、宅墓侧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世号万匹梁”。案今存续汉书郡国志不见此条,如果宋人所记无误,则是汉代胶东地区已有可观的稻田。 还有必要指出,山东沿海自古已有鱼盐之利,朝廷征收过重海租,极大影响渔业生产。汉书卷二四记东莱人徐宫说：“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记成帝时,北海出大鱼。哀帝时,东莱平度出大鱼。所称鱼出与不出,当与官府税收政策及渔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密切攸关。 鲁地位于山东南部。地理志云：“鲁地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货殖传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颇有桑麻之

25、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说明鲁地有山水河湖,宜于五谷桑麻和饲养六畜。韩非子卷九内俯说记：“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此,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这是春秋末年鲁哀公时（前494-476）在山野烧泽而田的火耕制生产分式。 周灭殷商,封周公旦于曲阜,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记其地已生产粟禾。贾谊新语卷春秋记鲁南小国邹穆公下令,喂鸟要用秕糠,不许用粟。他说：“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显见鲁南诸地,春秋时已用牛耕,盛产粟谷。史记说鲁地无林泽之饶,可是,国语卷四鲁语记鲁国设置了掌山泽禁令的官员“水虞”,鲁宣

26、公（前608-591）在泗水等地滥捕鱼,受到了里草的谏阻。史记卷四七记鲁人孔丘“曾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是知鲁国境内也曾养牲不少。鲁地 经济 发展,文化亦随之兴旺,成为古代著名儒教中心。 司马迁说,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汉书卷五二记御史大夫韩安国非常形象地说：“强努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用当地蚕丝织成的鲁缟相当结实,竟可以抵挡住弩的射击。 楚汉相争之际,楚人季布协助项羽攻打刘邦,及项羽败死,“布匿濮阳周氏”,在十分无奈状况下,乃将季布“之鲁朱家所卖之,买置田舍”。朱家素以义侠著称,以季布置田舍,自是用于农作。贾让在哀帝时上奏说：“齐地卑下,河水车抵齐堤,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

27、之”。河岸积淤地通常肥沃宜农。著名经学家贾逵在汉和帝时出任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回归本土之流民自是力农之辈。 鲁南山地大致自琅邪而南,包括了沂蒙等地。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越王句践曾徙都琅邪（山东胶南县）,起观台以望东海,且使楼船卒2800人砍伐松柏,琅邪诸地开始拓荒种殖。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记范蠡辞职后,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很可能是史传有姓名流传于世在琅邪地区从事农作的拓荒者。货殖传记“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沂泗水以北是包括了今临沂地区在内。临沂银雀山,金雀山汉墓辟出土文物虽不很典型,亦可约略看出汉代生活在山区的人民已存在较高的物质文明。汉元帝时,琅邪人贡禹为谏议大夫,自称年老家贫,有田百三十亩,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自胶东以至长安,具体证实了胶东存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商品贸易行为。汉明帝时,琅邪姑幕（今诸城北）人承宫年少时为人牧猪,后与其妻去蒙阴山（山东蒙阴）“肆力耕种禾黍”（注：后汉书卷二七承宫传；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注引续汉书记承宫事,文同。）,牧猪与种植的地点不同,但都是在鲁南山区。汉书卷七一记东海兰陵（山东苍山西南）人疏广父子同为师傅,他解说自家身世,“家自有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是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嬴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让子孙自食其力,耕种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