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宋学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汉学 家常常斥责宋学家 “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 “琐 碎”。3、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 ，后来 演化成 “九经”、“十三经” 等；宋学的重点是 “四书”， “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 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因而 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 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 先秦孔门内部， 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 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 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 育，但经学典籍只

2、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 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 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 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 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他们的思想 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 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同时，这种区别也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中存在，西方 思想史上同样存在。有一句古希腊的残诗说：“狐狸知 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学者柏 林曾借用这句话来分别思想史上的人物，下面转引余 英時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里的一段文字：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界与作家为 两大型。一是刺猬型，

3、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 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 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 统。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这种人与前 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 贯的中心系统。他们对于各式各样的经验和外 在对象，仅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 而并不企图把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论点 之中。所谓“刺猬型”的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宋学家， 而“狐狸型”则类似于汉学家。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1、汉学。 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一是从西汉到 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其中，西汉 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郑 玄

4、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 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但 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 再也弄不很清楚了。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 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 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 更尚义解。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 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唐代统一后，对经典的解 释也做了统一的工作，太宗时由孔颖达主编成五经 正义。汉学的第二期是清代。清代汉学家以“汉学”自名其学，自认为他们是越过宋明、乃至六朝和唐代， 直接继承发扬了汉代经学的传统。 实际上，他们的“汉 学”与汉代的经学并不一样

5、。在经书的文字训诂上， 他们的确较多地遵循了汉代经师的意见，但是，清代 汉学家已经渐渐地发展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 “学者” 而不再是传统的 “儒者” 了。他们专注于经书的解释，至于怎样将经书里所蕴 藏的“道”推行于天下，则往往是他们没兴趣考虑的 问题了。晚清汉学家陈澧在他的名著东塾读书记自 序开篇就说：“澧性好读书， 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 ” 这是清代汉学家的典型心态，而这样的心态，与顾炎 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相距何止 千里！传统的“儒者”为何会渐渐向近代的“学者” 转变？其意义何在？这是当代思想史研究里的一个焦 点性课题。清代汉学的鼎盛时代是乾隆和

6、嘉庆两朝， 因而清代汉学家又被称为“乾嘉学派” 。2、宋学。最粗略地看， 宋学可以分为宋元和明代两期。前 者又称为理学，后者又称为心学。 宋学的出现主要是 儒学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因为传统儒学主要重视实 际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这一点上与佛 教相形见拙，因而渐渐无法吸引读书人，出现了“儒 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北宋五 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南宋 的朱熹继承了五子的学说，集其大成，并撰成四书 章句集注，成为理学的经典文献。程朱理学固然提倡 由经书以见道，而不要陷入文字训诂的繁琐工作中去， 但他们仍然强调“读书”，以“读书”为见

7、道的必经阶 段。而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比朱熹更主观，他强调 学者要“先立其大”，先要有了自己的一番见地， 然后 “读书”也不迟。“读书”也不是见道的必要条件，即 使不识字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见道。 陆九渊曾说：“我 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这就是 他的精神。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到了明代中期， 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见解，集心学的大 成，称为陆王心学。相信自己，把经书仅作为自己思 想的印证，这大体上就是宋学的精神，只是在这一点 上，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走得更远。三、变与不变：经学史及一般思想史研究中一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以上的说法，只是经学史的一种“常识”性的

8、介绍，这类“常识”是继续深入学习与 研究前必须具备的，但是，常识”往往未必是、甚至 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这类机械地分期、分派的 介说，固然能突显学术发展在各个时段上的变化特点， 但是，它远远不能穷尽学术史实际演进轨迹的复杂与 多歧；或者说，它只是我们后人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上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学人们所真正接触 到的学术环境。试举一例以明之。南宋学者程大昌著 有诗论十七篇，在这十七篇文字的序中，他 记述写作的缘由道：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 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远 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 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

9、师承者哉？ 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 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 呜呼！此诗论之所为作也。 （程氏考古编）可见至少在程大昌的感受中，南宋人仍旧笃信汉儒。 后来程氏将诗论收入其考古编一书，在此书序中又说道：呜呼！固有乐于创发古义而跃如不制者矣，亦 安知无讳非伏郑而诮其多事也欤！知我罪我，无非所恤，姑从务实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 由是其因非议汉儒而惧他人归罪之状貌亦可概见。程 氏生当南宋前期（ 1123 1195），从他的记述看来，其 时的经学仍是以尊从汉儒为风气， “汉学” 的权威依旧 不小，因而自晚唐以来那种怀疑与创新的“宋学”精 神，似乎并不及我们通

10、常想象的那样发扬光昌。 固然， 程氏的所为也正好就是当时的新风气的一种反映，如 张海鹏跋其书所云： “夫宋自半山王氏以三经新义取 士，自后学者务矜创获，如是编力辟国风名号， 殆亦风会使然。 ”但此新风显然并未完全压倒旧风， 两 者是互相交织的。像这种情况，如果专意仔细的加以 考虑，我们一般都应该觉察得到，但无可否认的是，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 这样的问题确实常常被忽略了。 换言之，历史固然时时在“变” ，但与此同时，也处处 隐藏着它“不变”的一面，必须对“变”与“不变” 同时着眼，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像。四、“四书”学1、“四书”的形成 宋学以“四书”为经典文献，这是宋学与汉学的 一个显著区别

11、。第一，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在汉代，论语是作为小学教科书派上用场的。 论语、孝经是孩童的入门书。论语记载孔子 的言行，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都很重要，但是， 论语、孝经仍不能和五经相比，算不上什么了 不得的经典。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是以六 经为主体，论语、孝经只处于附录的地位。一直 到了北宋，论语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南宋学者更重 视论语，朱熹的论语集注是代表之作。第二，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孟子 始终被列在子部儒家类。到北宋时，有人赞成孟子， 如二程兄弟，但还是有人反对孟子，如司马光。再 到南宋朱熹的时候，反对孟子的人已经很少了， 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关键性的著作，它标志着宋

12、学 的建立，解决了宋学的道统问题。 南宋时，已有的“十 二经”加上孟子，便形成了 “十三经”。孟子到 这时才成为“经书”。第三，大学、中庸由单篇的“记”升格为经。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记” 。“经”、“传”、“记”三者是不同的。“传”是直接注释“经”的， 比 如解释春秋经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和左 氏传。“记”是阐述或借题发挥 “经”义的， 比如礼 经（即仪礼）有冠礼、婚礼， 礼记便有冠义、 婚义。大学、中庸本来也是“记” 。到北宋时， 这二篇文章渐渐受到格外地重视，皇帝也不时以这两 篇文章赐给新考中的进士。 到南宋时， 朱熹给大学、 中庸 做了注释， 称为大学

13、章句 和中庸章句， 与论语、孟子配合成“四书” 。大学、中庸 由此才升格为经书。总之，“四书”的形成，是宋学确立的一个标志。 朱熹与“四书”不能分开，他是宋学最后完成的“盖 屋顶” 似的人。 他之于宋学， 就像郑玄之于汉学一样， 而由于元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定位官学， 四书集注 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因此朱熹对后世中国社会 一般性的影响，又远远大于郑玄。后来的中国人常挂 在嘴边的“孔孟之道”这个概念，其实是南宋以后方 才出现的。2、大学与方法论大学的问题很复杂，程颐和朱熹曾着重提出 有关的问题。按照朱熹的说法，第一， 大学的作者是曾参； 第二，大学本身有“经” 、“传”之分，经有一章，传有九章

14、，经是曾子写的，传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总 起来还是算曾子写的；第三，朱熹说当时流行的礼 记大学并不是古代大学的真实面貌，他对礼 记大学进行了增删和上下文次序调整，声称经他 修改后的大学才是古本大学，由此产生了关于 所谓古本大学的长期争论。 四书里的大学与“十三经注疏”里的礼记大学不同，应该对 照阅读。朱熹改动大学当然是有意的，是为了适合阐 发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大学的作者是否曾子？朱熹 说是曾子，是为了建成他的道统系谱的需要。但他没 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因而清代的汉学家们决不相信他 的话。戴震是乾嘉学派的头号人物，他的弟子段玉裁 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记述了一件戴震十岁时候的 轶事：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

15、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 ，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 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 之？ ”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 何时人？ ”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 ” 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 ”“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 应，曰：“此非常儿也。 ”大学讲的是修、齐、治、平的方法论，内容 是“内圣外王之道” 。先要内圣，然后才可以外王。3、中庸与本体论 中庸蕴含了一整套的哲学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都不太明确，尤其对抽象的 问题不感兴趣，重视的是与现实有关的事物。宋

16、学家 们建立“宋学”这种哲学似的新儒学，很大程度上是 抵抗佛教、 同时又暗中学习佛教的结果。 他们想说明， 儒学也有深奥的哲理， 与佛教相比， 毫不逊色。中庸 是儒学文献里最具哲理色彩的一篇，所以被宋学家看 重，提出来作为他们所宣扬的儒学哲理的依据。可以说，宋学是吸收了佛教的哲学体系，又融合 了道家和玄学思想的“新儒学” 。这个“新儒学” ，已 经与汉、 唐时代的儒学、 更与先秦的儒学完全不同了。4、“四书”与道统 宋学家为什么要集结成一部“四书”呢？这是 因 为“四书”构筑了一套道统理论。 论语孔子， 大学曾子， 中庸子思， 孟子 孟子。这样，孔、曾、思、孟的道统就确立了。按照 朱熹的意见，“四书”搞通了，儒家的微言大义就可以 知道了。实际上，唐代的韩愈就已经提出了所谓“道统” 的雏形。他在原道一文中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 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 焉。而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韩愈中指出，韩愈提出这样 的道统论，其灵感其实正来自于代代衣钵相传的禅宗 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