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的潘恩与美国革命研究Word格式.docx

1、潘恩饶有兴趣的年轻人见面时，听闻我的研究经历，方纳立即站起身来，走到背后的书堆里寻寻觅觅，翻出这本初版于一九七六年、二五年再版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一书，慷慨相赠。来到这间带着光环的办公室，很难不注意到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铺在地面上的漂亮的红色地毯，躲在书架上点头摇头的十几个小小的林肯塑像，以及方纳教授挂在墙上的各种数不清楚的耀眼的徽章奖状以及他在哥大、牛津方纳是那种离开都市就浑身不自在的典型的纽约客，他在纽约以外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数牛津了，这段经历让年轻时代的方纳结识了汤普森（E. P.

2、 Th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也间接促成了他在七十年代初对潘恩与英国的深入研究求学时期的黑白相片。当时我还饶有兴致地追问为何他当时选择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研究潘恩，记得他告诉我，一开始他和我一样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潘恩的论文，后来发现那篇文章很难被压缩在一篇论文的篇幅，遂写成书 又恰在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潘恩发表常识两百周年的纪念日的当天发行。那夜，我坐在灯火辉煌、邺架巍巍的巴特勒图书馆美国史藏书室里，看着窗外的纽约，记录下第一次与传说中的历史学家会面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来哥大这个美国史研究的圣殿，开始长达七年的博士生涯。入学以后我们有了更多也更

3、频繁的会见。特朗普登台后我们做过一次访谈，此后每个学期也都会在他的办公室面，谈一下进度、读书、博士资格考试和研究选题，每年感恩节还会去他在纽约的公寓一起品尝火鸡。方纳教授最后一次约我在办公室相见之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们正开始罢工和游行。就在前一天中午，身穿深蓝色工会 T恤的我和上百名与我年纪相仿的助教和研究助理（TA，RA）集结在校园中心的广场，身穿雨衣在蒙蒙细雨里屏住呼吸聆听方纳教授的演讲。方纳曾作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亲身参加了一九六八年那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作为年轻教员的方纳又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相继支持哥大的保安、行政秘书们组建的工会；在二一七年方纳教授的退休学术纪念盛会的一开头，我的好

4、几个博士同学在校长致辞前带领全场起身高唱工会之歌，大造噱头。据我在旁观察，方纳虽事先毫不知情，但只是颇有默契地挑挑眉头，抿嘴一笑，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一场合谋。二一八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开始罢工，有次在校园里偶然遇见方纳教授，与他谈及，他还让我顺带给他女儿也拿一件工会的蓝色制服。几天以后，我就看见他戴着墨镜，拿着话筒，摘下他的黑色礼帽，出现在哥大洛氏图书馆脚下的女神像前。面对激动的人群，他侃侃而谈，说起方纳家族独特的犹太左翼激进主义传统，也说到认同激进主义传统对深入理解美国民主的核心意义。方纳站在人群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从潘恩以来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无疑与著名的哲学家罗蒂（Richard

5、 Rorty）所谈的美国文化左翼（cultural left）思想脉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恰是美国今天保守主义回流的大局下，日益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思想传统。方纳的表态丝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他是著名的 “方纳家族 ”的一分子。一年前，在方纳退休会开幕式上，他的堂妹、社会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曾经向台下的历史学家们讲述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D. Foner）、他的叔叔菲利普 ?方纳（Phillip Foner）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往事。方纳小的时候，受到其叔叔和父亲的影响，本就是听着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事迹长大的；黑人的重建（Bla

6、ck Reco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多次来访中国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常与方纳一家密切往来。方纳家族在纽约的文化圈颇有名气。南希 ?方纳年轻的时候，无论走到纽约的哪个角落，总会有人过去问她：“所以，你是那个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吗？”然而这个家族因其激进的传统，经历过极为辛酸的往事。四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同时失业的方纳双胞胎两兄弟（埃里克 ?方纳的叔叔和父亲）曾一度拿起乐器，组建了一个名为 “停职摇摆 ”（suspended swing）的二人乐队，在布鲁克林桥上演奏。由于演奏技术不佳，这对历史学家的乐队不久就解散了，然而这对方纳兄弟在面对人生逆境时的幽默

7、感却留存下来。有一年感恩节的夜晚，方纳全家欢聚一堂，然而忽然间，餐桌崩裂，食物餐盘碎了一地；人们大概安静了两秒钟左右，然后紧接着，又重新开始激烈地讨论被意外中断的政治话题，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遭遇美国保守政治势力清算的犹太左翼家庭都没有失去过对政治辩论的热情。两次荣膺班克罗夫特奖的方纳教授每年慷慨邀请像我这样 “无家可归 ”的年轻人参加火鸡派对，于是身在异乡，我每年都有机会在这个温馨的场合里，站立在这个美国左派家庭一面面挂满昨日老相片的墙上，找寻那对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留下的影像。我在精致优雅的装着方纳夫妇预备的火鸡的餐盘前流连徘徊，想象着昔日方纳一家曾经突然间分崩离析、欢乐而破旧的餐桌，一边

8、和偶尔遇到的方纳家族的成员们（过去两年，我遇到了画家、学者、艺术家等形形色色的 “方纳 ”们，其中也有这个犹太家族的远亲）闲话家常。 二 潘恩与费城的激进主义 对方纳而言，不论是纽约校园各个群体建立的工会与校方的对峙，还是内战前后南北意识形态的对立，都体现出劳动力与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之间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劳动是理解方纳思想的一个关键。方纳的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an， 1995）所深入讨论的核心主题，正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free labor ideology），以及美国内战前它如何逐渐与奴隶劳动的意识形态（slave

9、labor ideology）形成张力，并随着美国资本主义扩张而日益促成奴役和自由之间尖锐而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以至于成为理解内战时期南北对峙无法脱离的基本话语。而内战前的美国，劳动契约更是深化了自由与奴役之间势不两立的社会观念，并逐渐深化为后来南北内战期间自由和奴役无法调和、绝不能相互妥协的意识形态冲突。方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整套信仰、价值、恐惧、偏见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他试图以劳动意识形态为切入点，理解内战前自由劳动和 “阴魂不散的 ”奴隶制的二元对立的冲突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奴役和自由的二元对立也深入塑造了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这套流行于内战前北方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之核心，在于相信个

10、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其境遇，也在于相信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平等，这与南方的蓄奴州截然不同。潘恩就是美国内战前这样一个典型的、实现社会上升的人物。像他这样的工匠阶层，过去地位卑微，在十八世纪的观念世界里，领工资的雇工一度被视为是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的人群，而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不自由，在殖民地时期都被?为是不体面的。方纳研究潘恩，与伯纳德 ?贝林研究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渊源、戈登 ?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出发点截然不同。他跟随霍夫斯塔特念书的时候，恰是民权运动最轰轰烈烈的时期，受到 “自下而上 ”（history from below）研究路径的影响，方纳是从社会史的路径研究 “工人阶级 ”或者传统

11、意义上的底层人群，探索潘恩和他所代表的费城工匠阶层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中，如何与人口占少数，但占据经济命脉和政治话语权的美利坚 “商业贵族 ”（merchant aristocracy）形成均势，逐渐在美国革命中崭露头角，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方纳谈托马斯 ?潘恩，实际上是谈潘恩身后的美国革命之初的资本主义，谈一七七四至一七八七年期间费城工匠阶层对印刷工出身的富兰克林的推崇、他们这一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主张（“潘恩的费城 ”一章），谈美国革命时期费城政治权力真空时期以潘恩为代表、包括拉什（Benjamin Rush）、马特洛克（Timothy Matlack）、马歇尔（Christop

12、her Marshall）、坎农（James Cannon）等在内的一批 “费城激进主义者 ”（Philadelphia radicals）所构成的工匠阶层为主的政治激进主义网络。方纳在第四章 “潘恩，费城的激进主义者和一七七六年政治革命 ”中，就揭示了一幅费城激进主义者的总体画面 这批人的经历不乏与潘恩重合之处，有的也是刚刚从英国来到美利坚，有的也像潘恩一样有贵格派（Quakerism）的宗教背景，有的和曾一度以制作女性紧身胸衣为生计的潘恩一样，也以手艺活营生 他们在革命前夕的主张和行动也颇多关联，例如潘恩撰写常识即为拉什推动，甚至连 “常识 ”这个题目也是拉什最先想到的。这一群人有着共同的

13、阶层背景和社会政治改革诉求。潘恩抵达费城的时候，恰是北美殖民地本来家长制伦理下、主仆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被资本主义商业化瓦解的时刻，也是北部港口城市不自由的、等级森严的劳动力体系趋于崩溃的转型时刻。这些不具备投票权、没办法组建自己的工会、生活在贫穷边缘的人群，忽然随着美国革命的到来开始自由讨论政治权利，设计一个新的每个人都拥有选举权的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激发了底层社会阶层政治意识和一股独属于十八世纪费城底层社会的次文化 （lower-class subculture）的兴起。这是方纳通过书写潘恩这个人物所着笔描绘的，也是后来肖恩 ?威伦茨在讨论十九世纪纽约工人阶级时论及的 “匠人的共和主

14、义 ”（artisan republicanism）。常识这部小册子所展现的激进思想正是这种匠人阶层政治激进主义的一部分。伍德曾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型正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改变似乎在费城这个特定的工匠阶层群体中尤其明显。方纳的研究表明，潘恩初抵费城，就和上面提及的一批费城激进主义者往来密切，在费城的小酒馆里，他们一边喝东西，一边探讨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旧式君主制的观念逐渐被转换，新的思想在小酒馆、报纸、杂志、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开始大量涌现。费城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培育出来的激进主义，开始融入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然而它从一开始就是独特的，潘恩的

15、常识里透露出的对权威秩序的挑战和人人平等新秩序的设想，不仅让效忠派头痛，也搅得约翰 ? 亚当斯等坐立不安；潘恩和他在费城的主张激进的朋友们所提倡的，正是一些建国之父忧心忡忡的 “过度的民主 ”，他在美国革命以后遭遇的被边缘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其伏笔，也和一七八年以后费城匠人阶层的激进主义在当时的主流政治辩论中日益被边缘化、销声匿迹的新变局息息相关。 三 英美两国交织的激进主义传统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总是强调各个国家历史与传统的独特性，而“美国例外论 ”正是这种高度单一的叙事框架的产物。这类历史通常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并且往往忽视了许多跨国个体的经历。潘恩就是这类历史叙事典型的

16、牺牲品。诚然，假设没有常识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潘恩一生可能都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常识在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潘恩日益被贴上 “常识先生 ”的标签 ，在常识得到革命叙事不断构建乃至神话的同时，其复杂和多面的形象也就隐没在常识之父的身份标签里，以至于有学者感慨道：“一七七六年常识发表以后，潘恩就仿佛在美国历史中 彻底消失 了。”潘恩当然没有消失。他更没有像一些同时代的攻击者所诅咒的那般，写完常识后就光荣地死去。常识只是潘恩立足文坛、进入公共视野的一个开始。潘恩在大西洋世界经历的跨国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索，而方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例如，为何只在北

17、美殖民地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英国人潘恩，在美国独立前夕，能够写出轰动一时并深刻影响殖民地政治前景的小册子常识？早在跨国史兴起的几十年前，方纳就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方纳指出，尽管常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目今还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潘恩这个刚到美国不久的英国人又是如何写出了这样一本深刻影响美利坚命运的小册子。“要完整地描绘潘恩 ”，方纳认为，不仅需要美国的历史，还需要了解英国、法国这一时期的科学、神学、政治哲学和激进主义运动，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大西洋的思想世界，了解潘恩在欧洲和费城的人际网络，以及像潘恩这样的热心于政治的小人物所关注的问题。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尤其启发我们在英美跨大西洋

18、的框架下，理解潘恩和常识写作的背景。英国不断出现在潘恩对美国革命的讨论中。方纳指出，潘恩讨论一七七六年费城的时候，并不将它与几十年前的费城比对，而是直接比对费城和伦敦。常识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匿名发表的。潘恩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公开探讨英国臣民的权利，以启发殖民地人的权利意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役打响之后，当时人人都知道殖民地要同英国交战，然而这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却不甚明了。但是在费城，初来乍到的潘恩却试图说服美利坚人，对英国的臣服本质上有如契约一般，是完全可以解除的。他先是在费城发表了一篇独幕剧沃尔夫将军和盖奇将军在波士顿附近一个森林里的谈话，在这个剧本中，潘恩充满创造力地借沃尔夫

19、将军的鬼魂为殖民地的人民辩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和英国臣民一样拥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是每个英国人应当享有的荣耀。” 常识的发表同样打了一张巧妙的英国牌。当潘恩了解到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以及英国国王讲话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他就开始计划要写一份小册子，预计在英国国王演说抵达北美时发表，结果也正遂他的心愿。绝佳的出版时机，加之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和激进的思想内容，使常识甫一出版便备受瞩目。在常识中，潘恩明确地否定了殖民地与英国 “重修旧好 ”的可能性：“重修旧好此时已经是一个虚幻的梦了，而宣告独立才是唯一的办法。”潘恩试图改变北美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殖民地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英国并非殖民地

20、的母国；欧洲，而非英格兰，才是殖民地的母国。”他认为，北美大陆是自由的避难所，这里汇聚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其中从英国来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将英国视为其母是 “错误、自私、狭隘和吝啬 ”的，而将北美变为一个自由的港口才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由一个岛掌管一整块大陆，这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方纳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试图将潘恩在英国、法国、美国的经历连贯起来。他认为是英国的激进主义奠定了潘恩的思想底色，而另一方面，潘恩回应法国革命的人的权利又进一步迈出英国政治的分界线，这部小册子的影响力不逊色于常识。方纳写道：“当时对人的权利的反应可谓盛况空前 同在北美时一样，潘恩在绝佳的时机发

21、出了他的声音。”按照潘恩的回忆，人的权利是当时用英文发表的销量最大的作品，不仅创下了纪录，而且算上其他语言的译本，当时可能总共卖出四五十万册。据汤普森研究，潘恩的著作赢得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普遍喜爱，其人的权利等作品也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纲领性的文本，被奉为 “书中之书 ”。方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潘恩发表人的权利以后，许多由匠人阶层（这些人和潘恩一样有特定技艺、会读会写、生计艰难）组成的英国激进主义组织在伦敦相继成立，从常识到人的权利，大西洋两岸的跨国激进主义网络由此汇聚合流。如果说霍夫斯塔特撰写的是 “美国政治传统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方纳则站在霍夫斯塔特的肩膀上，穷其一生，撰写了由托马斯 ?潘恩开启的 “美国激进主义传统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