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社会学Word格式.docx

1、政府也曾积极推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在老百姓那里，“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会”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信任。“社会上的事情”杂乱无章，上不得台面；“社会上的人”不正经，需要提防；把人“推向社会”意味着抛弃，是单位不负责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进入国家，而不相信独立于国家之外会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总体性国家概念和有限国家概念的差别，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词之辨，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策略。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北京“浙江村”做调查时对这个差别有深刻体会。“浙江村”是一个主要由来自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自发形成的社区。它在经济上发达、在地域上集中、在文化上

2、相对同质，我因此觉得它具有形成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我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爱心社”一起，帮助工商户建立自治型的非政府组织。温州工商户对我们提倡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政府对话等等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切希望成为“北京大学爱心社浙江村分社”，并一再要我给他们找“名人”题字、做顾问、当“靠山”。虽然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彼此的思路几乎完全相反。我想的是如何培育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而工商户把爱心社看作他们“靠”上国家的一个渠道；他们看重北大，并不是因为它的特立独行，而是认为它和国家核心相联；我以为自主的公共空间非常重要，而他们认为国家的认可、正式身份的获得才能保证权益。（参见项飚2000）1 当

3、然，事实再一次证明，老百姓的感觉是有预见性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进一步加强。国家税收和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中国财政收入两个主要来源增长速度是GDP的2到3倍。和20世纪90年代大不一样，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成为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最佳职业选择。很多有“市民社会”苗头的现象，比如消费者维权、业主委员会甚至劳工运动，所针对的都不是国家，而是针对具体的市场利益主体，相反，国家是老百姓倾诉的对象、要依赖的仲裁者。Hooper （2005）因此称中国老百姓为“消费者公民”（参见Yan2009：36、Yan2000）。现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让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组织来治理和代表中国，要比

4、过去更不可想象。特别让人寻味的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社会建设”，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明确把社会建设单辟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北京市政府在2007年底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制定“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因此，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所讨论的“社会建设”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讲的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社会不再是在国家之外，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工程。这也预示着中国国家的回归不是一个极权甚或掠夺性政体的复归；相反，它代表一套新的治理能力，意欲全面渗入社会生活、吸纳社会。这些发展显然都不符合主流的理论设想，但是似乎都合乎民意；老百姓从来没有感觉国家过大过强是一个问题，也不觉

5、得国家推进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好。所以，了解普通人的国家概念，是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老百姓平常讲“国家”的时候，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普通人“国家理论”是怎么在历史中形成的？它对民众的实际政治行为、对中国的政治未来可能有什么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一非常粗浅的探索。我以为，当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总体化、自然化，很少人置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大家对具体国家机构的行为则高度怀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甚至机会主义化。这两个层面上的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使国家观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语言来批

6、判地方政府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机构的不满意激发他们对国家的道义期望。理解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之间的关系。在近来有关社会抗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国家理论的两重性对他们的政治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比如，不少文献强调，中国老百姓不从个体权益出发置疑国家的正当性，而更多地是从国家的承诺出发，看政府是否兑现（Perry， 2007；裴宜理、于建嵘，2008； Pye， 1996）。老百姓依赖高层国家机构抵制低层国家机构（见OBrien、李连江2006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陈映芳2004和施芸卿2007关于都市的抗争；Zweig2000所分析的农民“以

7、政策为依据”的抗议策略；Lee2007关于劳工运动中的“法律主义”策略；特别是朱健刚2004所提出的“较真策略”，即抗争的一方要求权势的一方严格地执行政府法律和规定。“较真策略”可以认为是Lee的“法律主义”策略的一个微观体现）。老百姓拿中央的“好经”来治地方的“歪嘴和尚”，不仅是一个务实策略，也反映了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对国家政治的理解。本人在对中国东北一起集体民事纠纷案件的分析中发现，老百姓一方面充分强调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夸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对地方政府提出很高的赔偿要求。他们在表述中充分利用“法律主义”的话语（“依法治国”），但是最后又不愿意上法庭，而是要求地方政府

8、直接赔偿（因为他们觉得法律程序更难把握）。所以，作为道德化身的（中央）国家和作为直接讨价还价对象的（地方）国家之间的并存和交替，是他们行动策略的一个核心（Xiang， 2006）。在下文中，我将首先讨论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然后提出，我们不能把当前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看作中国历史上对权力的总体性想象的简单延续。通过和欧洲以及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以为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历史进程对我们的国家概念有重要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国家建设在形式化的、理性国家和有机的、动员型的国家形态间摇摆，始终没有形成国家的规范性（即它的理性、系统、制度性的特征）和有机性（即它与具体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之间的统一。这一摇摆是

9、当前普通人国家理论的一个历史基础。我接着考查现阶段国家如何被“框架化”，从而强化了总体正当和具体失范的矛盾。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特别关系到党的建设问题。一、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已经普遍关注到，“国家”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国家是一个组织、一套体系、一系列的实践；同时国家是一个主观构建，是一个想象。这个主观想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无法和可观察的现实直接对应。当我们要在客观世界里指出来“国家”究竟在哪里，我们能指的无非是某个具体官员、部门或者政策，显然不等于我们脑子里的那个“国家”。这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能直接观察的无非是树木而

10、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虚假的；相反，没有“森林”的概念，我们就不能认识树木。韦伯对国家的理解是经验主义的，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实质性组织（官僚体系），但是他注意到，如果人们没有主观上对这个统治的秩序的想象，那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Abrams（1988：58）指出：“国家并不是隐藏在政治实践背后的存在，而它本身是一个表象，它左右我们如何观察具体的政治实践（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构建。”但是我所强调的国家“理论”和不少人类学文献描述的国家想象，即国家如何通过文化、象征系统来构建自己，又有所不同。吉尔兹描述的“那轧拉”通过一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仪式表演来整合政

11、体，他因此称之为剧场国家。Aretxaga （2003：398）建议把国家看成一个“现象学事实”，从而考查国家如何通过“权力的实践和表述，基层的日常互动，公共文化、哀悼和庆祝的话语，以及和官僚机构、纪念场所等各类空间组织的互动”而被产生出来的。Gupta（1995）在他对印度的研究中，认为无所不在的关于国家腐败的民间话语，看似反国家，其实正是人们对国家进行主观构建的一个公共文化机制。我们都知道，象征对中国国家的构建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天安门广场、长城、汉文字、各类历史文本，都是中国国家之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这些研究有时候对象征和想象作过于对象化的处理，没有把人的积极能动性充分展示出来

12、。比如Fuller 和 Bn? （2001： 2）认为，在分析了国家的象征构成，就可以看出，“国家”的概念和“经济”这个范畴一样，没有固定、统一的含义；Gupta 和 Sharma （2005：11）也指出，国家对不同的人的含义不同，从而国家的统一性是一个脆弱的表象。Mitchell （1999）在他那篇广被引用的关于“国家效应”（state effects）的文章中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本来并不存在，我们想象中的分野乃是国家的一系列行为（比如高度规则化的官僚系统及其行为）造成的感觉效应。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的统一性、实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刻意塑造出来的，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感觉效应的问题

13、。老百姓自愿地把国家本质化和绝对化。我之所以要强调普通人的“理论”而非简单的“想象”，是把“国家”概念看作大众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想象的对象、被观瞻的象征系统。要把握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必须体会它的能动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指导行动的倾向。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不回答国家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这些实证问题，而是关心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群众应该如何面对国家这些应然问题。一个人很可能无法对国家定义，也很可能对国家政策所知甚少，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对国家慷慨点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基于生活经验，但又是先于观察、超乎事实的

14、。一个农民基于他的国家理论而形成的针对政府部门的办法，往往比公共行政学者所建议的方案更有效。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具有强大的交流和动员能力，产生丰富的意义，引发直接的行动策略。其次，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是“显在”的：公开的表达和交流是这一理论存在的基本方式。在目前主流的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预设社会受国家限制，普通人反抗的典型手段是非正式的、隐藏的、分散的。Scott（1990）的“弱者的武器”和“潜台词”（在当权者背后对权力的批判），de Certeau （1984）的揭示“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和吴飞（2009）“日常实践”的概念，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在对中国的研究

15、中，Thornton 在对藏头诗、三句半和歇后语的分析强调，“虽然听者显然听出了话外之音，但是那部分毕竟没有被挑明，说者和听者心领神会，又保护了自己”（Thornton， 2002： 668），从而，“讽刺的、含糊的借喻成为（老百姓）在压抑的国家力量面前表达意见的手段”（Thornton， 2002： 661）。周雪光讲述了农民如何通过隐藏的手段，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实现了集体性的不服从（Zhou， 1993）。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队，特别是生产队和个人的隐瞒策略保证了社区内的基本正常生活（张乐天，1998），而像磨洋工这样的弱者的武器导致了公社制度的崩溃（林毅夫，1992）。在改革时期，裴

16、敏欣（Pei， 1997）认为民间的非正式行为可能导致“潜移默化的民主化”（creeping democratization）。我自己曾分析北京的外来流动工商户如何通过对国家的逃避而形成联合，进而形成自己的声音，期望他们会“逃”出一个自主的社会空间来（项飚，1998）。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民间潜在的动力，但是它们也有陷入小农式的政治烂漫主义的危险，即过分强调了普通群众私下自发行为的力量，而忽视他们也要站起来大声说话、要组织起来和被组织起来的需要和能力。Ortner（1995）批评反抗研究中的“拒绝民族志”的倾向，即把当权者和反抗者作简单的二分，看不到当权者和反抗者各自内部复杂的、需要用民族志的观

17、察才能体会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对民族志细节的追求而“拒绝政治”，即把普通人的行为和观念过度日常化、琐碎化，忽视他们参与正式政治讨论和社会运动的能力。不少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剧场”的传统，比如把上访戏剧化、公众化，以引起大众和国家的最大关注（如Esherick和Wasserstrom1991、 Pieke1996）。老百姓的私下议论、日常行为当然可能积累出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分析他们台前辩论、公开申诉的逻辑和其中所寄托的诉求。人类学不仅要去发现潜在的规则，去阐释行动背后的意义，同时也要对明摆在眼前的老百姓的社会批判作出新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把人民群众从民族志的（自发

18、）主体提升为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自主自觉）主体。第三，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具有抽象和一般化的能力。Scott（1990：14）所分析的“潜台词”总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场合和行动者”，而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有时候正相反。正如于建嵘（2010）所指出，“抽象愤怒”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们的不满不基于一时一事，而经常是总体性的不满。在“社会泄愤事件”中，很多参与者和事件的缘起根本没有利益关系，而只有在概念上的对实际受害者的认同。于建嵘认为“抽象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民众的不满不能得到及时疏通，从而积累成目的不明的愤怒情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抽象愤怒也体现出群众的抽象能力，即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

19、，对社会的总体利益格局形成判断，对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一般问题作出表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中所包含的这些能动性常常被忽视。最近在决策者中流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的说法，就是一例。这种说法强调，大部分的社会冲突源于群众具体利益上的纷争，从而满足群众的实际利益实际到可以直接折算成人民币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实践中，花钱免灾、拿人民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是地方政府的普遍策略。这个说法把群众处理成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拿钱就可以打发的对象，而忽视了老百姓要的也是原则，是一个理、一口气。它把社会和政治问题完全行政化甚至是商品化，把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搞成了近乎讨价还价的关系。这可能开启了一个

20、危险的黑洞，它潜在地鼓励良民变成刁民，闹得越厉害，人民币越多。一旦把群众和国家的关系如此利益化和工具化，就可能丧失原则，无法无天，最后只好靠暴力解决问题。否定人民群众作为政治和历史主体的地位，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强调某一国家观念的理论色彩，即它的显在性、一般性，似乎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观念要强调个人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地位和“权利”，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强调国家社会之间的分化。而道德化的、总体性的国家观念一般被认为是民间传统，而非系统理论。这是我们长期受欧洲式狭义国家观念影响下的看法。这一狭义国家理论把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给掩盖和边缘化了。而本文正是要把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1、以它自己的面目重新展示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普通人”，并不指精英的对立面。狭义国家概念和广义国家概念是两个基于不同历史经历（欧洲和中国的）的理论，而不是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提法。“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具有特别强的共享特征，不管具体的政治立场如何，“国家”是各群体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其所指大致相同。不同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对“国家”的叙述中形成各自的政治社会理念。我们的“国家”概念几乎近于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群体共存的一个精神基础，也是互相斗争的一个焦点。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精英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所谓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其实是我们真

22、实生活、日常实践中的国家理论。这里关键的不是国家社会、官方民间以及精英群众之间的分野，而是真实生活和专业化的学术、政策文本之间的分野（下文分别称之为“政治白话”和“政治文言”）。尽管中国学者们在写文章时沿用狭义的国家概念，但在日常聊天中仍然用广义的概念。如果文章和聊天之间的概念断裂不能衔接，那么社会科学本身不能发展，对社会实践更不能有什么深刻影响。学术研究要从“汉话胡说”的困境中走出来，回到普通人实践中的概念，重新分析像“国家”这样的范畴，显然是重要的。二、历史形成：“理性国家”和“动员型国家” 为什么中国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是总体性、不分化的？一个直觉的回答是“传统使然”。金观涛、刘青峰（198

23、4）对“大一统”的分析和超稳定系统假说曾是20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想之一。陈春声（2001）、刘志伟（2010）、Faure （2007）、Siu （1990）、Waston （1985）、Feuchtwang （1991）等学者各自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展示了中国所谓的“地方”文化自发的、各地不同的实践其形成都与帝国息息相关，地方文化自觉不自觉靠中央权力来定义自己，赋予自己意义。萧凤霞（Siu， 1993： 20）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历史上国家整合的逻辑以及在近现代的变化：“做中国人，就意味着在和不同群体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身份，以期在那个多变无常而又无所不包的国家秩序中确立自己的正

24、当地位。当国家无非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时，人们装做认同中央的表象，其实也是为自己获得运作空间的一个精明策略。二十世纪的国家建设把这样的一套文化概念转换成有严密组织的行政机器，这些互动过程也越来越被约束。”2萧凤霞的“国家内卷化”的概念（Siu， 1989）指出“国家”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一个核心部分；Brownell （1995）认为西方人以身体来想象国家，而中国人则以国家为蓝本来想象自己的身体，可谓“国家内卷化”的极端表现。当前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毫无疑问深受“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简单的“传统使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首先，横向地看，广义的、总体性的国家概念决不是中国特有的。欧洲主

25、要语言中的“国家”（英文state，法文tat，德文staat，意大利文stato，西班牙文estado）一词都是从拉丁文statvs而来，原意为站立、现有状态、既有格局和位置。Hertzfeld （2004）因此指出，作为政体的国家一开始就被自然化了。在伊斯兰文明中，对政体的总体性想象可能更明显。Ummah在阿拉伯语中同时指称小范围的信仰者群体、世俗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群体。所以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其他地方并没有。其次，更重要的是，“国家”概念不是对原来的“王朝”或者“天下”的简单替代。在古文献中，“国”指首都或者诸侯的封地，“家”指士大夫的封邑，也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家、户。

26、在封建制下，国和家相似，都是天子之下的地方有限主权（天子对应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下）。国、家联用，指的是一种政治等级谱系，体现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类似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外推式的、多层级的政治秩序。3当代的国家则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由所有公民平等组成的客观存在的实体。这一新的国家观，可以从“爱国”这个新词里体现出来。“爱”原是私人之间自发的感情（“父母之爱”，“君子自爱”），在当代，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爱国之爱是一个既发自每个个体内心的，又是高度公共化、超越式的感情；同时，国家成了可以去“爱”的实在对象，就好比具体人物一样。爱国和忠君显然不一样。爱国要爱的是国家整体（包括其想象的历史、领土、人民等等），忠君则是针对天子个人；爱国是主动的、积极的、自发的，而忠君是被动的、臣服的。从爱国和忠君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对实体性国家的想象，是和现代的个人主体（即独立的、自由的、敢爱敢恨的）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实体性，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语言变化中体现出来。朝廷也好、天下也好，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它们多被用作宾语，比如如何得朝廷、如何治天下等等。天下和朝廷是被动的存在，是要被争取的对象。但是在今天，国家经常被当作主语，“国家怎么怎么样”是我们几乎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