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前途Word文档格式.docx

1、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期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基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用饭财政”，乃是鼓吹增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增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利（特权阶级，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致使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

2、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3，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本钱主要压在农人身上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本钱，和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肯意接受的怪物“用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人身上。在增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增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份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用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级自身按指数增加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老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人身上。方才从极权主义金字

3、塔压迫下取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人，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若是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级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派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后极权时期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期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

4、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庞大本钱，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人最终承担。连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域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逾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助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这些税赋主要用于用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人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掉队的农业生产的农人，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

5、人口，每一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加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竟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加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若是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够证明人们的直接经验），部份地域农人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窘境，全国乡镇政权欠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人的血汗来填补。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加，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本源。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派不公在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人

6、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必然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以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固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人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掉队10年。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加的益处（或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益处几乎全数吐出），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万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

7、价钱从农人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子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陆学艺文）。这笔剪子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子差相较，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八两半斤。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域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一年数百元），每一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若是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志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乌托邦时期对中国农人的歧视政

8、策，在国家主义时期又取得了延续和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大体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人绝缘。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取得8%的中央财政支持。这些数据（包括前面讲到的中国农人每一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期，仍然用行政手腕对农人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

9、国民财富的分派不公。这一分派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八、89前后的第一次分派不公以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40年前对中国农人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万万人口。那么，今天对中国农人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若是持续下去，将引发如何的危情呢？5，城市社会以停滞和衰退“等待”着中国农人的富裕冲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名的“发展”指标。农村收入长期下降，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致使了城市和发达地域工厂生产的大量的低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

10、岗失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开地蔓延。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散布，也决定了生产消费链条在不同的梯级间维持良性循环的必要性。只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加，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必由之路。1990年代末出现的城乡庞大的收入差距，造就了城乡庞大的消费断层，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消费市场的发育升级、持续跃迁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从而直接致使了

11、中国规模庞大的内需型低级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内在节律。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乃是透过购买力杠杆，对贫富差距进行自发的最笨拙的调节，在一国统一市场之内，富者之富，只能成立在贫者之富的基础上，贫者买不起富者生产的商品，富者也就无法实现其利润，只能停下来，等待贫者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升级。纵观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除外向型经济、外来投资、沿海地域和大城市的流通与地租分成等造成的局部经济高速增加外，在辽阔的内地，广大的中小城市社会和庞大的低级工业，都处在停滞和萧条中，等待着中国农人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富裕。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局部停滞，已经使天下骚动，给国

12、家主义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若是它持续下去，引发一场全局萧条，那么，发展这一“硬道理”将受到根本的动摇，那又将意味着什么？大自然对于强梁者惩罚的悬剑已经君临头顶。若是那些发展优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信徒们能够直面真实，及时转轨，时局还存在着转圜的可能。6，解决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在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减轻农人负担，中央政府最近几年来在安徽农村进行了并税制税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是把按农人人均收入的5%的征税额度提为7%，实行“一道税一口清”。研究农业问题的权威人士指出，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头不对头的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没有实质意义。7%的新指标和一条

13、鞭的并税法所代表的治标不治本的操作路径，依照“黄宗羲定律”（秦晖用语），长久以往乃至将成为引发农人负担更迭上升的通道。问题的根本在于：有什么法理依据，要对每一个农人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诞生的婴儿，依照一个地域所谓的农人人均收入5%或7%征税，而不是依照对于城市社会成年公民所实行的一样的标准，依照800元或1200元月个人实际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一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困的中国农人每人每一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从法理角度而言，中央集权体制在农村实行的税收制度安排，实质上设计的乃是一种歧视性的人头税，它是对于

14、中国最弱势的农人阶级的无理汲取，强迫他们承担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本钱和现代化构图的实验本钱。整个农村税收的制度设计，乃是不正义的，没有充沛的法理依据的。所谓的税费改革，严格说来连改良都算不上，不过是沿着不正义的道路所做的一点后退算了。当局者的双眼似乎被云翳遮蔽，旁观的民间思想界对此则了如指掌：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前途，首先在于拨乱终归，肃除中央集权体制对农人所施予的长期的粗鲁踩踏和强制抽血，归还农人不受侵犯、不受盘剥的真正的公民权利，给予农人参与市场竞争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人权+经济自由这应该成为一切真诚的农村改革的

15、起点。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人的制度性歧视（刘晓波用语）。必需废止对于农人的身份歧视和阶级压迫，完全地解放农人，一步到位地让农人享有真正的充分的人权，对于施加在农人身上的就业、教育、迁移和纳税等任何制度性歧视或宏观政策性歧视，必需给予根本取缔，违者以法律定罪并支付巨额补偿。必需从法律上确立农人与国家共共享有土地产权（一般不可生意），改变土地公有所暗含着的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剥夺乡村干部的“模糊产权意识”和强势话语，至少应该宣布土地承包100年不变，使农人拥有捍卫自己土地财产权并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信心，从而“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党国英用语）。必需

16、停止对于农人的强制汲取，逐渐放弃对高投入、几乎没有了收益的农业生产的征税。必需在分派上向农人倾斜，把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完全放开，让农人合作组织免税地进入，取得足够的利润以组织自发志愿的规模经营（温铁军用语）。必需对于农人当场从事的非农经营实行三年免税，用放水养鱼的政策取代今日的杀鸡取卵的政策。必需从宏观角度，巧妙运用各类经济杠杆和加权辅助，想方设法促使农人收入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增加，让农村与城市一道分享现代化的功效，让农村通过消费杠杆反过来战略性地推动整个中国“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进程，让农人由现代化的“弃民”从头回归到世世代代就属于他们的大地主人的

17、位置。7，在农村分步推动现代福利体制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必由之路除上述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把掉队的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必需从此刻开始，分阶段地在农村地域推动全面的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体育与文化娱乐推行到全数的农村地域。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农村，而且城市，整个中国，都必需走上这条道路建设现代福利国家。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必需实现的分派正义和人道文明，中国政府必需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有人以为，此刻提福利国家为时尚早。恰恰相反，此刻开始起步合法其时这既是实现必需的分派正义和人道文

18、明，帮忙每一个公民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维持稳定以推动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培植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增进生产消费的链条在不同经济梯级之间维持良性循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加的需要。固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而是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固然，这一现代福利体制的制度设计，必需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要避免出现福利养懒的病态局面，注意运用各类杠杆对劳动、进取、自立、奋斗进行机制性的鼓励。在现代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合法的合理的成立在劳动能力和业绩的不同基础上的结果不均等，可是，必需以起点上的机缘均等（如真正的人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为前提，必需对终点的差距进行福利平等

19、的补偿和矫正。若是说市场经济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咱们不要官僚、特权、裙带资本主义，不要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咱们需要的是正义的、人道的、平等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8，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停止向农人抽血，放弃每一年3000亿税费中的大部，反过来在国民财富的分派上为农村大笔输血，用于建设大体福利，是上述“人权+市场经济+福利体制”的农村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经济基础。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同意，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会同意。这样做了，3200万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开支从何而来？谁来替代他们，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不可*成份的农村社会维持统治秩序？可是，已经有充分

20、的理由证明，非得这样做不可。为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无法用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因为要改革的正是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和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减弱乡镇对村落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狭隘的“机构改革”，它的核心，是给象村民自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这样实质性的矛盾以一种根本的制度解决，从法律角度厘定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关系。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是国家和社会分权划界

21、的历史大潮的一个主要部份之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咱们不能被改良主义的话语所误导，在“村民自治”这个局部的狭小的空间着力，咱们应该一步直抵大本大源，研讨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的操作路径。选举应由村落推行到乡镇，推行到县城。这必然地要对中央集权体制伤筋动骨。真正的选举（包括村官选举），直接改变了权利的合法来源：被选者的合法权利，乃是由选民授予，而不是由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上级授予。在选举所及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利命令失去了合法性。选举每上达一个层次，就意味着本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冰消雪融。这不过是通过实例显示出民主的一种题中之义：民主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权利的合法来源问题。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

22、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了今天中国农人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踩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咱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人的强行抽血，才能“捐躯”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

23、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发布，并代表农人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顶用于推动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

24、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利，将交还给农人自治组织农会、各类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愈来愈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未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利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固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以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加倍稳健，更易让社会接受。农人负担重在哪里?提及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人负担。对此，中央再三警告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

25、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人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一、农人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本钱太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成农人供给。按咱们地域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人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人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咱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导西部某县9个农人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人这方面的负担也比咱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一样离不开农人的负担

26、。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助，投资主体仍是农人，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人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走。以我镇为例，每一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一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弄，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人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人中的从

27、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做生意，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虽然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成心见，农人负担重，更成心见。据统计，农人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二、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人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人昔时纯收入方式，农人收入中有很大一部份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域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多余，致使销售不顺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人收入增加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人上交各类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若是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非能因为农人减收而减少，农人必需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咱们许多地方的农人辛辛苦苦种西瓜

28、，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搭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致使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人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人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便负担不重农人也感觉重。3、农人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无论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仍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仍是由家庭劳动

29、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此刻税费均摊上。咱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人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咱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不是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人喊负担重不可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综上所述，农人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咱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人负担上升的势头，而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份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办法对减轻农人负担都有超级踊跃的意义。所以为农人减负，要全社会的尽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