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docx

1、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1中枢体制中君相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相对于君权的稳定，宰相则是中枢体制中变动不居的部分，因而古代不同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宰相制度的变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而定型于隋唐之际的三省制，长期以来成为解释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框架。尽管有学者早就

2、意识到仅至高、武之后，唐代政治体制就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阐释框架上仍无法摆脱三省制之窠臼，将唐代中枢体制看成是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83-18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王素以唐初三省制的确立和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两章论述唐代中枢体制的变化，主线即是三省制的酝酿、建立和破坏。参见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更有甚者，有学者以三省制为中心，将魏晋南北朝看做“三省的出现”、隋唐为“三省制的全盛时代”、两宋为“三省制的衰落”，浑然不顾隋代以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典型的三省制实际上仅存在数十年这一历史事实。 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因

3、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新三头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枢体制的演进。袁刚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刘后滨先生对“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两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因而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

4、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一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其设置及其演变，两唐书、两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中虽都有零星记载，但皆未及详考，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演变始末始有简单总结，距枢密使之创置已是数百年之遥。中日学界对于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数十年来也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对于枢密使出现的时间、人员、职能以及它在唐代中枢体制中的作用和对中晚唐政局的影响

5、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尽管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书通进始终是唐代枢密使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 据宋代王明清记载，枢密院“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因此，唐代枢密使出现后，其内廷枢务运行程序为：承表进呈处分宣传施行。此一程序中，第一、二、四项由枢密使负责，并没有议政权与施政权。由此可知，唐时的枢密使以宦者担任，其基本职能只是承受表奏并保存文书而已。尽管在晚唐其权力曾几度突破其职能的界限，参与外廷事务，表现出职权扩大的表象，但这种扩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宰相权力的侵夺。正如新唐书卷二百七严遵美传所

6、说：“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严遵美父子两代分别为宣、僖时期的枢密使，他对枢密使职能的描述自是非常可信。这种侵权是与整体上宦官权势的膨胀相表里的，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因而才会有昭宗天复元年正月丙午的诏书：“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相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这将枢密使的职责重新限制在承受文书的本职之内。因此，某段时期内宦官枢密使权力的一度扩大并不是枢密使发展制度演进的结果，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唐代的宦官枢密使尽管时有干涉中枢

7、决策之举，但远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自然也构不成所谓的“新三头”体制。 朱梁代唐之后，朱温新设置了崇政院，以心腹敬翔为使。古今论者多以为崇政院乃是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今之学者多袭此说，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对后梁的崇政院都不甚措意。实际上，后梁的崇政院并非简单的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后梁的崇政院合并了原有的枢密院并新增了“参谋议”的职能，但它与枢密院之专掌军政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 晚唐五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环节是后唐枢密院的建立。据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条载：“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记载与此同。此后学者亦多认为后唐枢密院是直接继承后梁之崇政院而来。然而从职能演化

8、的角度来看，后唐枢密院的建立与后梁的崇政院并无直接渊源。从职能上看，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梁之崇政院有着明显的差别。最大差别在于它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其主要的职掌是军政。 与崇政院主要参与谋议而少行事于外相反，后唐时期的枢密院广泛参与行政事务，尤其是军政事务，例如调发军队、除授军职、主征伐、掌马政等，实际上已经担当其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角色。武事归枢密院，文事归中书的职责划分在当时已经是为中书所认可，而不如晚唐那样是对中书权力的侵夺。例如，在后唐建立的第一年，即同光元年十一月戊申，中书门下请求省并官员，其中文官事务由中书门下负责，而武官事务则由枢密院负责。从中书门下主动提出的这

9、一动议中，我们看到中书、枢密院之间在当时的确已经有了职责分工。 后唐时期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另一表现是枢密院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文书。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枢密院之“宣”与中书之“敕”并行，在文书运行上体现了两者的对等地位。 沈括区分了三个时期的“宣”的不同含义，恰好也表现出晚唐枢密使、后梁崇政院、后唐枢密使三者之间职能上的巨大区别。从掌文书通

10、进到分领政事，后唐枢密院实现了其职能上的一次巨大跨越，从而也促使中枢体制发生变化。后唐枢密院在职权的划分、文书制度的运行等方面已经初步制度化，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有制度上的保证并为时人所认可，后世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格局在后唐时期初步形成。 枢密使早在唐代中期就已产生，一直由宦官担任，至后梁时期改由士人担任。在此期间，其职掌与军政并不相关，也没有能够走向外朝。那么，何以枢密院在后唐时期会一跃而为最高军政部门，从而促成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新中枢体制的出现？如果后唐的枢密院职能非继承前朝而来，又是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后唐的枢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军政方面的领导权而与中书分秉朝政，其直接

11、的渊源即是后唐原藩镇体制下所设置的中门使。 二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后唐庄宗、明宗以及后蜀时期的首位枢密使皆出身于中门使，因此后唐中门使与枢密使的渊源关系早就为学者所关注。中门使缘何独独出现于庄宗建国前河东境内？除了职位上的渊源之外，中门使的职能是如何影响了此后的枢密使，从而导致了五代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这是本文所关注的。 中门使一职仅见于五代十国时期，其渊源殊难稽考，以至于有学者猜测中门使是否为合门使之变称。尽管合门使常有，而中门使不常见，但两职并备的例子并非没有。据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一四十国百官表载：吴有合门使；南唐有合门承旨、中门使；前蜀有合门使、合门南院使；后蜀有中门使；

12、楚国有小门使；南汉有内门使。所以中门使应非合门使之简单“变称”，如果仅从名字上看，其中中门使、小门使、内门使或许会有些渊源也未可知。 有关中门使的记载主要见于李存勖灭梁前的河东境内。后梁贞明二年九月，安国节度使李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在资治通鉴此条记载中，胡三省特地标注云：“晋王封内，凡节镇皆有中门使。”此晋王当为李存勖而不是李克用。据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载：“崇韬初为李克修帐下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修卒，武皇用为典谒，奉使凤翔称旨，署教练使。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佑十四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恳辞要

13、职。先是中门使吴珙、张虔厚忠而获罪，知祥惧，求为外任，妻璚华公主泣请于贞简太后。庄宗谓知祥曰：公欲避路，当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这段记载提供了关于中门使的很多重要信息。吴珙、张虔厚应该是现知最早的中门使了。据资治通鉴卷二六六载，李克用临终，“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吴珙为李克用临终顾命之人，其身份为“大将”，则其为中门使“忠而获罪”显然是在李存勖为晋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中门使一职应该是始于李存勖。 那么，何以李存勖嗣位之后要在封内设中门使，中门使的职能又是什么呢？胡三省在安重诲为中门使条下曾指出，中门使

14、“其任即天朝枢密使也”，显然是认为中门使系仿唐代之枢密使而设，故职任亦相类。欧阳修也曾经说：“中门之职，参管机要。”再联系到中门使仿照唐制设员两员的做法，应该说胡三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中门使职掌中有与枢密使相同的部分，即典领机要、掌管文书之类，被委以中门使者多系亲信。后唐长兴三年七月，太常丞曹允升上奏，请求禁止以随身仆使为中门使等职，其中有云：“使府郡牧，例以随身仆使为中门、代判、通呈等，名目极多，皆恃势诛求，不胜其弊，伏请特行止绝。如藩侯郡守不能书札，请委本判官代押。”可见，藩镇之中门使多由亲信担任，在掌四方表奏之外，又负有部分类似掌书记的职责。中门使的这种职能及其人选上的密迩性质，使得它经

15、常可能作为主上的个人代表，负沟通内外之责。如天福三年十二月，后晋大将杜重威决定降于契丹，召诸将署降表，即是令中门使高勋赍送敌帐。这种“内传外达”的功能与唐代的宦官枢密使沟通皇帝与宰相同样是极其类似的。 但更多的资料显示出，李存勖所设中门使的职责绝没有仅仅局限于居中管理机要文书，它还广泛参与机要之事，尤其是军政事务的谋划、决策与处理。 据记载，李存勖领卢龙节度使时，便是“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实际管理军府之事；后晋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时，也是“军府事一以委之”。郭崇韬为中门副使乃孟知祥所荐。李存勖用郭崇韬为中门副使的原因在于孟知祥说郭崇韬“能治剧”。对于“能治剧”才能的重视

16、，说明中门使不但要参与谋议，而且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事务。这些行政事务也主要是与军政相关的事务。如孟知祥为中门使时，“庄宗与梁祖夹河顿兵，知祥参谋应变，事无留滞”。可见其“事”主要便是兵事。及孟知祥避位，郭崇韬为中门使，“艰难战伐，靡所不从”。李嗣源镇邢州，以安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郭、安为中门使时，所处理的主要是征伐之事，所谓“艰难”、“勤劳”，足见军政事务之繁。 饶有兴味的是，后唐建国后，由中门使转任为枢密使，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有两位中门使，马绍宏和郭崇韬，前者资格更老。史言“庄宗即位，二人当为枢密使”，马绍宏自己也认为“合当枢密任”。郭崇韬也知道马绍宏可能成为枢密使，而且在自己之上，于是趁着马绍宏刚由幽州召回的机会，荐张居翰为枢密使，挤掉了马绍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