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其对秦的影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可见张仪也承认武灵王在联合抗秦中起了重要作用几十年以后，魏牟对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说：“王之先帝，驾犀首（公孙衍）而骖马服（赵奢），以与秦角逐。秦当时适（避）其锋”。魏牟把赵武灵王驾驭公孙衍合纵抗秦与赵惠文王用赵奢大破秦军并提，认为两者同样收到使秦避其锋的效果。这些材料都说明，赵武灵王是公孙衍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五国联合行动很不好搞，魏、韩、楚变化无常，燕昭王别有打算，赵国的实力也不足以承担这种风险。随着齐国的日趋孤立，秦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赵武灵王意识到继续卷入大国纷争的旋涡对自己不利，应该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以便巩固边防，扩充后方。赵国在赵

2、武灵王时的疆域大体有今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太行山的东南山麓，北至河北省张北县南，南至河南省北端。强邻逼境，胡人骚扰，四面受敌，后顾之忧非常严重。武灵王十九年，曾多次和大臣谈到这种不利形势。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又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武灵王对“秦、韩之边”很担心。秦与赵原来并不接壤，自公元前三二八年魏国把河西割给秦国后，两国才在今陕西靖边至宜川的黄河西岸形成一条边界。秦国多次从这里越过黄河进攻赵国，如

3、武灵王十年，秦攻取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及其附近的西阳；十三年，秦攻取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赵国当然应该加强对这条边界的防御。那么，赵和魏的边界线最长，和韩只在上党地区有一段插花地，武灵王为什么不提和魏国的边界，却提到和韩国的边界呢?其实，韩、魏本身那时都不可怕，防韩也是防秦。韩国对秦最缺乏抵抗能力，武灵王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秦国攻取了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接着攻下黄河北岸的武遂（今山西古城），并在武遂筑城，准备作为秦的军事据点。秦从武遂北上，经过上党就可以进攻赵国，这是秦国进攻赵国的另一条道路。赵国的东南与齐国毗邻，在现在河南省南乐县至河北省沧州市西南有一条很长的边界

4、线。齐国不时企图越过边界，蚕食赵国。武灵王元年，齐进攻赵的平邑（今河南省南乐县北），俘虏了赵将韩举。以后由于赵国救燕的成功，齐国的锋芒受到遏制。但齐国在赵武灵王眼里仍然是赵国的头号敌国。中山确实是赵国的“腹心”大患。中山的老祖先是北方游牧部族白狄的一支，春秋中期从陕北进入太行山以东，称为鲜虞。春秋末年开始建立中山国，战国前期国都在顾，即今之河北定县。公元前四六年被魏国所灭。公元前三七八年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中山的疆域，大致包括今河北省保定地区南部和石家庄地区大部，位于太行山东平原。中山国除东北角与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连，好像袋鼠一样包在赵国的东面腹部，其战略地位可以“控太行之险，绝河北

5、之要”。隔断赵国从邯郸到代地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充当齐国的打手，在齐国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赵、燕土地。据赵武灵王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这事大约在赵肃侯时代。在今河北高邑县东，是赵与中山长期争夺的地方，赵武灵王三年，在此筑城，以防中山，但不久还是被中山占去了。在齐宣王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山也是齐国的帮凶。据中山王时的铜鼎铭文所记：中山国相邦司马用打起讨伐子之的旗号率师攻燕，夺取燕国土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这当然也威胁到赵国的安全。这个司马用就是司马喜。据战国策中山策记载，司马喜是亲赵的。赵国为了使中山脱离齐国的控制，曾帮助

6、中山称王，和司马喜有许多往来。王对司马喜的亲赵活动非常不满，说：“吾老用奔走不听命”，“恐陨社稷之光”，指责司马喜亲赵是不听他的话，会让中山国丢脸。还警告司马喜：“邻邦难亲，仇人在旁”。王说的“邻邦”“仇人”，显然就指的赵国。齐国在侵燕挫败之后，越来越重视利用中山这个打手。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关系，赵国不能不对中山特别提防。武灵王把防中山和防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位的第十七年，即亲自出巡赵国伸进中山的据点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南），在九门筑了一座望台，站在望台上了望齐和中山的动态。他认为齐和中山进攻赵国，既可能从陆路来，也可能从水路来。如果从水路来，齐国溯黄河西上，可以进入赵国的东南角；中山溯漳水中段

7、的薄洛津南进，可以袭击赵都邯郸。赵国当时却“无舟楫之用”，对黄河和薄洛津还无法控制。赵国最严重的后顾之忧是东胡、林胡、楼烦。东胡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在燕国以北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自从赵襄子领兵越过现在山西宁武县西面的句注山，占领了代地（今河北蔚县），在代北边界筑城，其要塞叫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东胡就成了赵国东北角的邻居。林胡、楼烦都在赵国西北部，与赵地交错杂处。林胡也称林人、澹林、澹褴，分布在今黄河以西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旗一带。楼烦大体分布在今山西岢岚县以北，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南。东胡、林胡、楼烦合称三胡。三胡都是游牧部族，精于骑射。赵武灵王每与齐、秦、中山发生战争，三胡便

8、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进来，骚扰代地；林胡、楼烦的骑兵则纵横驰骋于赵国西北山区，大肆掳掠。赵国当时只有车兵和步兵，“无骑射之备”，对三胡简直没有办法。基于以上情况，赵武灵王为了保护自己“社稷”，就必须加强军队建设；而要“强兵”就必须进行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是从两方面下手的：一面组建骑兵部队，“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一面在黄河和漳水两岸训练水兵，发挥“舟楫”的作用，“以守河、薄洛之水”。赵国多山少水，训练水兵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权宜之计，胡服骑射才是加强其军队建设的根本措施。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一场重大的军事改革，它和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改革一样，首先

9、经历了一场革新和守旧的思想斗争。赵武灵王显然接受了当时改革思潮的影响。他理直气壮地反对复古，坚持革新，认为“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这几乎是借用商鞅斗甘龙的原话。他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如说：“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指出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匹马的特点；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他主张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赵国的利益出发，研究新情况，制订新措施，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坚决改革。他说：“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

10、充分表现了一个改革家大无畏的气概。如何对付游牧部族的骚扰，是春秋以来的老问题。北方的游牧部族，在草原的逐水草而迁徙，在内地的则“分散居谷”。每个男子都是从小练成的骑兵，“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由于骑术特别熟练，装备十分简单，不用马镫鞍可以操纵马匹，并在马上拉弓射箭，非常自如。胡人的上层统治者很富于掠夺性，经常对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战争，春秋战国以来边胡地区累受胡马践踏之苦。华夏人的战法是车战，车战只适宜平地会战，胡骑一钻进山谷，车战就无法施展。正如顾炎武说：“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赵国原来的主

11、力部队依然是战车和步兵，而且装备笨重，与三胡那种轻捷而长于运动的骑兵作战，处处被动挨打，一到山谷和草原就更不中用了。已往的经验教训，使赵武灵王认识到用老办法对付三胡是无效的，“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要抗击三胡，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无法向山地和草原进军，就不能指望作战的胜利。他从抗胡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心抛弃传统的兵制，学习他敌人的长处，模仿胡骑的训练和装备，建设自己的骑兵部队。然而，向胡人学习，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赵武灵王的这一决策，除肥义、楼缓等少数人支持外，“群臣皆不欲”，特别是赵氏贵族如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或公开反对，或消极抵制。这

12、些守旧思想僵化，盲目自大。他们认为华夏地区是“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行义也”。总之，自己的一切都好，胡人的一切都坏，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赵武灵王不怕反对，不怕讥笑，宁愿“负遗俗之累”，“任骜民之怨”，毅然决然进行改革。他首先带头穿胡服，然后对大臣们进行耐心说服。他派人给公子成做工作，碰了钉子，他就亲自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想不通又不敢说，他就启发他们大胆讲话，然后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道理。对于搬出先王之道来抵制的，他就说五帝三王都是不断变法的，只有夏桀、殷纣不变法才灭亡了。改革军制是继承

13、赵襄子的抗胡事业，反对改革就违背了老祖宗“简襄之意”。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的不利条件，反复陈述改革的好处，不改革的坏处。只有赵燕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他才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基本上没用高压的办法，而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解决得较好，把阻力变为助力。如将军牛赞当初建立骑兵部队想不通，经过他的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立了大功。胡服骑射是哪一年开始推行的?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从公元前三七年（武灵王十九年）开始下胡服令，招骑射。以后陆续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布过多次命令。如公元前三二年（武灵王二十四年），命令他的长子和将军、大夫、军官都必须穿胡服，

14、就是因为贵族大臣拒穿胡服而重申的胡服令。对于胡服骑射开始推行的时间，史学界有不同意见，需要略加考订。杨宽先生的战国史第153页和修订稿辞海赵武灵王条，都把胡服骑射开始的年代订为公元前三二年，比赵世家迟了五年。根据是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三二）“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这条史料是可信的，但据以订胡服骑射开始的年代则是错误的。首先，所谓“又命”云云并非“始命”，显然是重申胡服令而且倘订此为始令，同时下令“迁奴于九原”就说不通。赵国在西北原控制的地区在山西岢岚县以南，九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属于林胡的活动范围。由于武灵王十九年“招骑射”，有了向胡地进军的骑

15、兵，二十年才“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榆中在九原以南，赵军占九原应是这次“西略胡地”的战果只有赵国的控制能力达到九原，才能在二十四年“迁奴于九原”。既然迁奴于九原在胡服骑射推行后第五年，那么同时下的“又命”皆貂服，绝不是胡服骑射的初令。再者，竹书纪年固然可以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但它毕竟是以魏国为主的编年史，对赵国的历史免不了有漏记的，况且此XX时已经佚失，今本是清儒从许多注家引文中辑成的，不可能恢复竹书纪年的原貌，散佚的史料在所难免。因此，不能认为凡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中没有，而史记中有的史料都不可信。第三，史记中的错误年代多数在史记本身就暴露出事理不通，或几处的年代互相矛盾

16、。但赵世家记武灵王十九年“始出胡服令”、“招骑射”，同时记有大量相联系的活动，是互相依存，不是事理不通。六国年表也记在此年赵国“初胡服”，这与赵世家完全一致。与此相矛盾的记载没有。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断言，公元前三七年开始胡服骑射是毫无可疑的。所谓“胡服骑射”就是模仿游牧部族骑兵的训练和装备，组建轻骑兵部队。其具体内容是很丰富的。在“骑射”方面，武灵王采取了以下措施：1.“招骑射”。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兵籍，到一定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办法。骑兵却需要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骑兵

17、部队。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生产，自发地“习其兵”，“便其用”，学会了骑马射箭。因而国家就采取打破“固籍”，不分地区，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2.把步兵改编为骑兵集中训练。武灵王二十年，在“西略胡地”时占领了原阳，把原阳作为集中训练骑兵的“骑邑”，赵“破卒散兵，以奉骑射”。所谓“破卒散兵”，就是打破步兵的编制，“以奉骑射”，就是把步兵改编为骑兵原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东面的大黑河河谷是胡人出没的通道。骑兵需要经常练习骑术，进行乘马通过起伏地、超越障碍、长途奔驰、实战等项目的训练，在原阳是最适宜的

18、。所以，赵武灵王派将军牛赞专门在原阳训练一支能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3.收编胡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作招引解，颜师古注：“致，谓引而至也。”“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固在代地主持招引胡兵，赵武灵王在黄河东面又收编了一部分楼烦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4.用胡马。骑兵的战马要求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中原农业区的马匹早已退化成笨拙的牲畜，用于驾车还不错，一般不适宜做战马用，因而赵国需要从气候和青草适宜于马匹生长的畜牧地区得到马匹来装备骑兵

19、。赵武灵王打败林胡，迫使“林胡王献马”。赵国之所以把代和原阳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原因之一是“地边胡”，容易得到畜牧区的马匹后来苏秦给赵惠文王写信说，如果秦军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和常山的这条农牧业分界线，那么“代马胡驹不东”，畜牧区的马就“非王之所有”。可见，赵国的骑兵一直用的是畜牧区的马匹。5.骑兵配备的武器是弓矢和剑矛。匈奴传载，胡人用的武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刀是短剑和小矛。赵骑兵的武器装备也模仿胡人，远距离或冲锋时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短兵相接时就靠白刃格斗杀伤敌人。关于骑兵带剑的资料，见释名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服之。”是剑鞘，既佩带剑鞘当然也就用剑。庄子说剑篇说：“昔赵惠文王喜

20、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赵惠文王继承了其父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传统，骑士练习击剑也应该在武灵王时就有的。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上，刻画着一匹骏马背上蹲着一个披甲戴胄的骑士，一手持剑和老虎搏斗。这虽不是赵国的遗物，但也提供了骑兵能够用剑的形象资料。推行“胡服”是一次模仿游牧部族的服装进行改革。赵武灵王把传统服装改为胡服，对骑兵来说，是为了适应骑马射箭和爬山涉草地的需要；对贵族大臣来说，是为了革除他们因循守旧的积习，增强抗胡的观念。在这方面，缺乏详实的记载，只能从零散的文献资料中略知大概。1.王冠一种叫貂蝉冠。据应劭汉官仪说：汉时的貂蝉冠始于赵武灵王行“胡服”。胡广说：“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

21、貂尾，为贵职。”就是用黄金珰装饰王冠，冠下垂两条貂鼠尾直达胸前，以表尊贵。另一种叫鸡冠。淮南子主术训载：“赵武灵王贝带鸡而朝，赵国化之。”颜师古说：鸡是“鸟”，就是“尾毛红赤”的野鸡。鸡冠是用野鸡的羽毛装饰的王冠。2.武冠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尾，竖左右，为冠云。”“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武灵王以表武士”。这可能是军官的帽子。帽子上有一圈缨子而不下垂，用青丝绳做帽带子，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这种帽子也叫冠，是产于上党的一种勇猛好斗的野鸡，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3.爪牙帽子中华古今注说：“搭耳帽之制，本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

22、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这可能是普遍士兵的帽子，原来胡人用皮做，武灵王改用黑色绫绢做。这种帽子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大概为适应北方防御风沙的需要。4.变履为靴学斋占毕第二卷中说：古时“有履而无靴，故靴字不见于经。至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释名疏证说：“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实录说：“靴始起于赵。武灵王好服短靴，黄皮为之，渐以长靴，军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灵王始也。典略说：“秦世参用丝革靴，本赵武灵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综上所说，为了便于骑马和涉草，武灵王把鞋改为皮靴。他起初穿黄皮短靴，后来发展成长靴，规定从军官到士兵都必须穿靴子，

23、穿长袍的文官也要穿黑靴子。5.改重甲为轻甲游牧部族都是轻骑兵，这时的铠甲一般用皮做，由于装备轻而动作灵活赵军原来穿的都是铜或铁做的重铠甲，很笨重。所以武灵王说：“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战国策鲍本注：“赵甲重，不若新甲之轻”。武灵王把原来的重甲改为轻甲，以适应实战的需要。6.骑兵穿的上下衣赵惠文王的剑士穿的“短后之衣”，这应是武灵王时沿袭下来的。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的铜人俑，上衣掩及膝盖，窄袖，束带，下穿裤子7.贵族大臣的服装贵族大臣的服装似乎变化不小，赵武灵王三令五申要求他们穿胡服，多次赐给他们胡服，他们反对胡服最为激烈。但这种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式，不清楚。只知道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

24、师比”。师比，颜师古注：“胡之带钩也”。腰里的带子用黄金做带钩，这也是胡人贵族中的一种风尚。三由于赵武灵王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使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增强，在大约十年中就取得了消灭中山和打击三胡的巨大胜利。先说灭中山：公元前三六年（武灵王二十一年），武灵王带兵攻打中山，占领中山国的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这似乎是试探性的进攻，到宁葭后没有继续前进。次年，即公元前三五年，赵国分兵两路进攻中山。北路有牛赞率领的骑兵和赵希率领的胡兵及代军，主要在中山西部和北部山区活动。先进攻中山西边的要塞陉山，接着向东北方向进军，到曲阳（今河北曲阳县）牛赞和赵希两军汇合，再向西北推进，攻取丹丘（曲阳县西

25、北）、华阳（即恒山）和恒山上的鸿上塞。鸿上塞是中山北面的门户，赵国控制鸿上塞就把从代入中山的北门打开了。南路军是这次进攻中山的主力，“赵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武灵王亲自统帅三军，攻占了中山南端的告（今河北高邑县东）和西南部的石邑（今石家庄西南）、封龙（在石邑南）、东垣（今石家庄东北）。石邑“当井陉之口”，井陉塞是由太行通道进入中山的山口，赵占石邑就堵塞了这个山口。占据东垣就达到滹沱河的南岸，离中山国都已经不远了。但也遭到中山的拼命抵抗，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从这里可以看

26、到中山同仇敌忾的情形。这使武灵王认识到灭中山的时机还不成熟，中山提出愿把赵国已占领的四个邑献出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就把兵撤回去。公元前三三年赵又攻中山，这次可能很不得手，所以没有什么战果纪录。赵国进攻中山很不顺利，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山本身力量不弱；二是外有齐国的支持。这种情况不久有了变化。公元前三一年齐魏韩联兵伐楚，齐国因卷入这场战争旋涡，无力继续支持中山。至于中山国内的情况，武灵王派李疵去侦察，李疵回来说：中山“民务名而不存本”，“耕者惰而战士懦”，已经到亡国的地步。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复攻中山”。公元前三年（武灵王二十六年），赵武灵王统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向中山大举进攻，“攘地北至燕、代”，占

27、领了中山北部。这显然是利用骑兵从鸿上塞打进去的。此后连年进攻。秦本纪载：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二九九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这可能是赵攻下了中山的国都灵寿，逼得中山王逃跑了。根据平山第一号墓铜器铭文上有关中山王世系的排列和年代来推测，这个逃到齐国死了的中山王应是王颂的儿子。但中山还没有灭亡，颂的儿子尚继续称王赵武灵王为了巩固已占领的地盘，筑了许多城。如公元前二九七年，即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起灵寿”，在今河北省旧灵寿县西北有赵王城，“相传赵武灵王所筑，中有赵王台”公元前二九六年，即赵惠文王三年，赵国利用齐韩魏三国攻秦的机会乘隙灭掉中山，占领了贯通中山东西的滹沱河流域及东南角的扶柳（今河北

28、冀县西北）等全部土地，并把中山王尚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的南北大道畅通无阻了。赵武灵王凯旋回都，行赏，大赦，举行宴会，大庆了五日。以上所订赵复攻中山为公元前三年，灭中山为公元前二九六年，都根据的是史记赵世家。但史记六国年表把前者订为公元前三一年，提前了一年；后者订为公元前二九五年，推后了一年。有人相信赵世家，有人相信六国年表，因而对这两个年代发生了分歧。我是相信赵世家的。有两条根据：一是赵奢说：“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赵奢是惠文王的大将，离赵灭中山不远，他的话是可信的。二是赵策二载：“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事实确是在齐魏韩三国攻秦到函谷关的时候，赵灭中山的这条记载和事实完全相符。这两条都说赵国把中山连续打了五年才灭掉的，从公元前三年到前二九六年恰是五年。如果按年表那就会变成七年了，显然不合。相信年表“复攻中山”在公元前三一年的，佐证是魏策四说：“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齐魏韩攻楚方城在这一年。其实，“亡中山”与“复攻中山”是多么的不同，这条材料和事实就对不上号。就把“亡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