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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战端既起，而始终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以取大败。非伊藤之侥幸而言中也。中国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于天下矣。又岂惟分为十八国而已！”列

2、强对待清朝的政策：既打击、又扶持利用。清朝对列强：既矛盾，又依赖。 不同的结局：20世纪初，日本一跃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中国定格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愈益内忧外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被邀请出席重大国际会议（其他4国是美、英、法、意）。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青岛却被从德国转让给日本！“世纪天问”:为什么原来起点差不多、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两个国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各自的命运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根子在于各自的制度条件和制度选择大量吸收来源于外国的事物（全盘吸收），同时又极力把它变为本国制造（吸收再造），这是日本获得吸收外来文化成功的重要原因。“全盘吸收”与“中体西用”日

3、本“全盘吸收”：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全盘吸收。中国“中体西用”：在军事装备生产、民用品生产、政治制度改革、思想文化，科学、民主各个 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什么一个全盘吸收，另一个挑挑捡捡呢？要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找原因。日本文化吸收的边缘洼地；善于吸收学习外来的东西，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从历史上长期学习中国，到近代转变为学习欧美，日本人只不过是更换了文化的来源地而已，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文化扩散的中心高地；中国对于外来文化，虽然不能说没有包容的胸怀，但这种包容往往需要艰苦漫长的冲突磨合。佛教就是如此。在文化上、经济上，中国要么认为不需要向外学习，要么

4、认为只需要单方面地向外传播。鉴真六次东渡即是。除了佛教,中国基本上是文化净出口国. 对于满怀中华文明优越感、习惯于“好为人师”、喜欢居高临下谆谆教诲别人的中国人来说，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别人学习，还需要经过一定的痛苦的认识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往往伴随着从自大自卑的否定之否定的转变。“吸收再造”与“拿来就用”日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简单地拿来就用。事例之一：技术1866年，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而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意大利使节阿尔米尼扬在其回忆录中说：“江户已能制造步枪。这种步枪在一切方面与欧洲最优良的步枪相比都不逊色。”但中国还不能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为什么呢？他说：“日本的匠人既聪明又勤勉，看到优良的物

5、品，不亲手制造出同样的物品决不罢休。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然大大地胜于中国人。中国人轻视欧洲人，所以也无法了解西方文明在物质上优越的原因。“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枪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行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日本消化、再创造的事例：日本刀、瓷器、步枪（1543年传入日本，不久就在全国各地广泛生产）、轮船（1853年佩利入侵时，日本人第一次见到机器轮船。3年后的1856年，日本人就仿造出了轮船）、现代的产品（汽车、家电、数码制品、卡拉OK）事例之二：制度阿尔米尼扬比较中日海关制度：“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不一样，海关的管理人员不录用外国人。中国认为

6、海关长及其属下的港湾长的职位由西方人充当更为有利。在中国，港湾长的工作和税务工作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吨税和进口税的征收、以及有关船舶进出情报等业务能顺利开展。中国政府就是这样自己不太操劳而征得税收。不过，这种方法对于勤劳而且对自己的权益敏感的日本人不适用。横滨、长崎、函馆等港口的奉行，在领事等的协助下，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方式。领事在船舶到达24小时以内提出载货清单。许多日本官员来到港口，确认没有进行走私贸易。他们进入船舱内，任何检查都仔细认真。事例之三：教育教育发达，是日本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乃全世界的共识。日本教育的普及，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幕府的

7、学问所：主要教学内容：儒学、荷兰语、西洋技术（医学、航海、军事技术等）。当时，荷兰语和用荷兰语记载的科技等，被称为“兰学”。藩的学校：课程基本上与幕府学校相同，以儒学为主。许多藩学校在明治维新后被改造成新的教育机构。新旧对接。民间的学塾：是一些有学问的学者私人开设的学校。老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教授儒学、国学（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之后成为国家主义的基础等）、外语（荷兰语、后来又增加了英语）、医学、自然科学、技术等。有教无类，培养大批杰出人物。寺子屋：面向儿童教授读、写、算的私塾。幕府末期，全国共有寺子屋1.5万余所。遍布城乡，大大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江户时代教育的特点：教育普及程度高，受教育的

8、人数比例大；教育内容丰富，尤其是兰学，使许多日本人较早具备外语能力、科学技术知识；不是官方推动,而是放任自流政策下，民间热情之结果。在欧洲，教堂是社区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明治以来，各村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是小学校。即使在东京，从战前一直到经济高速成长期，市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当大部分也是小学校。而且，致力于中小学校的校舍建设，博得热心教育的好评，至今仍是当选市、町、村长以及市、町、村议会和国会议员的重要条件。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重视教育呢？（中日教育对比）最重视本国学历。最崇拜外国学历。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教授说：“现在中国重视外国学历的思想之深，使我们日本人看了吃惊！日本的教育属于“能力型

9、”；中国的教育属于“功利型”或“考试型”。日本人普遍在思想观念上把受教育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吃饭穿衣服一样，不可缺少。其功能是增强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并不具有特别具体的目的性，并不关注所受的教育是否有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为了选拔官员，所以教育的内容也围绕考试运转。只有可以考试的学问才是学问只有考试的知识才有用。由于考试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所以只有优秀的人才可以受教育。或者说，教育是为了考试选拔，所以只有可能在选拔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有资格受教育。中日教育的反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它使我们明白了，教育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人力资本的重要价值。日本的经验表明，教育不仅不是经济发展后才可以发

10、展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根源。教育，不应是国家有了钱才来搞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日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两国制度的不同走向，进而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结局。“殖产兴业”和“洋务运动”的比较 “殖产兴业”和“洋务运动”，分别是中日两国为发展工业化而采取的行动。同源:在业态上，都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在经营主体上，最初都是国营（官营）。殊途:日本自1880年代后实行了民营化，中国一直官营或官督商办。异果:日本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初步实现工业化；中国的企业始终受封建官僚控制，“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日本的政策：日本的“殖产兴业”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国营为核心，第二阶

11、段以民营为核心。1、军工优先和国营政策明治政府：“如欲免遭中国的命运，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现代化的陆海军。那么这支现代化武力的创办和维持又凭靠什么呢？主要是凭靠重工业、机械工业、矿业、造船业，一言以蔽之，战略性工业。为挽救民族危亡、赶超欧美，优先发展军工为中心的重工业，有很大普遍性。但“殖产兴业”的业态并未一直局限于重工业，而是同时发展起了很多民用工业。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是不同的。国营工业的直接管理机构：工部省（1870）、内务省（1873）工部省的业务：设立引进技术和技术教育机构；监督和管理一切矿业；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负责机器制造、以及冶炼铸造各种企业所用的铜、铁、

12、铅等矿物原料。第一批国营重点企业：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兵器厂、板桥火药制造所、横须贺造船所、小野滨造船所、兵库造船局、长崎造船局、品子玻璃制造所、富冈制丝所、爱知纺织所、王子制绒所、札幌葡萄酒酿造所、札幌麦酒制造所等。政府专门成立矿山局，专门负责国营矿山的开矿事业。2、国企民营化和鼓励扶持民企发展的政策 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工厂处理拍卖简则”，把国营的除了部分兵工厂之外的工厂、矿山，逐步卖给一些有实力的、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政商”）。1881年，明治政府新设立农商务部，专职领导振兴民营产业。国企民营化，在日本经济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日本政府干预经

13、济的政策，从国家直接经营，转向依靠政策、法规、金融等手段间接干预，从而为激发民间活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由此产生了一批至今仍在日本具有巨大影响的财阀势力。自明治时代的国企民营化以来，日本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民营企业的强大活力。没有国企民营化这个转向，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这种活力。3、为什么会发生政策转变？明治政府当初开办国营企业，就把其功能定位为“示范工厂”。不打算把所有行业都纳入国营的轨道。“示范工厂”的“直接着眼处，不在获得利益，而在于依赖技术上的成功，来移植欧美的产业”。目的是“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也就是树立榜样，以国营工厂作为效仿的典型，调动社会公众对兴办近

14、代工业的兴趣。大久保利通在考察回国后提出的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但追根溯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鼓励之力。为了提高国营企业的示范效果，明治政府曾举办了5次全国规模的“劝业博览会”。还有不少地方性的博览会，以介绍和推广新的生产方法。1881年农商务部的告示：“凡关于鼓励农工商的事件，官厅向来虽先导开创其事业，或指示其实利，采取种种的方法来加以诱导；不过现今事业渐渐的都开发起来，人民自身努力从事。”因此，要使“人民脱离依赖思想而增强和扩大其自勉力。”今后政府“转依赖法规公平不偏的来作适当的

15、保护”，而不再直接经营。国营企业严重亏损，造成财政困难。自由主义思想的压力。福泽谕吉：a.政府应该干什么？“随着世界之开化，弱小无力者亦可经协商制定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公理，为保护生命而设置机构，以此名之为国之制度。制度之本来目的，在于不论人之强弱智愚，均以保其生命之安全及私有财务为趣旨。故无谋过激之徒忌之，虽时或破坏此法则，然众寡难敌。遂以理制力，一定的制度得以施行。此即世间政府形成之本源。所谓政府，所以集人心为一体，以力达众人之意也。”也就是政府的作用在于协调国民生活，使之保持一定秩序。b.政府不应该干什么？“大凡政府之不可行之事，即使行之，其无益之处如下，即政府不可助国民之生计，劳动役夫工匠

16、之力，不可定其所得工资之多寡。又其为得到工资而劳动者，不可定其劳逸。所产衣食等商品，不可定其多寡。于其买卖之事，不可定其法，不可定其价。综而言之，政府于有关农工商之事，不应从旁议其是非。c.关于国营企业有人认为“人民皆无智无力”，所以应该由国家经营企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人民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智慧和能力”。“政府若为了富国，就不应作任何事情。然政府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 政府可以经营的，主要是铁路、电信、自来水等。另外，钢铁冶炼等“其利极薄，所费与所得短期内不能相偿”，目前也可以由国营。田口卯吉（著名经济学家、文明史学家，创办东京经济杂志，当过国会议

17、员）：a.“何谓劝业？是谓政府从事制造乎？此实际阻碍民间同种行业之兴起，决不能大胆劝业之目的。”在政府开始卖掉国营企业后，他甚至建议连军事工厂也要卖掉。b.“我日本政府曾经订购过的英法等国的造船厂都不属于民业吗？”“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伟大的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企业，其要义在于主张官营企业虽有垄断之弊，但其事业仍不应为民所有。”他举例说，民办铁路比官办铁路运费便宜，邮递公司比驿传局更为便利。指出：“对垄断之惧不在民业，而在官业。长期在兵部、文部、内务省等机构担任要职的西周（1829-1897）：“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只在于能辨别裁断国民的公事诉讼及是非曲直。然而

18、，在农工商之事上，政府总是处于其间，指手画脚这种做法，乃政治经济学之大忌。如此，不仅堵塞开国之路，其贻害亦深。应予尽快废止。工部省众官员：国营企业“费用甚多，损益得失不甚相等”，“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相抵，事业日益扩大。1880年11月，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在关于创建农商务省的建议中说：“今日之劝商形势，以农商管理也即广泛确立有关鼓励保护并加强农商事务的法律，为农商事务局的第一要务。而依据法律条文对农商事务加以正确引导，为第二要务。稍稍超越鼓励保护的范围，而自行开展事业，或贷与资金而直接干涉农商事业，或庇保数名农商，以其成效为他人模范，无形之中损害普通农商之利益。此类事态应一

19、律避免。今后应颠倒此种做法，仍以管理农商事务为主。中国洋务派的经济主张：“洋务运动”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官办、官督商办。这种原则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所以“洋务运动”一直是官营。“官督商办”一词，据说来源于李鸿章的心腹、买办出身的盛宣怀：“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1872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时也说：“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第一类意见民营论代表人物：郑观应（1842-1924），广东香山人。少年致力于科举，后放弃进入仕途，前往上海，成为买办，在宝顺公司、太古公司等外国大企业任买办，并升到比较高的位置。他不满洋人的利权，将产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洋务运动”，于是转入中资企业，

20、在李鸿章开办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任要职。但他逐渐认识到，依靠“洋务运动”谋求实业发展非常困难，同时又对辛亥革命持抵触情绪。所以辛亥革命后，他从实业界隐退。他所著的盛世危言，对中国、日本朝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郑观应批评官督商办企业，实质是“官夺商权”，“专擅其事”，“名为保商实剥商”。企业面临的处境是“既无商律，又无宪法，专制之下，而股东辈亦无可如何。”因而主张放开民营。他还主张由中国人担任税务司，收回被洋人占据的要职。针对有人认为“华人贪鄙，不如外人清廉”的说法，他反驳说：“如谓华人尽不如西人，岂十八省之督抚亦必将西人为之乎？最后，他的看法是“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

21、炮利，而在议院。”“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隆”。第二类意见官权必需论。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探花。1884年后，长期担任两广、湖广总督，是继李鸿章之后“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此他的思想，体现为政策。 张的思想，根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代表作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利权分离”人民求利、政府掌权。此权，不仅指政治上的权力，也指经济方面的管理权。为什么？张的理由是，由于人民都热衷于求利，“农愿蠲租，尚愿专利，工愿高价”，所以有必要强化官方权利。如果没有官权利的作用，就可能发生“妇不从夫”、“贱不服贵”的混乱。在企业中为什么要保持官权呢？在集资创办企

22、业时，唯利是图的人民往往会发生“藉招股欺骗之事”。如果没有官权，就不能对之进行惩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如果没有官权，企业的专利权就难以得到保护，不能防止其他企业随意仿造的行为。如果没有官权，就不能镇压工人罢工等。如果没有官权，就不能维护社会秩序，会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认为，投资者可以分得一定利润，但人事权、经营权，必须置于“官权”之下，由官僚独掌“商民若出资者，便可承认其若干利润。仅从重本抑末传统而言，已属一大发展。又如取缔经济上的不法行为及维护治安、禁止工人运动，除我等之外，谁可为之？故于企业之中，也应由我等执掌人事权和经营权，尔等取得应得利润则当满足”。实质：

23、只信人治、不信法治。几个行业的对比 ：航运业：1842年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放弃了对沿海运输的垄断；1858年天津条约，使外国进一步夺取了长江航运权；1860年北京条约，被迫把长江向外国船只全面开放。结果，各开放港口之间的水运量大增，随之而来海运也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据说，上海至汉口间的运费，每吨可获利40余两。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向垄断中国沿海航运的外国公司投资。例如。旗昌轮船公司的100万两资本中，1/3是中国商人的投资；怡和的137万两资本中，也有1/3（45万两）是中国商人投资。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说：“若由官府设立商局招赉，则各商行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1872年，设立了轮船招商

24、局。目的是使中国企业进入航运这个利润优厚的领域，回收华商资本。为了“稍分洋商之利”、以“求富”。这对于打破航运业中的半殖地地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得到了很多华商的踊跃支持，出资、委托船运。招商局顺利成立。外国资本轮船招商局极力打压，打价格战。例如，上海至宁波的运费竟比原来减少了4/5。虽竞争激烈，但在广大中国商人支持下，招商局发展非常迅速。1877年，竟然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一跃为最大的航运企业。当时各公司的船舶拥有量和吨位是：招商局33艘、23967吨，怡和13艘、1257吨，太古5艘、8361吨。招商局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此大好形势下，招商局为避免与外国企业进一步竞争，竟于1877年与外企签

25、定了“齐价会约”。内容如下：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公司共同议定主要航线的统一运价；出现新的竞争者时，三家公司共同对抗之；水脚收入、货源分配、各公司拥有之船只数及吨位数，由三家公司协议决定。招商局的这种向外国公司妥协、共同垄断航运市场的做法，不仅把本来可以通过竞争收回的中国国家权益又拱手让人，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和商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堵塞了中国民营轮船企业诞生的渠道。由于第三条的规定，就连招商局自己发展的空间也被堵塞。到了1893年，船舶和吨位拥有数，怡和增加了1倍，太古增加了3倍，招商局反而减少。日本自开放港口后，“沿海贸易专由外国船只承担，大规模运输主要依靠外国船只。”当时主要的外

26、国垄断企业是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收回航运利权，求助于一向在汇兑、金融领域拥有巨大实力的三井。三井也企图进入有利可图的航运业，于是1870年设立了一个半官半民的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政府把自己拥有的船只和从各藩接收来的船只租借给该公司经营。但连续几年，这家公司因为船只老朽，体制上又半官半民效率低下，经营不振。1874年，日本筹划侵略台湾，面临大批军队、给养等的运输问题。美、英等国对于日本侵略台湾表示中立，不提供支持。日本必须利用国内运输力量。但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对此项业务表现消极。完全民营的商会却非常积极。盐崎弥太郎上书说：“敢以弊社所有的汽船数只，以报国恩于万一。”

27、内务省顾问美国人李仙得向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建议，军需运输可以委托给私人企业承包，效率高且费用省。大久保于是将此事交给蕃部事务局总裁大隈重信负责。大隈经过权衡考察，决定全面扶持民营的三菱公司。三菱是什么来历呢？创办三菱并奠定今日三菱财阀和日本邮船会社基础的盐崎弥太郎，原是出身于土佐藩的下级武士。早年在土佐藩官营的商社“开成馆”担任下级职务，逐步积累了商业和经营经验。1869年成为大阪土佐商会的实际负责人。1870年，明治政府为废藩置县，禁止各藩独立开展商业贸易。盐崎弥太郎把原来的商会改名九十九商会继续经营。这一年，盐崎弥太郎从土佐藩租借了3艘轮船，开始涉足航运业。第二年，随着废藩置县，他又收买了一

28、批旧船，组成三菱商会。他宣布：“今后决然断绝官场之志，全力经营海运业。”由于三菱经营灵活，服务态度好，逐渐在竞争中发展起来。1874年底，三菱圆满完成了向侵略台湾运输军队、物资的任务，赢得了日本政府的信任。从此与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日本政府进而制定了扶持并依靠三菱与外国航运企业竞争、以收回航运主权的策略。政府的扶持措施包括：把政府花150万日元从外国购买的13艘新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1875年政府用32.5万元收购并解散了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政府买下后的17艘旧船，也无偿交给三菱经营。政府每年拨给三菱25万补助金，期限为15年。其目的是扶持三菱成为与外国企业抗衡的力量。这使三菱一下子成为拥

29、有近40艘船、18946吨位的大公司。当然政府的扶持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契约性质的“命令书”的形式下达指示。对于政府的意图，盐崎弥太郎积极配合。他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政府认为海运是我国最重要之所在，也是最欠缺之所在。政府现已把收复内外航海大权的重任委托于我，我亦将进取以承此重任。三菱最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竞争的焦点集中在横滨上海的航线上。为了给三菱施加压力，美国公司把横滨到上海的客运价从30日元降到8日元，横滨到神户间的运价从20日元降到5日元。凭借政府做后盾和补助金的支持，三陵不惜以每月亏损2万日元的代价与美国公司展开竞争。结果，三菱虽然损失惨重，但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损失更大。仅仅几个月，到1875年10月，太平洋邮船就撑不下去。三菱借助政府的优惠贷款81万美元（年利息2%、分15年还清），一举并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船只、以及在神户、长崎、上海等地的土地、房屋、仓库、码头、设备等资产。美国公司退出后，1876年2月，实力更加雄厚的大英火轮公司（大英P.O）开辟了香港、上海到横滨的航线，并同大阪的货物批发商签定了运输合同，也参与竞争。面对新的竞争，盐崎弥太郎作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再次降低运费，同时削减自己工资的一半、其他成员工资的1/3降低成本。当此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