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文档格式.docx

1、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之际”，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

2、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楚北汉口

3、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着。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

4、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

5、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扞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

6、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

7、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着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 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

8、、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同治元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同治五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同治十一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同治十三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光绪元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光绪二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光绪二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光绪六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光绪十三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光绪十三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光绪十五年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

9、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 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

10、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

11、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表118671889 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说明：18671872年为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从表1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 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表218651889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说明：18651872年为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

12、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

13、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三、张之洞督鄂与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

14、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 担。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

15、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

16、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

17、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第5165页。）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

18、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英国有利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英国丽如银行、英国阿加刺银行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

19、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

20、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汉

21、口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汉口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四、结语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

22、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着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

23、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