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州是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连接海外,是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作为广东省省会,自197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和利用政策倾斜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先行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日益分化,社会运行机制出现转轨,社会利益得到重新调整,社会观念发生急剧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应的新的规范整合体系,奠定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本文拟
2、从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成员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等方面对广州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一定的社会学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探究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一、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开放前的广州,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行政一体化结构。所谓行政一体化结构,简言之,就是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又依附于国家政府,特别是政党之下,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即将资源单位化,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
3、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运行,缺乏反馈系统,更缺少横向沟通和协调,权、责、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在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的前提下,个人对单位组织,单位对国家政府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政性依赖。所谓行政依赖是以主动-被动的关系代替互动关系,以行政主体代替多个互动主体,其最大特点是非契约性,这种依赖并非交换双方因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暂时均衡状态,而是行政关系所预先规定的状态带有很强的先赋性,不可变更性,在行为上则突出了行政化冲动。由于个人依赖
4、单位的实质是两者共同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是单位组织,还是个人,其独立都相当低。就单位组织而言,由于国家垄断资源,单位依附国家,失去了组织的独立性,任何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缘关系,隶属中央,或隶属地方,条块分割使单位组织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没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大多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组织的利益配置获取均受到相应部门的掌握,组织的功能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各级单位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效率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目标的追求。从个人来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甚至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其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生老病死、职业调整全由单位组织统一安排,作为个人,其义务就是服
5、从,更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和独立利益要求,个人被置于单位的控制网络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人身上被动服从依赖,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化,社会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涌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律流动,以国家对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行政大一体化结构逐渐发生了分化,由单一结构承担多种功能转为多元结构发挥多种功能,政府、组织、群体和个人之间出现分离。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行,以分灶吃饭,权力下放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向下倾斜;
6、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最终导致各专业部门的分化,各级政府组织和各部门组织的独立性扩大;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则削弱了行政控制,一句话,以往行政大一统的结构分化为在结构功能上相互关联以相对独立的体系,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改革开放促成了计划体制外的另一块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即完全由市场规则调节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产生了大批不由国家-单位体制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体制内以计划和行政为取向的调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组织与个人行为则完全以市场为取向,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日益破除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资源依附型制度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进一步
7、促使行政大一体化的结构产生分化,政府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过去,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采取行政的方式进行调配,行政部门得以统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运作,而今,随着社会资源在市场中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不仅仅摆脱了单一结构的束缚,而且同一种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也不再局限在单一个体上,简言之,社会资源的配置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垄断,行政调配的削弱,政府以行政统领一切的职能逐渐弱化,顺应此变化,政府的职能出现的萎缩的趋势,宏观协调成为政府部门最主要的职能,行政部门更多的是运用人力、财力、物力来协调政府、组织、个人的行为,确保社会和经济的
8、良性循环。从广州市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大一体化结构逐渐分化,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1979年,广州市列入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有208种,均为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1980年有256种,表明在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对资源配置拥有绝对支配权,体现出行政大一体化结构特征。实行计划体制改革后,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渐扩大,据统计,到1992年,指令性计划已减为64种,而今,除人口、占用耕地等少数几个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已全部取消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也减少至仅有8种,属于市场调节的部分已达90%以上。与
9、此同时,广州市通过价格体制改革,逐步放开价格体系,目前,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只有10%左右,生产资料价格已放开90%以上,生活资料已基本放开,行政部门对物价的控制大大放松,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增强了地方自筹资金的能力。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财务拨款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由1979年占75%减为1993年仅占227%,自筹资金由44%提高到405%,利用外资由零上升到451%。投资体制的改革,使广州地方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的实力大为增强。? 诟慊盍魍?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广州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形式
10、的金融体系。在外贸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广州市逐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简政放权,打破垄断,打破分配的平均主义,转化经营机制,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企业集团,试行企业股份制,初步建立了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内外向并举的经济体系。上述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切由国家政府统包统管的行政大一体化结构,行政部门的支配决定作用相对减弱,权限范围逐渐缩小,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实施的宏观调控得到强化,基层部门的自主权大为提高,各部门横向联系得到加强,日益分化的结构体系正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1行政大一体化结构分化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社群组织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前
11、,在行政一体化结构之下,社会资源由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和使用,支配社会生活的是围绕行政体制运转的一系列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即人们就业于其中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并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切特点。不过,中国的单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组织类型,是由国家直接建立起来并受其直接控制,相当于庞大的国家组织内的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可以这样说,整个社会就是通过单位被组织起来的,个人对单位存在着全面的依赖,单位则依附于国家,单位是个人与社会、国家联系的中介,是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由于行政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任何单位与国家都存在着条条块块的行政血缘关系,在人事管
12、理、企事业社会经济活动,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均受国家行政的管理控制,组织及环境的人、物、信息交流只有国家这个唯一的对象。一句话,与其说单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不如说它是国家组织的外延物更为恰当,其结构、功能、运作均类同于党政机关,这也就是外国学者所谓社会主义组织的总体生存2。在行政一体化结构的社会里,只能生成行政依附性强的单一的单位组织,而不可能造就有广泛社会联系,独立性、会社性的现代社群组织。改革开放后,行政一体化结构日益分化,传统的单位组织体系发生了变化。权力与利益由高度集中转为分散,并由向上倾斜转为向下倾斜,行政控制减弱,行政组织和专业组织产生分化,组织的独立性大为增强。由于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
13、分配资源状况的改变,组织逐渐摆脱了国家零部件的地位,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体,其利益日趋独立化。过去,单位组织依据所有制、行政级别和部门类型从国家获取社会资源,而今则依据各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地位高低市场竞争能力大小而获取资源,围绕着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取胜;组织的目标、人员、制度、设施等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组织行为的独立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放宽了对所有制的限制,对外开放产生了许多新的所有制形式,在体制外空间,伴随市场经济机制的生长和发育,逐渐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企业等不同于传统单位的组织形式,即以功利为目标的契约形式的组织。这类组织的成员由无到有,由少至多,据1992年
14、统计,广州市该类组织成员人数已超过35万人(这还不包括农村劳动者中的那一部分人),占全市社会劳动者的10%,这一类组织的出现和增加、扩大表明社群组织已由单一类型转向多元结构,独立性越来越强。社群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明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社团组织。改革开放前,在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下,整个社会形成了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格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了这一结构之中。改革不仅引起人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分化,还导致了国家群体组织和个人的相对分离,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和组织的分化。随着市场机制的导入和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的改革,传统组织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
15、变化,社团组织的兴起正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首先,当国家政府和单位组织之间控制和依赖的关系出现根本改变,国家逐渐将对单位的管理由直接转为间接,政府的行政职能淡化,经济管理职能外移,单位组织开始以主体地位拥有独立的利益和权利,原有的行政联结纽带断裂之后,怎样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非行政渠道来沟通政府和单位组织的互动关系并使相对独立的各个组织单位建立互动的横向联系?而对于那些新的体制外的组织要素来说,与原组织体系产生互动的范围更是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这就需要新的组织来扮演中介角色。此外,社会成员层的利益分化导致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并进而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群体观念、群体认同和阶层分化
16、,促使人们重视? 禾遄橹 募壑?通过这种类组织而联合起来。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深入发展,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参与的内容及形式都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单位和部门参与,而是扩展到寻求更加专门特殊的渠道来满足各种不同的多元化社会参与的要求。简言之,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宽更广的公共空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分离的边缘地带,一种新的介乎三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缓和冲突矛盾,沟通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社团组织开始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与作用。社团组织的概念应是多维的,即从互益性、同类相聚性、民间性、非盈利性和组织化程度等五个维度加以界定。3它是一种类组织,即其成员因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
17、的共同特征,如性别、职业、身份、行业、专业知识、兴趣、理想等,而结合为一体,同时它又是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它的建立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多为科技、文化、体育团体),也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在现阶段二元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多带有半官方半民间的特性。依照其主要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社团组织大体可分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健康与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援助、宗教、联谊以及公共事务等不同类型。主要形式有各类协会、行会、学会、联会等。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已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广州市市级社团组织超过100个,其中,经济、科技、文教类社团的发展十分迅速。广州是东南沿海开放城市
18、中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商业城市,在经济类别中,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外商联谊会、企业家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和地位相当重要。此外,国家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广州人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近一两年,同许多大城市一样,专业职业组织发展很快,尽管受行政部门的影响还很大,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类社团组织正逐渐脱离单一的行政支配,日益成为沟通政府、行业、个人的中介组织。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团组织将趋向功能多元化,形式多元化,自发志愿性将大大加强,社团组织所涉足的领域将由学术活动、共同志趣等扩展到政治参与、经济互助、群体利益维护以及其他互助、互惠、社会公益、自我服务等社会、社区生活的领
19、域,城市生活的有限空间无形中得到了拓展。总之,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最终使社群组织由单一发展到多元,从依附性转变为有组织的独立性,产生了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初具城市大众社会端倪的社会性社团组织。私人空间领域的形成是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分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在旧体制下,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行政主线贯穿在这三者之间,并将三者紧密联结为一体,在这种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中,单位是主体,个人几乎所有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单位中进行,甚至个人的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没有隐私权,也没有独立个性和独立利益。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由于资源的单位所有制,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其社会经济需
20、求只能在单位中获得满足。单位代替社会为成员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并包揽一切社会事务,而个人的身份地位、角色行为均由单位预先确定,个人只能被动接受,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单位成员的角色认定远比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定重要得多,这就是所谓角色的单位属性。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导致了行政控制的削弱,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开始从一种完全被动依附状态向契约性关系转变。同时,社群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为个人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广的自由活动空间。也就是说,个人逐渐摆脱国家、组织的强制性行政束缚,个人与社会产生了分离,私人空间领域从无到有,并日益拓展,在私人领域,个体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并作为个性化的主体与外部环境进行直接
21、的互动,获取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独立的利益。当然,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私人空间界限仍然具有相当模糊性,并时常为国家、单位、群体所侵入和干忧,而且,在许多时候,个人对群体的依赖还相当普遍,不过,这种依赖更多是自愿的,基于利益考虑,而非被动的行政依附。这实际上正是体现了转型期的过渡性。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的自由度的升高表现得尤为鲜明,一个人的隐私权受到维护的认可,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私人领域的出现,促进了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冲击了社会成员单位角色。单位已不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性多功能组织,更不再是人们满足需求的唯一场所和生活的全部空间。换言之,面对着广宽的市场,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22、和更高的流动性,社会角色也由单一趋向多元。社会角色的多元化意味着? 巧 目 判岳?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在不同的环境中极有可能扮演多重角色。角色丛的出现,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导致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并对角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成就正逐渐使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同接受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对市场体制的认同一旦化为价值准则,就会成为支配个人角色行为的规范,从某种角度而言,多重角色的出现实际是角色分化的结果,为了在市场经济中获取有利地位,人们在行为取向上就表现为以各不相同角色去尽可能多地占有社会资源。面对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多重角色体系,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更宽广的空间来容纳新角色及行为,并协助社会成员对角色
23、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协调,只有这样,新的多元角色体系才有可能获得社会最终的承认。由于私人空间领域出现于结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发育还很不成熟,面对着众多角色选择,对着转瞬即逝的机遇,人们的价值判断常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而导致角色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加重了个体心理压力负荷。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价值规范和角色行为的一致性程度将会极大提高,一个更加合理合法,机制健全的私人领域终将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过,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和困扰仍值得深入探讨。首先是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中央政
24、府对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的相对削弱,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性的提高以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对于全国的整体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矛盾的解决有待于各方的坦诚沟通和协调。二是在社群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影响组织效率的问题。行政大一体结构的分化,导致了组织、个人的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成为组织最重要的目标,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促使那些直接进入市场的组织群体有机地联结起来,获得最佳的市场效率。然而,那些原来依附国家的单位组织,过去靠行政命令进行协作,现在,由于行政控制的削弱,单位独立性相对增加,单位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出现了断层,新的中介性的社团组织
25、的发育尚欠完善,群体组织各自为政,为了自身的集团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利益分隔影响了沟通联系的畅顺,就如同一排栅栏远看是整体,近看却是许多相互分隔的独立架构,在这样的相互隔绝封闭的结构中,沟通的弱化势必造成整体效率的低下,这就是所谓组织结构上的栅栏效应。如何打破利益阻隔,建立以社团组织为核心的良好的协调、沟通合作的渠道?这对于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二、社会成员的分化社会成员的结构日益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社会结构变迁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其中,以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和属地性分化较为明显突出。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与单一公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单一的社会成员构成。行政一体化的体制,特别是严
26、格的户籍制度又从根本上限制了不同属地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在这样一个社会成员的同质性高、流动性低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财富、权力、声望仍相对重合,群体分化简单,不存在复杂的阶层分化和属地性分化,社会成员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奠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构成。即以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能的一致性为前提,依据行政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种身份。商品粮制度区分了农民和非农民。在非农民中,由国家人事部门管理,则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不同的社会成员承担不同的社会
27、职能,有着界定明确的角色身份和权利义务。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可自由流动的资源相当少,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由国家按预定的模式进行统一的配置,无论是群体间还是群体内部,其分化都相对简单。社会成员的差异体现在城乡差别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和国家人事管理体制的影响,城乡壁垒在农民和非农民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整体上来看,城市居民无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声望等诸多方面都普遍高于农民,二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资源配置的权力本位是计划体制下的另一个特征。改革开放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政治的或是行政的因素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即所谓政治挂帅,它导致了普遍存在并被认同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28、和行为模式,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政治地位和权力是核心资源,决定着其他资源的配置,行政上的权力越高,其社会地位、声望、经济收入或财富也就越高,反过来,个人在其他社会资源的有限角逐中获胜后,仍渴望借此提高其政治权力与地位,而政府也以更高级别的行政职位作为对那些杰出人士的奖励和认可,因为对个人来说,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就意味着社会身份的提升,意味着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踏上了更高的台阶,意味着从此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功。从政府角度来看,被国家认可的个人的成功无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由于角逐政治地位的竞争存在起点上的不平等,存在着特权阶层,而在竞争过程中,又缺乏相应的
29、公平机制来杜绝为捞取政治资本出现的不择手段行为,这些弊病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社会流动性低下,形成封闭性高,等级森严、结构单一的社会阶层体系。随着广州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动和调整,加剧了职业流动和分化,形成新的体制内外两大空间,并导致了收入、权力、声望三者产生了分离,阶层结构越来越复杂,结构变化越来越快,社会成员的阶层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确立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结构,换言之,就工人而言,按所有制划分,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雇工,以及私营个体等。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相互分离,参差不齐。就农
30、民而言,由于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和起点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多元化;与之相应,农民也开始分化,形成若干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过去所说的农民,即农业劳动者相当于农业人口,而今农业人口仅仅表示户籍地域的群体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职业分化,所谓的农业人口已不能用简单的农民二字来概括,它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上述每个群体又可按收入(财富)、地位、声望等差别分成若干次级群体。总的来看,农业人口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明显下降,农村其他阶层群体的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截至1994年9月,广州市户籍总人口为6267760万人,其中,市区总人口为3672万人,市区农业人口676万。预测1995年广州市本地劳动适龄人口 37269万,市区劳动适龄人口1978万,全市城镇社会劳动者2734万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广州市全市第一、二、三产业人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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