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Word格式.docx

1、老师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老师仅仅是一个职业，并不比任何人优越。我几十年来除了教书并无他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指引，把平庸人士引入聪明的境界。我在近二十年与巨赞法师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导处在聪明状态的人士走向智慧之路。智慧之路能不能被引进去，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聪明是有限的，智慧是无限的。聪明在耳、在眼，眼谓之明，耳谓之聪。通过耳听眼看，能够正确分析事物，得到正确的结果，此谓之聪明。智慧，即扫心。智慧的人会经常用一把笤帚清扫内心，使心智永远处在清明、明白的状态当中，故智慧境界，极其难达到。所以，我期望能够通过学佛、学道，再经由我的本

2、行学儒，从而用儒释道的方法，带领大家由聪明境界逐渐认识、接近智慧境界。在智慧境界之上，还有一重更高境界，据我对在座诸位的了解，起码有一两位已接近此境界，叫做“圣言量”。什么叫做“圣言量”？就是指佛的智慧，释迦摩尼佛的智慧、言语、见证以及给我们的开示，都是“圣言量”。举例来说，2012年12月21日号称世界末日，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认为就个体来说，末日天天存在，不是12月21日这一天，而是每天都存在末日，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对个体来说，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就世界末日与世界重新开始这个问题，若我们立于智慧境界、立于“圣言量”这个视角审视，本来

3、可以不予追究。所以，很多电视节目经常说世界末日是不科学的，这个问题不要用科学解释，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开始。一个智慧的人，早上起来读金刚经、普门品，为什么？为“立”。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早上要“立”起来，要努力工作，认真对待每一天，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打开金刚经，对自己说今天所作一切都不要想了，不要考虑了。倘若睡不着觉，为今天做错一件事而气恼，或者为赚到一百万而高兴，那我认为你还没有进入智慧境界，你只是在聪明的境界徘徊，所以正确地区分人的这四种状态，我认为是我们正确处事的前提。这些话作为我讲王阳明的前言。二、以史为鉴，立德立功立言的两个半完人在会前曾给大家推荐了四本书，一是王阳明所著的传习录

4、，二是论语，三是金刚经，四是道德经。论语、道德经、金刚经这三本书，我都研究很长时间了，四十年来，我大约没有离开过其中的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是论语，我自认为至今研习还不够的是道德经。王阳明的传习录是论语、孟子、金刚经、道德经的中和。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说法：“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有“两个半”，王阳明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诸葛亮，还有半个完人是曾国藩。诸葛亮是一介书生，以一己之力促成三国鼎立，为什么他不能一统天下呢？因为刘备，尤其是刘禅根本就没有当帝王的资质，所以诸葛亮也抱憾终身，未能兴复汉室。但诸葛亮能够三分天下，已是“立德立功立言”，诸葛亮从来功不震主，他知道，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司

5、马懿五路大军攻击蜀国之时，诸葛亮接连几天闭门不出，朝政大乱，人心惶惶，最后刘后主亲自登门拜访，适时诸葛亮手拄着拐杖在花园中赏鱼发呆，刘后主便在其后不忍打扰，等到时机叫声“相父”，诸葛亮回头一看，是后主，马上扔掉拐杖，匍匐在地。一个小孩子，一个伟人，足见诸葛亮臣品。后人将诸葛亮的文章、兵书、奏折编辑成诸葛亮集，其有两句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做“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诸葛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完人，然后就是王阳明。曾国藩为什么是“半个完人”呢？曾国藩家书是一部典范式的著作，历代领导人对曾国藩评价很高，他后半生在处理与洋人的关系上欠妥，所以史书认为他是“半个完人”。诸葛亮这个完人我们

6、今天暂且不讲，曾国藩这半个完人也不讲，今天就主要讲王阳明的心学。三、心学之起源王阳明的生平概况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1529年在江西南安去世，享年57岁。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到10岁的时候，王阳明父亲高中状元，此后王阳明认真学习，22岁成为举人，29岁中进士，在22岁到29岁这些年间，他潜心研究儒释道的学问，结婚当日，竟然为了与相谈甚欢的老道一同打坐而彻夜未归，可见其对道学研究之忘我。佛教的观点是人修行在三个境界中好修：第一个境界，病人好修；第二个境界，穷人好修；第三个境界，没有自由的人好修。因为钱多容易做坏事，而穷困不能；有病想做坏事，但无能为力。王阳明恰恰在中进士之后，因身

7、体原因回家休息几年，期间他精研道学，几次想去入空，但是还是不能忘记红尘。到31岁的时候，他开始精研佛教，与高僧论佛谈道，深入研究了儒释道学问。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7岁，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时年仅17岁，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把持朝政，嚣张跋扈，时人谓之“八虎”，王阳明因上书仗义执言，被廷杖四十后发配贵州龙场做驿丞驿长。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从儒学演变看心学地位一般认为，儒家有三变。孔子讲授儒学，孔子学问能够包容，具备治理天下、拯救人心等许多优点。秦亡汉兴后，发展到汉武帝，他为了给自己大权在握、唯我独尊寻找

8、理论根据，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董仲舒固定了“君权天授”理念。儒学从此以后才被当作唯一的治国学问，直至君主专政制度彻底结束。因此，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为一变；到宋朝有程颢、程颐二兄弟，加上朱熹的理学为一变；理学到王阳明心学又为一变。我认为，儒家应有四变：第一叫原儒，就是初始的儒家；接下来是董儒，把儒家便成了术；朱熹理学是朱儒；然后王阳明的心学。我认为儒家

9、到了现在，依旧没有离开这四变，依旧是以这四变来作为儒家的根本代表。儒家心学起源于陆九渊王阳明在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视为圣人，尤其是日本人把王学视为经世治国之学。在讲王学之前略谈理学，中心思想就是皇帝是天之子，认为君父合一。董仲舒把父亲和皇帝合二为一，孙中山把皇权思想和老师合二为一。朱熹理学认为，人类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公与私的对立，天理是公，人欲即私，天理是善，人欲是恶，合乎道理的就是天理，循个人私欲的就是人欲，朱熹认为灭尽人欲然后循道而行即为存善。但人心要完全服从道心有很大的难度，人心只考虑个人需要，不考虑是否合理，存在着这种矛盾。陆九渊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必须是从

10、人心入手，如果人心能够向善，能够自我约束，这人自然会存天理。陆九渊解释宇宙两字，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我们想到宇宙的时候，用心来形容，宇宙跟我们有无关系都只是与我们的心有关，万物具备于我心。陆九渊首先提出了心学，这在朱熹时代已经开心学之先河，可惜没有成功。王阳明心学之根基对陆九渊而言，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思想还没有跃出儒家之外，还没有跃出孔子之外，儒学认为佛家、道家都是旁门左道。王阳明为什么能完善发展心学？因为王阳明有三学之根，即儒释道。从唐朝之后中国的学问只谈儒家不谈佛学，就不全面，因为佛家虽是进口学问，但同儒家结合得很紧密。王阳明的思想严格遵循孔孟以来的正统原儒，在此基础之

11、上又融汇佛家，还有道家，甚至有兵家。所以王阳明以自己三学的基础创立了真正的心学。我认为，理学让人从明理角度考虑去恶存善，而心学是让人认识自己的内心，自觉地向善除恶，这是我给理学和心学的区分界线。王阳明对佛学认识很深，禅宗的认识抓住了根本，王阳明有一句话叫明心见性。禅宗如果学好是思辨之学，可以超越本身的思维。王阳明有句话：“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不是单纯的儒学，而是儒学与禅宗水乳交融的产物。 王阳明心学之精髓王阳明心学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知行合一；还有一个就是良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心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认为有且

12、只有“良知”是人之本性，人如果有良知，就可以判断善恶是非，向善去恶。一个人有了“良知”，再“知行合一”，我认为就接触到王阳明心学的门槛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为人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儒家讲 “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内里完善自己，达到正气凛然、不怒自威的仪表气度。作为一个领导没有威严，没有让人有望而却步的气度，那就是“内圣”没有修为好，其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良知”和“知行合一”没有一个很好的体会。四、心学之思辨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文案，他当时对荣辱得失已有深刻的认识，但对生死还没有悟透，为了更好地参悟生死之道，他命人以石制棺，坐在棺上悟道六七

13、日后，突然超脱意念，达到顿悟境界，他总结凡事欲深究就要跳出“事”之外。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道“圣人之道,我心自足”，在极度入静状态中就会找到“良知”。释迦摩尼说过，众人皆同，只是众生被尘土蒙蔽，而他拭掉了尘土而已。禅宗有一个关于六祖惠能和神秀的著名故事，五祖弘忍让其写偈子以展示修行所悟，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意思是把我们身体修炼成世上最干净的菩提树，把心修成像镜子一样明净，每天擦拭，不惹尘埃。六祖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比可以看出，六祖是大悟、是顿悟，他的境界是通过一生一世的践修所得，所以才能写出上述偈子。因此，没有

14、践修的基础，就不能理解六祖的顿悟，就像我们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习过程，就不能理解更高层次的学问。再举个例子，我六叔陈寅恪，他精通14门外语，有100万字著作传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学者。他出国留学18年，没拿一张文凭、一个学位。后来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院，需要组成四大国学导师，聘请到了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三者都是顶尖人物，但尚差一人，梁启超推荐了陈寅恪，为此还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

15、，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教授都来听他的课，因此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能够知悉圣人之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本性自足，勿需向外索求于事物之理。陈寅恪等大学问家，表面看似司职具体某一件事宜，实质在救心。例如，毛泽东上过战场吗？但他指挥四大战役，运筹于帷幕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毛主席如果不是救心，不是有自己的良知，不是有知行合一，试问四大战役怎能取得胜利？！“救心”在心学中叫“致良知”，就是说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内心都会判断对和错，但是出于私欲会压制内心的判断；致良知就是让我们坚持内心的判断，持之以恒就会让良知做主

16、。就某一件事而论，致良知能够高屋建瓴地给予我们指导。关于“知行合一”，举两例子，比如现代人要研究作诗，其研究诗的理论而不是研究诗的本身，这就是向诗中求诗，诗的本身在心，向心求诗。另一则例子是现代人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不向心求伦理；现代人把教育变成教育学，不向教育心理去求教育，从教育学中求教育；现代人把宗教体验变成宗教研究，不在宗教中体验宗教；现代人把智慧变成了学院派，去做学究；更有人把爱情变成了一纸结婚证书。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不明白良知，不能知行合一。当然，我们要伦理学，要教育学，要宗教研究，结婚证书也不可少，但是比如驾驶飞机的机长，把飞机开平稳、开好，这就是把心用在这架飞机上，而不必去向飞机的

17、事理当中去求心。所以，王阳明在五百年前把这些理论分为教条和心学，心学最根本的敌人是教条，教条的对峙者是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最有实用价值的是良知。孟子曾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无此四心者不足为人，所以王阳明的良知是建立在这“四心”之上，他的“致良知”洞悉了本源。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何谓也？王阳明心中有贼。贼在何处？即他既不是领兵的元帅，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圣旨让他去剿灭宁王。王阳明得把

18、心中的贼破掉，俗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于是他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接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首尾无法兼顾，只好回师救援，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上。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几乎是在王阳明的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诸葛亮曾说过“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用现代话来讲则称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有实际作用，在这次大战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王阳明一生中有“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曾国藩对“诚”的解释为“一念不生谓之诚”，实则从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中衍生而出。张载曾说：“为天

19、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此心者也即是诚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何为“亡天下”？亡一国之文化，亡一国之民族，亡一民族之民族心，谓之“亡天下”。亡一家一姓之江山，谓之“亡国”。海航也好，其他任何一个企业也好，要想做成百年企业，薪火相传，最根本的不是拼资金，而是拼文化。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以企业文化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企业的生命最多在五十至八十年。日本的索尼、丸红株式会社等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大企业的员工跳槽率非常低，这些企业文化中都有一种“家族主义”，视员工为家人，但不任人唯亲。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唯资本是图，并不唯

20、利是图，而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以自己的企业为“小社会”，以自身的“一社一会”为核心。当权者要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任何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核心之一。如果海航的企业家们能够从王阳明的实践当中吸取到这一点，那海航集团必定会更加兴盛。王阳明的心学实践，实际上是把“儒释道兵”等百家思想汇合成海，万法归一，将人们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能够把员工调整得做事高效，但能否调整得很正义还亟待考证。现代人都是从历史经典中去寻找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智慧的思想，并谓之曰“古人的智慧”。我的学院宗旨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个字，要求在学习古人的思想和古代的知识时，不违背今天的时代现实，在

21、学习现代社会的知识文化时，也不随波逐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在不纠缠于他人见识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存在；在不忘记自己存在的同时，又能吸收他人的见识。苏轼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猝然临之而不惊，不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王阳明认为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无一不能成大器，所以他一贯坚持孔子学生颜回说的“不迁怒，不贰过，不伐善，不施劳”。现在的人们应该安心于般若之上，各尽应尽之责任。般若就是命运，“命运”二字一动一静，“命”是定数，“运”是运作，董事长尽董事长的责任，员工尽员工的责任，要把心安在般若之上。梵高说过：“化欲为情，极致人生”。这个“欲”是指朋友、亲人之间的欲望。比如对父母就是孝顺他们的欲望，如果不把这种孝的欲望化为孝顺父母之情，非孝也。把对父母的孝置于情上，才是真孝。对自己家人好，对他人家人不好，是自私。所以孔子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如果“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能恪守自然道德，心智又能极端自由，是圣人。成为圣人有两个前提，一是能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人生，二是能自觉地改造社会，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改造自己、改造社会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