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纳税遵从的理论与方法综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税收遵从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它和许多的问题是相关的，如纳税人的行为与社会义务的关系。税收遵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研究，如财政、法律实施、制度组织设计、劳动力供给或者伦理，还可以是以上角度的综合。作为一个财政课题，税收遵从涵盖了公平、效率和税收负担（incidence）的概念。例如，富人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安排逃避税收，所逃避的税额比例高于穷人，那么税制实际的公平性将低于法律的规定水平。而且，税收逃避的努力，正如税收遵从的成本一样，是一种净损失。更进一步，税收的流失显然使衡量税收的扭曲作用更加复杂了，因为在收入目标既定的条件下，税收流失意味着对申报的收入课征更高的税。这样，逃税对资源配置的效

2、率产生影响，相当于在纳税部门与不纳税部门的净收益率之间加入了一个楔子，使资源从纳税部门流向非纳税部门，直到这两个部门的净收益率相等。税收实践也是一个法律实施的问题。惩罚和查获概率的威慑作用是税收遵从和法律强制的重要内容。但与其它执法者不同的是，税务机关并不从罪案发生开始寻找嫌疑人，而是浏览税收记录查找税收流失的证据。这导致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很大的不同。税收实践对税务机关的组织提出了挑战。税务机关不具备完美的能力进行监督，应如何设计税制、稽查策略和惩罚以达到收入目标？这一问题可以以很多方式出现，并伴随着一系列关于信息、约束条件和税务机关目标的假设。这些问题很复杂，但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很重要。税

3、收遵从可以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不同职业的税收流失状况不同，或者说税收流失与薪金和税收安排有关，影响了人们的职业选择、投资行为和劳动力供给。经济学家传统上把税收欺骗作为增加风险资产而建立模型。然而，许多纳税人比这种方法预计的结果表现出更大程度的遵从，经济学家开始试图从其它社会科学中寻找能够解释这种遵从差异的答案，比如纳税人的道德感和社会义务感。税收遵从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通过研究纳税人行为，在税收管理中，主动对税制设计做出安排，达到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管理成本和税收流失，增加征管效能的目的；第二，对纳税人行为的准确把握，了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关系，减少征纳双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减少摩

4、擦；第三，研究纳税人遵从理论，有助于尊重和保护纳税人个体利益，改变我国目前纳税人在行政关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转变过去过于强调行政权而相对忽视纳税人权利的状况。因此，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研究税收遵从对我国税收事业是有意义的。二、国外研究概况税收遵从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是以研究偷逃税为起点的。阿林厄姆和桑德姆在1972年建立了-模型，其两大理论基础是贝克尔（Becker,1968）关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和阿罗（Arrow,1970）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后来的斯里尼瓦桑又提出了预期所得最大模型，构成了国外对偷逃税研究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国外学者又对这两个模型不断加以扩展和检验，

5、例如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增加某些影响因素，研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模型与现实情况更为接近。国外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引入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例如，将心理成本或耻辱成本（stigma cost）加入效用函数的模型研究，可以很好地用预期效用理论解释诚实纳税人的行为。但模型的假设条件放宽，模型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使模型的预测变得模糊。另外，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动态结果，将强制执行政策作为一种影响个人决策的外生因素，而事实上税务当局完全可能根据纳税人的行为做出相应的策略改变，同时纳税人可能受到其他人逃税的影响。解决这些难题的可能方法是借助经验研究，但这也存在着缺乏有关遵从程度真实

6、情况的障碍，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Clotfelter、Witte和Woodbury比较好地利用了IRS的TCMP数据，但在下一章中会提到，TCMP的数据也有其局限性。问卷调查和税收实验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来源，这些研究非常有趣，但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值得怀疑。在对逃税者行为的分析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遗漏了遵从成本。由于遵从成本的数额并不小，对纳税人的逃税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税收遵从研究的模式主要有：一是基于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的理性的经济决策模式，二是基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和其它心理学的理论模式。研究的主要

7、内容包括：纳税申报和逃税的决策，税收遵从的成本与分析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国外的研究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严密的数学推导建立模型，并重视实证分析的方法，整个研究体系比较完整和科学。随着研究的深入，税收遵从已从研究单个纳税人到多个纳税人，从静态的单个阶段到动态的多个阶段，从假设信息完全到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从假设纳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到考虑社会因素，这些研究正逐渐接近现实情况，但由于效用函数的描述和心理成本的量化存在困难，政府、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关系复杂，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不可否认，国外的这些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结合得并不紧密，而且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为

8、主，侧重于对个人所得税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国内对税收遵从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当然，最近几年已有改观，尤其是梁朋和贾绍华的博士论文，对税收遵从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了阐述。李胜良的纳税人行为分析也对税收遵从做了独立成章的研究。而且，陆续有人将国外的税收遵从理论介绍进来，并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不过，这些研究以经验总结居多，缺乏比较系统和严谨的研究。本文将介绍国外研究税收遵从的四个主要理论，以及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可以加以综合考虑和运用的。三、基本理论（一）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期望理论

9、是丹尼尔卡恩曼（D.Kahneman）与他的合作者特维尔斯基（A.Tversky）提出的。他们成功地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人类决策具有不确定性（或系统不一致性），即人类的决定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期望理论提出了人类行为的确定性效应、表述性效应、参照水平和分离性效应。确定性效应指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例如在以80%的概率获得200元和以100%的概率获得100元之间选择，期望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假如税制简明易于遵守，并且逃税的社会威慑十分强大，风险收益对比鲜明，纳税人就易于做出遵从税法的选择；反之，如

10、果税制繁琐且存在漏洞，不规范的制度使纳税人无所适从，甚至守法也面临一定的风险，而此时若社会逃税成风，并且逃税的风险很小，纳税人极有可能选择逃税，因为纳税人更愿意接受确定的结果。表述性效应是指决策如何受到表述（Framing）形式的极大影响。对同样的境况因表述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引导纳税人关注问题的不同方面，最终做出不同的决策。例如，与理性的财务观念相反，纳税人可能将预提所得税视为费用，而在汇算清缴时将补交的税款视为损失。如果纳税人的心理承受点仅限于补交的税，而不是整个应纳的税额，期望理论的应用得到了证明。人们在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不一定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

11、，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分离效应可以说明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赢利会增强人的风险偏好，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逃税者在前期屡屡得逞，会助长其风险偏好，重复逃税行为，相反，如果凡伸手必被捉，逃税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逃税现象会受抑制。包括风险偏好的假定在纳税人行为模型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假定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期望理论对此给出了指引，将纳税人归结为在面临获得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偏好风险。期望理论提出了参照水平效应（re

12、ference-level effect），即人们根据价值函数进行决策，价值函数被定义为相对于福利参照点的福利变动，反映期望结果与人的满足之间的关系。期望理论还提出了敏感性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作为人类认识的最基本特征，敏感度递减意味着距离参照点越远，边际差异越小。例如10元与20元的价值差别看起来大于100元与110元的价值差别。个人效用函数随财富量的变动，离参照点越远则越平坦。近来美国几位巨富上书国会强烈反对政府减税，其出人意料的举动或许可由敏感性递减得到部分的解释：普通纳税者处于较低的财富量区间，个人效用函数的边际差异相对较大，对税收增减引起个人财富的增

13、减十分敏感，而巨富者处于很高的财富量区间，其个人效用函数的边际效用差异较小，对税款支出增加不敏感，因此他们出于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反对减税。（二）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威慑理论研究惩罚对非法或非期望行为的威慑作用。Grasmisk和Scott指出，惩罚有三种形式，法律制裁（国家的强制惩罚）、社会歧视（群体的惩罚）和罪恶感（自我惩罚）。威慑可以分为两种：一般威慑和特定威慑。特定威慑指个体的犯罪行为受到实际制裁的威慑作用。在一般威慑的范畴中，Gibbs（1973）探讨了绝对威慑（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和限制性威慑（对个体违反次数的限制），限制性威慑的另一种形式是局部威慑（part

14、ial deterrence），是Cramer（1978）提出的对犯罪程度较轻行为的威慑。大多数的税收遵从研究采用了一般威慑的概念，但有一些研究则关注税务当局与纳税人的接触，这种接触可以作为特定威慑的替代。通过研究调查得到的数据，Scott和Grasmick发现偷逃税与逃税者对相应惩罚的理解存在强烈的关联，Tittle、Scott和Grasmisk研究了逃税与惩罚威胁之间的关系，发现当惩罚的威胁提高，偷税的倾向降低。国外的研究还发现威慑对那些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犯罪（如偷税）的影响大于自身有危害性的犯罪（如谋杀）。这为惩罚是反偷税的有效措施提供了依据。但是，Tittle认为，正式惩罚对违背道德观

15、念的犯罪的作用很微弱，而非正式惩罚与自身有危害性的犯罪的关联度要高一些。研究表明了这种迹象，而非结论性的。一般威慑理论与税收遵从有关的一个分支是抵消理论（Neutralization Theory），它研究的是当个体面对事实时在多大程度上减轻自身的感觉。犯罪感阻碍不合伦理及对他人有害的行动，但人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减少罪恶感的阻碍，即产生了抵消作用。以威慑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必须考虑抵消理论的结论。这种事后犯罪感的减轻导致的认知上的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检验。威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衡量可能的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框架，而且其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与其它违规行为对比的新视角。（三）认知结构理论（

16、Cognitive Structure）遵从研究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税收遵从的态度影响意图、这些意图最终影响纳税行为的假定，但在税收遵从决策的研究中并没有对这些重要而基本的假定进行检验。尽管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得到比较肯定的结论。这种态度-意图-行为的关联对评价税收遵从研究的有效性是很关键的。因为对从纳税人态度和自行申报行为的两个方面研究不遵从的有效性存在疑问，Yankelovick、Skelly和White（1984）调查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行为及其态度。他们在声称，纳税人对纳税事实的理解与自行申报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加强了两个假设：对纳税人的行为评估要面对大量的不足额申报

17、；纳税人的态度影响不遵从行为的选择，这种考虑可以使对不遵从的评估更接近现实。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概念与税收遵从研究联系起来。不幸的是，除了Yankelovich等人的初期工作，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Bagozzi（1981）研究了捐血的意图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联系，提出证据表明，态度是一个有解释力的因素，但这也带来了态度是否是一个行为的决定因素的问题。而且，Bagozzi强调，这一发现只适用于特定的场合，即捐血。（四）代理理论（Agent Theory）代理理论研究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努力运用技能以谋求委托人的利益。代理理论认为，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委托代理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委托人与代理

18、人订立或明或暗的合同，授予代理人决策权并代表其从事经济活动。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交易双方拥有的关于交易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其中代理人相对委托人占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对各自在交易中的占有信息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这种在相关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使合同不可能是完全的，必须依赖代理人的“道德自律”，这一风险称为“道德风险”，因为代理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可能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尽管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用于分析管理人与所有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税收征纳关系也可看成代理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的主体是征税人与纳税人，征税人不可能了解每个纳税人的工作能力和收入，纳税人占有信息优势。在不违法或不被发现违法的

19、情况下，纳税人会花费较小的费用以换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国外的学者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税收代理的行为，因为在纳税人与其税务代理人（如聘请的注册会计师）之间，显然存在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纳税人与税务代理人、税务代理人与征税人。另外，一些相似领域的先行研究（如审计人员、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为代理理论在税收中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起点。四、研究方法税收遵从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改进。众多学者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下面的表列出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因为采用方法的局限，不足以支持其目标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一）调查法（Survey Res

20、earch）调查法通过选择样本人群，调查人群的信念、观点、态度、动机和行为，以了解人群中这些因素的分布状态，或者寻找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获得调查信息的方式有当面采访、邮寄调查表、分组讨论和电话访问等。调查法的关键是定义目标人群并选择能够代表这一人群的无偏样本。了解群体的特征对评估样本的代表性非常重要。表 税收遵从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概况作者/日期年龄性别（女）教育收入水平源泉扣缴职（地位）群体影响伦理公平复杂性IRS接触惩罚查获概率税率其它因素调查法Spicer, 1974+所属党派Vogel, 1974（FRN）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倾向Minor, 1978Mason&Calvin, 1978地

21、区，种族，所属党派，对政府的信任Song&Yarbrough, 1978CSR（Aitken and Bonnevile）,1980种族、税务当局的服务Grasmick & Green, 1980Tittle, 1980种族、对当地政府的信任Westat, 1980（a）税务代理，纳税人的相关知识Westat, 1980（b）税务代理、对政府的信任Hotaling &Arnold, 1981纳税人的相关知识Richads & Tittle,1 981Scott and Grasmick.1981Grasmick and Scott, 1982Warneryd and Walerud, 1982

22、（FRN）对经济状况满意度，财政知识Furnham,1983（FRN）工作伦理观Groenland and Van Veldhov en,1983（FRN）控制地Grasmick, Finley, and Glaser,19840 +Mason and Calvin, 1984非正式惩罚Thurman St .John and Riggs, 1984罪恶感的消除Yankelovich, Skelly & White,1984Wallschutaky, 1984（FRN）与政府的交换关系税收实验研究Schwartz & Orleans,1967地区Rriedland, Maital & Rute

23、nburg, 1978（FRN）惩罚与查获概率的对比Spicer & Becker, 1980-Friedland, 1982（FRN）惩罚强度与查获概率大小的信息准确性 Thomas, 1982信息的准确性Chang, 1984表述方式Jackson & Jones, 1985惩罚与查获概率的相对强弱Milliron, 1985 Hero, 1985Kaplan & Reckers, 1985逃税经济动机的普遍性，社会影响，逃税者的道德观分析模型法Allingham & Sandmo, 1972Scrinivasan, 1973Yitzhaki, 1974Cowell, 1985（FRN）+-+Relinganum & Wilde, 1985回归模型法Mork, 1975（FRN）Clotfelter, 1983Cox, 1984Madeo, Schepanski,& Uecker,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