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1、困境自我认同强调一种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强调社会分类或分类的知识建构如何被吸收、内化和创造以达成一种主体身份的建构，强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自我认同是在社会分类基础上通过主体性建构的结果，即如何在社会分类或话语框架中完成自己的主体身份建构，实现自己的社会认同，更多的是回答“我是谁”、“我存在吗”、“如何超越”或“我是谁的困惑”，或者说“我们”、“因为我是谁，所以我行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曾经是谁，我现在不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流动农民工传统的生存空间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

2、根源。但他们一旦来到城市，他们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流动农民工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农民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即新的空间成为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的领域，也是一个重新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的场所。在都市空间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空间所容纳的话，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流动农民工需要重新通过同一寄寓空间、

3、相同类别的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培育对“我群”的认同，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知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一、自我认同：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书写认同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把认同置放到现代性语境中来考量是现代社会学者比较感兴趣的事实，理解流动农民工的子我认同之路，需要对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认同的结构性要素、逻辑内涵以及共同的话语场域有一个框架式的理解。自我认同问题的提出源自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查尔斯泰勒把它表述为“

4、我是谁”这一涉及人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自我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国家、地域和身份）展开，其中每一种差异轴都有

5、一种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自我认同概念强调的是在人类总体生存状态中构成的人的整体的人的自我身份感。其本质是个人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通过对于某一群体的价值认同而形成“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和谐关系，从而满足精神归属的需要，进而确认自我、发展自我的问题。当个人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环境相处和谐、关系融洽时，就会产生较高的自我评价和自尊、自豪等优良的情绪体验，从而进一步肯定自我，形成自我意识，并能通过实实在在的言行建立起“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沟通关系，并在此关系中确定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形成了强烈的归属感及安全、温暖、幸福的心理体验，从肯定

6、自我、发展自我到产生自我认同；反之，就会否定自己，产生认同危机。尤根哈贝马斯则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来叙述自我认同内涵的，强调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学习过程和规范因素等问题，关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相互建构的思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每一个人在场域中都占据一定的地位，而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场域的结构。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场域之后才称其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认同事实上是一个现代性

7、现象”，“现代性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它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一种意义感”。吉登斯在阐述“自我认同”时，从现代性及其影响入手，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情景之中，关注更多的是自我（或个体）在“现代性”中的危机与挑战和“自我认同”的新特征。他认为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人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并进一步提出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成员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如何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新机制，以帮助人们通过自我认同实现从

8、“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化，关心和优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并努力塑造一种现代性的制度。吉登斯的提出 “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有几个关键点：关注自我在“现代性”中的危机与挑战、“自我认同”的新特征；自我认同的形成既有地方性、本土性的影响，也有来自全球性的社会影响，标志着“自我认同”的时空转向；“自我认同”过程是一个动态性的连续体，是作为行动着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其“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

9、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情景之中，即强调在“现代性”情境下西方人之追求“自我认同”的“现代性”所陷入的“悖论”；关注“自我认同”与身体的关系，即把“身体”作为一种行动系统，作为一种客体，被体验为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和觉知对象，通过身体的嵌入作为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晚期现代性”中，“重新发现自我”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会”，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 “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流动农民

10、工在城市空间中自我认同的生成 ，同样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现象，也是一种现代性生成的困境。二、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生成：言说与寻找自我之路理解流动农民工言说和寻找自我认同之路，同样可以理解是流动农民工的现代性谋划和生成之路，是一种现代性语境下的自我书写之路，因此，自我认同不但包含着心理学意义上的“我是谁？我将成为谁？我的自我认同是否获得人们的承认？”等问题，还包含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置身于现代性场景中的个体的自我，“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的核心问题。首先，流动农民工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建构之路重点体现在“传统性”和“现代性”语境中实现一种身份的建构和自我言说，即表现为一种“边际人”或历时态边际人，涉及

11、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建构之路重点体现在一种身份的建构和自我言说，涉及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即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包括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也包括跨越传统文化特质建构意义的过程。身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已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 “身份”更多的是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人们从原居国移民到另一个国

12、家，或者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难。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里体验到城市化过程中源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重新寻找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当一个群体体验到社会情境发生急剧变迁、生存空间受到压制，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展开社会运动时，就会出现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的、来自各个话语场域的不同意义流动和交叉后的产物。在乡村，人们是通过与家庭、邻里、生活群体、同乡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中，与传统的社区文化突然发生断裂，变

13、得枯竭、解体、失去魅力，人们不得不参与更大的社会群体，人们身份识别意识不断加强，人们不得不通过与陌生人的交往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从异质性交往中获得自己的社会角色模型、言行举止的模仿对象及奋斗目标。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去诊断背井离乡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固化的身份本身，而是将身份视为不断变化动态性的连续体，将流动农民工背井离乡的能力视为“创造性

14、地建构他们历史”、“主动建构他们的归属感”的依据，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中界定他们的话语，将身份当作存在的一种复杂的感知，是根据多重空间和多种目的而主动规划建构的从属感，我们就会有一种新的视界，这样，我们就会重新理解“家园”的概念，即“家园”是包括了实践、回忆和传说的整体，是某种在一个“移动的世界中”随着移民和放逐而具有地域多重性的空间概念，是一个从事生产的地点，是一个人在集体中相对于他人，相对于与他人的市场关系中所处的空间位置，是一个重新凝聚亲情和情感的地方，是一种意义的重新构建，是一种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和与新地方（空间观念、与土地相关的历史观念、情感关系）关系的意义上的新身份。这种新的视界无疑

15、将有助于重新思考流动农民工群体如何在非固定的土地上，在非固定的社会关系中重建他们“家园”的能力，这样，在归属、家园、认同、公民身份和权利方面都将有了新的含义。其次，我们可以把流动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之路理解为一种空间逻辑的存在，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艾里克森（Erikson E.）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外在于人的变动的市场现实、新的生存方式、异质性的生存体验空间会打破固定的自我

16、认识，打破人们基于传统地域的认同感、家园感和归属感。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无常与冷漠冲突、传统的理想的家园与劳作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生存空间与合法性身份的社会对抗，倾向于利用自己对已知事物的认同来对抗未知的、难以控制的风险，这是一种基于保护自我的一种“防御性认同”，或者说是一种“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gtity），即“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这种认同表现为流动农民工通过空间的营造，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心边缘的话语支配权，其力量在于对这种支配权的破

17、坏和挣脱，主观建构一种虚拟的、不受中心边缘限制的地域，使得他们不再被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虑所困扰，或者使得他们可以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这也同样使得这种研究具有了一种新的空间隐喻，即流动农民工又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交流和联系的方式，谋划先前的期望与压抑、机会与排斥，不断逃避城市化理性话语的压制，逃避抽象的城市冷漠和无助，重建新社会空间来改变认同感、家园的意义、归属和权利，来重新寻求一种社会意义。这样我们也就更能理解流动农民工在失去原有的日常社会活动得以发生、集体认同因之实现的血缘、地缘网络和危难共济的邻里关系后，在失去能给人以安全、资源和情感的地方的归属感而被新居地的孤

18、独和疏离感所取代后的社会生活语境；更能理解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失去原有的社会资源、居所、邻居、朋友、亲戚、社会网络、亲属关系和各种物质资源，失去原有的传统、习惯、价值和信仰的；更能理解流动农民工在遭受社会歧视或社会排斥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创建自己的空间、形成自己的发展计划从来改变安全和权利感种种条件和关系，应对损失、脆弱、人身危险以及一些对自身的威胁；也更能理解流动农民工与他人的社会建构、社会身份的特征、新生成的主体和身份的多样性。“这是”一个表达的过程，一种拼凑缝合的过程，是主观认定如此而不是按客观的标准给自己分类。和一切表情达意的行为一样，它听从“脚本”，富于变化；它遵守的不是一种而是几种逻辑

19、。作为过程它要遭遇异样，因此少不了跑题走调，也少不了符号藩篱的拘束、象征性界桩的提醒，少不了要制造“擦边效果”。它需要留在圈外之物，那种其实是它的构成因素的外物，这才能加强这一“主观能动的”过程。这样，对建立在传统乡村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自我认同进一步在城市中扩大和复制，这些群体成立了自己的新的地缘性空间，并且以此形成了各自的身份认同，进城时获取职业时建立的一种老乡之间的互惠关系和一种空间上的集中，强化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加上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上的文化壁垒和结构性的弱势，促成了这样一种寄寓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新的“认同关系”，这种认同关系已经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20、那种基于血缘、地缘上的身份认同关系，王春光的研究发现，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加之在城市社会遇到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的建构，从而形成“流民化”的社会认同。还有，我们可以把流动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之路理解为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即一种弱者的主体性建构。认同不仅意味着对自己形象地位的某一固定的认识，而是包括对生活叙事、是对闯入自我感的他人生活的一种认可，城市作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表征现代生活的一种文化意象，为流动农民工提供了羡慕、希望、冲动的对象，提供了他们生活格调层面的可供复制、仿效的母本，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

21、压制功能的意象。流动农民工的生活目标的设定以及在城市中生活原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以农村、农民为参照的。，他们往往将城市市民称为“他们城里人”，而称自己为“我们外地农民工”，他们更多是认同自己是城市的“局外人”，或直接说自己是“农民”，更多接受自己的原来的农民身份。流动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弱者的话语系统。“弱的认同意味着恪守某一自我形象，缺乏随环境变化而修正生活故事的能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

22、“社会自传学的记忆”（sociobiographical memory）。这种认同也是一种建立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个人的连续感在流动中被破坏，一方面，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意味着传统的社会资源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又无法用固定的、作为职员的工作和稳定的职业群体的社会实践逐渐累积个人的生活历史，在这种工作不稳定也不具连续性的情况下，也在这种变动不居的劳动市场中，人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个人的连续感？人们在彼此人格、身份的边缘进行社会互动时，就形成了一种认同，这种认同的边界源于社会的评价和自我认识协调之处，就存在着正式职员、公司高层管理者、城市居民经常避免与流动农民工打交道。个案分析：自我的他性：芭蕾舞台上

23、的歌者个案A10：李某，男，29岁，已婚，湖南宁乡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我湖南人，1996年高中毕业就来到了广东，最初我来到东莞，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台湾老板办的电子厂，每月工资300元，每天工作时间一般都是10个小时以上，每个月没有休息时间，当时，虽然觉得很累，但是终于可以自己赚钱了，心理很高兴，第一个月我给家里寄了200元钱回去了。过了一年，我发现很多公司招人要懂广东话、有一点技术经验，工资高的多，我在这家电子厂主要和几个师傅从事电工这一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不想再回到农村去，我于是就在这里边学技术，同时也学当地的语言，不到一年，我已经会讲广东话了，我有了工作经验，就离开了那家公司，

24、通过招工广告，来到了现在我工作的这家公司，现在我已经是这里的师傅了，每个月2000多元，我不想再回到农村了，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农民看，我很少回家，公司业务忙，老板也对我很信任，以后有条件，准备在这里买房子，我现在在这里有一种归宿感，喜欢这里的生活。去年回家了一趟，发现农村现在很萧条，我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了，村里人看我回家，都很高兴，他们也把我当成城里人，对我很尊重，也很羡慕。个案A13：段某，男，33岁，四川成都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我在广州算起来也有8年了，全家人都在这里，到现在已经有4年没有回家了，基本在这里定居下来了，我去年在这里买了房子，但我没有当地户口，不能算广州人，最多也只能算半个广

25、州人，没有本地户口，办事不方便，尤其是小孩读书不方便，小孩读书必须看有户口没有，没有就要交借读费什么的，小孩经常朝着要交钱，就在广州暂时这样呆着吧，在这里，再艰难再苦，都比老家强呀，我们老家是在太穷了，没有赚钱的事情做，我在老家也算是一个混得有模有样的人物了，他们不会把我当成农村人了。三、“我是谁”、“我将是谁”的困惑实现自我认同，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我是谁的困惑”、“我是否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我是否能超越自己”、“我曾经是谁，现在不是谁”，我是谁的困惑实质上就是一种 “自我存在性”的问题，表现为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后，由于缺乏个人连续性一致的感受，不能获得关于其生命的持续观念，体验到一种时间经

26、验中的断裂。形成归属感的基本条件是在自己生活的空间中能够拥有“公民权”，即能够合法地隶属于某个以空间为界的社会享有基本的民事、经济和政治权利，能够合法地享有从事个体经营和其他挣钱的事情在内的劳动等权利以及对维持生活的可再生资源的所有权或者用益权。流动农民工群体被剥夺了与分配资源或获得权力息息相关的“城市市民权” ，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所以城市变成了一个找不到“归属感”地方，流动农民工的自我意识的困惑，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正当性认同”被“悬置”和拒斥。首先，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 “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

27、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事实上，要解释流动农民工认同力量的生成或缺失，需要在更广的层次上寻找诠释架构的元素，联结制度变动的宏观过程，即与一种强加的排外“意识形态”有关。在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制度安排体现在对流动农民工的作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的否定，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类别，是社会制度安排和城市公共政策决策的结果，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凭藉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管理系统、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系统将城市流动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制度规定农民工为“非城市市民”使得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类别被有意或无意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的结

28、果是，成为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实现个人身份认同的根本原因，无法获得一种“合法性的认同”（Legitimizing idengtity）危机。中国的户籍政策，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而且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包括社会等级、工资、福利、实物配给量以及住房等，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需向流动农民工群体提供住房、工作保障及其它福利的责任，而且在城市规划和发展逻辑中，也完全可以忽视流动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城市需要农村的流动人口，然而一旦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他们就无法再城市中继续生存下去，他们是“随时”准备回家的一个“无根漂泊”的群体，户籍和劳动力混合作用，

29、在城市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流动农民工的模糊的身份认同，深化、掩盖或加强对他们的剥削，“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而且这种模糊身份认同有助于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弹性。农民工体制外的社会身份，使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弃儿”的象征性驱逐的对象，异化成一种畸形的社会地位，一种被剥夺了集体表象和身份认同的控制权处境。其次，流动农民工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在城市空间中，流动农民工的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不再存在，他们本应该根据职业、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来寻找同类、确定归属。事实上，流动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寄寓的社会空间

30、或接触的文化完全失去了乡村本应有的内涵和作用，不能再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而是造成他们日常生活中实质上的文化空缺，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在乡村，人之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与邻居或家庭的和谐相处中获得意义和价值，但由于上述紧张、疏离和脱节的存在，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视界的模糊” “对无意义的恐惧的困境”，反映到个人身上，就形成了各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造成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冲突、内在精神生活与外在环境生活的脱节以及人的身份的多重性与整体性要求的分歧，产生困惑、迷惘、沮丧、孤独、空虚、无助等等心理体验。还有，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由于体验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漠、疏离，以及这种冷漠和隔

31、离导致的流动农民工的在城市中的空间边界被关闭。“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我们的文化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主体的崩溃和主体化的丧失，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遭受到了破坏，再没有什么来对市场与社群或种种推进之间的矛盾效应加以滤除，从而使个体走向消沉”，在不同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不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而是关系冷漠、相互疏远，接触的是一种身份上的不合理存在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歧视，缺乏一种认同所需要的基本的精神归属感、本体性安全和温暖幸福的心理体验，个人对社会和他人充满了“敌视”，在这种缺乏团结、宽容、互助、内部和谐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社会关系背景中，出现自我认

32、同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通过对流动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在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于 “我是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中，存在一种有一种明显的城市市民、城市管理者、国家和社区的“共谋”关系，使得流动农民工成为城市中一个边缘化的“他者”，一种边缘人的缺乏自我认同的处境与身份。这个“他者”的真正内涵其实就是一个有着更大“异己”特性的、以城乡结构性差异为背景的社会现实，在这个世界中，流动农民工群体感到自己是处在其城市社会“资源整合系统”之外的“异类”。而且，流动农民工群体对城市中心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已有之的某种理想化的“认同”表现一种无奈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