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溯流说《论语》1Word文件下载.docx

1、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孔子回答弟子之问。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

2、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艺文志中着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徒人图法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

3、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自相矛盾的话、不太高明的话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

4、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孝经为汉人所着。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

5、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 社会 上共同遵守的格式。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 现代 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

6、坐或卧、甚至箕踞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楚简 研究 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 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 学习 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 政治 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

7、形成和 发展 。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的说法。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

8、“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 时代 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齐人传出的二十二章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

9、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三个本子。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原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促成张侯论广泛流传。当时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刊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

10、无多。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论语47处，都称论语。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 参考 齐论古论着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20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约为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二、论语地位的涨落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

11、，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 政治 因素，后来荀学 发展 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

12、，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 应用 ”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 学习 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2、清谈风中的论语东汉末年， 社会

13、 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

14、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 研究 论语的学官。“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 考试 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

15、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三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

16、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 问题 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 理学 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

17、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讲演者小传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着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目前 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