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Word文件下载.docx

1、1948年，一些相关学者和图书馆员聚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亚特兰大年会上讨论有关议题，虽然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最终掀起了一场共同商定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使过去60年里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东亚图书馆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成长。这次图书馆的发展是紧随战后北美东亚研究的扩展而开始的。在这之前，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那时称远东）的课程，但是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对东亚进行全面研究是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太平洋战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朝鲜战争让北美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在世界变局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文明有更好的了解

2、。所以拥有充分的基金和政府支持的各个大学扩大增加了东亚教学和研究项目。6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东亚研究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最大规模和最广泛的。伴随这场学术开拓的就是图书馆资源的建立，虽然早在二战前已经有些美国图书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于1869年，耶鲁大学于1878年，哈佛大学于1879年，伯克莱加州大学于1869年，康纳尔大学于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于1920年，普林斯顿大学于1926年，芝加哥大学于1936年）开始收集东亚语言的资料了，但在1945年后，他们才经历了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一些大型的图书馆，比如密歇根，斯坦福（拥有合并前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华盛顿，

3、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建立的，而其他一些，像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各大学中新的东亚图书馆的建立，采购、编目和人员问题成为共同课题，这就是1948年亚特兰大会议召开的原因，大家都在寻找合作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办法。会上做出了建立一个非正式机构的决议，命名为全国有关美国及国外东方图书馆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the U.S. and Abroad），来探索实现该目的可能途径。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会上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采购、编目和人员培训，虽然现在的背景与60年前

4、相比已经不同，但这些问题至今仍为大家所关注，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它们。这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建设馆藏、提供服务。始终如一，改变的只能是完成任务的方式。这个非正式委员会在亚特兰大成立一年之后，即1949年，由东方图书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取代，由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前身是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和ALA赞助。图书馆和学术团体建立一个官方组织来解决美国东亚图书馆馆藏的问题，这在美

5、国图书馆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新篇章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联合委员会的构成看出，会员中3名由远东学会指派，3名由美国图书馆学会指派。前者代表为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 Hummel）、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日文组组长清水治（Osamu Shimizu）和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伊丽莎白赫夫（Elizabeth Huff）。后者代表有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华纳G赖斯（Warner G. Rice）、爱荷华州立学院图书馆馆长查尔斯H布朗（Charles H. Brown）、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图书馆学院院长罗伯特B道恩斯（Robert B. Downs），而同属两个学会的哥伦比亚大

6、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霍华德林顿（Howard Linton）则担任秘书长一职。联合委员会在存在的三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是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卡片复制项目（Oriental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合作编目，而是一种目录卡片交换机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联合委员会1952年停止运作，但是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如果作为图书馆基本功能之一的编目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合作发展就不可能有意义。这促使ALA在1954在其编目与分类部（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vision）下任命了美国图书

7、馆协会东方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Oriental Materials），因为特别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远东语言图书上，所以1957年它更名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Far Eastern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由于其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委员会1958年更名为远东资料委员会（Far Eastern Materials Committee），成为ALA的一个常务委员会。同年，亚洲学会在

8、各东亚图书馆的敦促下，成立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CALRFE）。2 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的建立远东资料委员会的主席是侬雷蒙（G. Raymond Nunn）（后由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E. Hamilton继任），时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它的成员大多是拥有编目经验的大型东亚图书馆馆长，这个委员会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它和国会图书馆的领导之下，首次建立了一系列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这是该委员会和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整理委员

9、会（Orient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PC）1954到1958四年的紧张协同工作的结果，这两所机构制订了两个细致入微的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作者及书名编目规则（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及其姊妹篇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规则（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并对所有涉及东亚图书编目的条款做了修订，最终形成了这两个规则的一系列修订稿，经过ALA和LC的核准，被采纳为国家标准。它们于今天同样适用，经修改被收录进AAC

10、R II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这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当时不仅没有计算机，中日韩文书刊的编目也没有国家标准。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格式，遵循自己的规则，虽然许多选择使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也没有图书馆使用主题标目（少数使用分类目录），而且几乎没有影响较大的工作，甚至有人不同意用作者或书名作为主要检索入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委员会的成就着实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句俗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将

11、永远感激两个委员会为本专业所做的恒久贡献。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特别牢记侬雷蒙、露赛尔莫什（Lucile Morsch）、萨姆纳斯伯丁（C. Sumner Spalding）和查尔斯汉密尔顿对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侬雷蒙对待工作坚持不懈，吃苦耐劳，他以这种精神引导着特别委员会工作。露赛尔莫什和萨姆纳斯伯丁均曾以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部（LC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Division）部长身份依次担任OPC主席一职，他们敏锐而深刻，总是愿意迁就我们。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首席编目家，他有一种少见的能力，能发现看起来不相关规则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对东亚书刊编目的潜在

12、影响，他的论点常常暴露出我们对一些规则所含精妙之意的一无所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参与，规则的修订工作将会更加困难。然而，将修订后的规则采纳为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东亚图书馆编目问题的解决。实施应用是新的挑战，大家都希望共享编目标准的梦想可以最终实现。朝着这个目标出发，LC于1958年在整理部门下设一个远东部，由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负责，他后来成为东方部的部长，也是LC亚洲研究部（the Area Studies Department）首任部长。建立新部门的目的是开展一项东亚书刊合作编目项目，就像LC几十年来对其他语种的书刊所做的一样。不过很遗憾，这个项目并不像预期的

13、那样成功，主要因为需要将各成员图书馆的编目文件提高到非常严格的LC标准，而LC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项编辑工作，所以此项目被很快终止。尽管这项短暂的项目结束了，但是朝着合作编目努力的势头并没有完全消失，LC在其全国采购及编目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NPAC）下设立了一个日文办公室，这是上个项目的部分保留和另一种形式。NPAC的目的在于保证LC能够在全球各地充分收集到足够的现行书刊，并且公众能够及时迅速地获取和使用这些书刊的目录文件。NPAC在LC东方部日文处负责人黑田良信（Andrew Kuroda）的指导下对日文

14、书刊进行了数年此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可惜的是，由于预算原因，它被迫停止。NPAC日文办公室建立之时，曾讨论过在国会图书馆内部和外部开展类似的中文资料项目，也许可以在香港（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建立一个NPAC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个议题没有更加深入，那时的图书馆都将希望寄托在了LC上，各东亚图书馆觉得最好等LC为每个图书馆提出一个中文资料采购及编目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一致认为应该让LC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牵头，邀请了十二所主要的东亚图书馆和国会

15、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中文资料合作编目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定于1912年纽约，第二次1913年安排在芝加哥，第三次会议则于1914年在波士顿举行。首次会议上成立了中文资料合作编目专门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ing）来研究该项目的可行性。之后则主要围绕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商议：LC印制的中文目录卡片分配速度缓慢；LC出版的全国联合书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中没有任何东亚语言的资料，因此各东亚图书馆需要在编目上付出代价巨大的重复劳动。作为回应，LC提议编制一个新书目，称为中文合作书目（Chines

16、e Cooperative Catalog），它将涵盖各成员图书馆提交的所有卡片。LC的提议仍让人有些疑虑，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出版了中文合作书目，那么可能东亚图书将会被永久地排除在全国联合书目之外。这个问题被呈交给了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当时它为全国联合书目设置了一个子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便被解散。CEAL子委会继续探讨了LC的提议，但却没能在各东亚图书馆中取得足够的支持，后来问题便被搁置。各东亚图书馆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和国际共享编目计划的落实到位，这还多亏了科技为我们带来在线

17、编目、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RLG）和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的服务。3 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诞生如果在这里不提一下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合适的。在1967年前是没有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的，所有的发展活动是在各种委员会名义下进行的。上文提到的CALRFE差不多是个半全国性的组织，但是除了获得许多成就外，CALRFE没有明列其职能、成员要求或投票程序，它几乎是靠亚洲学会理事会所指派的主席一人运作的，主席还要负责定期出版简讯的工作。

18、这种安排并不让人满意，尤其当东亚图书馆的数目迅速增长。所以，在1963年CALRFE被重组，在主席之外，亚洲学会另指派7人成立行政组。在CALRFE1963年年会上，各东亚图书馆通过了新增行政组所提出的一系列规程，包括CALRFE的目标、职能和运行程序，同时也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规程也成为CEAL运作的基础性文件，之后几经修订，特别是1980年的修订指出所有CEAL的干事，包括主席、行政组成员，将不再由亚洲学会任命，而需经过选举产生，所有东亚图书馆都欢迎这次改革，并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东亚图书馆界所奉行。1995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

19、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仍称CEAL），隶属于亚洲学会。4 馆藏发展问题我已经提到过了，二战后许多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建立了新的东亚图书馆，这些新兴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需要与老图书馆略有不同，新图书馆须从零开始，而老图书馆的馆藏已经拥有了核心的基本资料，因此更有优势将注意力集中到现行书刊上。20世纪60年代，在从没有过东亚图书馆的地方建立一个新馆，尽管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问题就是缺乏新图书馆所需要的充足的旧书刊，尤其是中文书刊，而大多数图书馆的主要精力即在于此。而现行中文书刊的获取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当时

2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书刊是有限的，中国政府也不允许外国图书馆直接购买。每一本书都只能从香港或者日本采购。台湾的图书量也很少，出版商对于出口不甚积极，一部分出版商正致力于重印数百年前的木板印制品，而这正是美国新兴东亚图书馆所需要的。不过这些重印本只能大概满足台湾内部需求，出版商似乎也对海外市场视而不见。所以在1963年，CALRFE向AAS 呈交了一份提案，希望从美国图书馆的利益出发，在AAS赞助下于台北设立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目的是协调和重印美国中文研究界所需的绝版书刊。经AAS批

21、准同意，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图书馆资源协会（the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CLR）的承认，台北中心在1964年成立并开始运作。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艾文博（Robert L. Irick）被任命为主任，从那时开始，台北中心即后来独立的成文书局，重印了数千的绝版书刊，不仅帮助美国图书馆，也帮助收藏中文图书的国外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同时，现行中文特别是中国内地书刊，仍需关注。前文曾经提到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是不被允许直接从中国购买书刊的，只能与北京国

22、家图书馆进行交换。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出口，许多书目都没法获得，馆藏补给便十分有限，间接从香港或日本购买书刊充其量只能勉强替代。AAS适时建立了台北中心，努力去开发更多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书刊资源。隶属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身先士卒，希望大学中快速繁荣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朝着这个目标，JCCC认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机构是怎样处理来源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当代书刊，然后看看是

23、否可以从中借鉴。1964年我受JCCC的委派推荐去进行一项调查并提交了报告。调查的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和香港的重要中文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JCCC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24、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的帮助下以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慷慨解囊的支持下，于1968年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即中国研究资料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香港大学历史学讲师，也是香港著名的龙门书店（Long Men Book Company）的所有者余秉权（P.K.Yu）被聘为中心主任。另外，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资助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

25、s）使得CCRM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所学术出版机构。30多年来，现在的CCRM虽然独立运作，但仍是非营利性组织，在亓冰峰（Pingfeng Chi）的领导下，使全世界的图书馆都能有机会得到大量曾经难以企及的20世纪中国研究资料。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辅助机构，如果没有CCRM，各地的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在收集中国书刊时，东亚图书馆也得了美国政府重要和及时的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外国图书馆还不能订阅或购买中国国内的报纸，政府向国会图书馆开放了1947年到1957年之间约1200份这样的报纸。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完整，许多都残缺了（一些只剩下很少的版面），

26、但是这次开放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着重强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些刊物了（而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大量当地的报纸！）。1967年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向学术界开放红卫兵小报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量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取代了中国的正常出版事务，香港和东京的书商几乎不能提供其他图书，所以当一些再版的红卫兵小报在香港出售时，立刻成为畅销品。虽然大部分刊物很受争议，但它们却仅此一处地包含了政府档案信息和文件，这些新资源的珍惜和重要使它们一夜之间洛阳纸贵，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抢购，结果把价格抬得更高。JCCC（约翰林德贝克Joh

27、n H. Lindbeck时任主席）同国务院进行了接触，建议其考虑与学术界分享所有的红卫兵资料，国务院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邀请JCCC委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评估他们的资料，并裁定开放的资料是否会如希望的那样对学术界产生实在的帮助。JCCC找到了我而我也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检查了国务院提供的资料样本之后，我对它们的研究价值毫无疑问，并力劝马上开放这些资料。CCRM在1975年出版的20卷红卫兵资料中的大部分即来源于此次开放。政府和学术界的这种合作应该鼓励，另值得一提的是，之后CCRM 从其他地方收集了更多的红卫兵资料，并再版了共132卷对开本用于研究。这一系列的资料1975年（20卷）、1998年

28、（20卷）、2001年（40卷）以及2005年（52卷）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我已经详述了中文图书馆藏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最迫在眉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收集日文或韩文书刊的工作就简单轻松，实际上，困难也不少。一般来讲，获取日文书刊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可否获得，而在于价格，韩文的也是一样。从朝鲜采购书刊的困难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很类似，至少早期是如此。由美日友好委员会（Japan-U. S. Friendship Commission）和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的全国日文图书资源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

29、rdinating Committee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 NCC）和由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资助的北美韩文藏书联盟（the Korean Collections Consortium of North America）的建立，是美国图书馆日文和韩文馆藏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5 科技之于东亚图书馆20世纪60、70年，当一般的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在认真探寻利用技术手段去提高工作效率时，东亚图书馆仍被普通的问题，如编目标准，怎样集聚和扩大馆藏所困扰，自动化还远不在人们的视野中，也不在东亚图书馆的日程中。在1975年CEAL受邀向福

30、特基金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东亚图书馆研究的资金支持和优先发展事项”中并未提到新兴技术对东亚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错不在图书馆。当时并没有对北美东亚字符码进行过严谨的工作，计算机不能识别任何一种东亚语言，而1975年声明中所陈述的各种需要都是火烧眉毛，具有说服力的。同年福特基金会敦促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一个指导委员会研究东亚图书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成员如下：乔治贝克曼（George Bechman）主席，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亚洲学会教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赫尔曼佛斯勒（Herman H. Fussler）、马丁赖尔

31、森（Martin A. Ryers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杰出贡献教授；汉娜格雷（Hanna H. Gray），耶鲁大学教务长；沃伦哈斯（Warren J. Haas），哥伦比亚大学信息服务副主管，图书馆副馆长；威廉米勒（William F. Miller），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及副校长；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部长；吴文津（Eugene Wu），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指导委员会委托了一系列论文来指导这项工作，其中一部分由CEAL成员撰写，包括卢国邦（Karl Lo）（华盛顿大学）、钱存训（T. H. Tsien）（芝加哥大学）、万维英（Weiying Wan）（密歇根大学）、汤迺文（Raymond Tang）（伯克莱加州大学）、李学博（Thomas Lee）（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国会图书馆）、常石道雄（国会图书馆）以及吴文津（哈佛大学）。1977年，指导委员会做了题为“东亚图书馆：问题与展望”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