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Word格式.docx

1、打开书后发现，该书为雕版朱印，四周双边，版心白口，单 鱼尾，无行格，半叶 10行，行23字。细审全书内容， 分为经部、 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共 6部，6 部各为起讫，每部 卷端题名为大学堂书目，并且最后都印有如下题记：“以上 之书目大半均於己亥春到堂， 以后续添另行附刊。 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毫无疑问，这个“大学堂”以及书衣上墨笔题写的“京都大 学堂”应该就是京师大学堂，北京也没有另一个“京都大学 堂”。过去人不太讲究规范，意思对了就行。光绪二十五年是公 元 1899 年，己亥是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清和月是阴历四月，每 部最后的这段题记告诉我们，到清光绪二十五年（

2、 1899）四月，京师大学堂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藏书，而且也有相应的藏书机构，其负责人的头衔叫提调，当时的提调是李昭炜。查考由梁启超起草、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由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奏呈的谨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第六节这样写 道：“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 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 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即是 此意。近年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 陈宝箴在湖南设时务学堂， 亦皆有藏书。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拟设一 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 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 ”该章 程第六章第六节中

3、明确规定：“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 员”。第七章第二节还详载藏书楼提调每月薪水为五十两， 每年 合计六百两。 第七章第三节更是规定了藏书楼的经费开支： “建 筑藏书楼费约两万两， 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 购西文书约四 万两，购东文书约一万两”。吴晞先生撰写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 第 8 页则有 这样一段记载：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六月初三 发表了一条“京师大学堂奏派总办提调名单”的消息，其中谈 到：“管学大臣孙中堂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将大学堂总办提调开具 衔名，缮折奏派，兹将衔名开列如后：藏书楼提调一员，詹 事府左春（原文误为“香”）坊左庶子李昭炜”。查北京大学和中国

4、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 京师大学堂档案 选编第 44 页，孙家鼐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的奏折 的原文是：“詹事府左庶子李昭炜拟派充藏书楼提调兼官书局提 调”。由此可见，大学堂书目中于经、史、子、集、丛、西学 每部书目之后书写那段题记的提调李昭炜， 就是当时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的第一任负责人， 也就是第一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他 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底被奏派为藏书楼提调， 何时上任不晓， 但 根据大学堂书目每部后面的题记，至少第二年的四月仍在任 上。李昭炜，字蠡莼，祖籍江西婺源，落籍浙江常山县，清同治 十三年（ 1874）甲戌科三甲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户部右侍郎。 除了庚子事变时曾受联军辱打一

5、事，有关他的史书记载并不多 见。其著述未见著录，但在最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中， 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册光绪三十二年 （ 1906）李昭炜致仕后游览西 湖与朋友唱和的诗集湖上萍踪一卷。大学堂书目的体例是：全书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 部、丛书部、西学 6 部，每部下不再分类，直接著录藏书；著录 内容非常简略，每书著录书名、复本数以及每部书的册数，而且 用词也不规范统一。如江南局易本义书名下著录为“十部每 二册”，是说有 10个复本，每个复本有 2 册，所以总册数应该 是 20 册。而江南局诗经书名下著录为“十部五册”，没有 “每”字，但意思仍然是说有 10个复本，每个复本有 5 册，总册数应该

6、是 50 册。复本数量只有一部的，大多数著录为“一部XX册”，有的则直接著录册数，如汲古阁板史记书名下只 著录册数“十六册”。 不少书的复本量较多，如江南局相台五经有八部，校本史记有七部，大学衍义有八 部，作为大学图书馆的典藏，为了满足师生的借阅量，这些个复 本量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有些书的复本量过大，如御制资政要 览书名下著录“每部四册重刊五百部”，总册数达 2000 册； 弟子箴言 下著录为“三百部四册”， 总册数达 1200 册；御 制数理精蕴几何原本下著录为“四部三册石印一百部”； 算 学启蒙述义其下著录为“一百部每四册”； 小学集解下著 录为“三百部每四册”；天文揭要下著录为“五十部每

7、二 册”；天文须知下著录为“一百部每一册”；笔算数学 下著录为“三百部每二册石印一百部六册”； 代数备旨下著 录为“一百部每一册石印二十部每二册”； 格物入门下著录 为“三百部二部每七册”。 这样大的复本量显然不是全部用来典 藏的，很可能有些书买来是要发售给学生的。除绝大多数用“册”为量词外，个别还使用“本”。如历 代名臣言行录，其下著录为“八本”。个别著录内容涉及到版本，如江西局十三经注疏下著录 为“二部一百八十册，旧版二部，湖南版二部”（旧版和湖南版 的册数没有著录）；康熙字典下著录为“石印二部六册”； 御批通鉴辑览下著录为“十二部五十八册石印五部六十册”；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图下著录为“一部

8、十二册石印十部 六册”。当时的大学堂藏书楼有多少书呢？我根据这部大学堂书 目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列表如下：由于个别著录没有明确标明册数， 无法统计， 所以实际的册 数应该大于 44964册这个数字， 应该有将近 5 万册。这样一个藏 书规模， 并且初步编出分类目录， 其工作量绝不是四五个月的短 期内所能完成的。 鉴于此书目中李昭炜的题记写在光绪二十五年 四月， 可以推断， 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建设一定是在前一年也就 是戊戌年就开始进行了。即便如此，这个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 这说明，大学堂藏书楼最初的藏书建设工作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的。那么，这些书的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西文总教习丁

9、韪良在其所著汉学菁华：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TheLore of Cathay ）一书的 序篇：中国的觉醒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义和团焚烧翰林院 藏书楼， 将京师最丰富的图书收藏付之一炬， 将京师大学堂藏书 楼的藏书投入水中浸泡毁坏。 ”事实上， 京师大学堂在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期间，先后被俄、德两国军队占为兵营，图书、仪器设 备遭到严重损毁， 丁韪良将之完全归罪于义和团， 是一种想当然 的偏见和对联军罪责的推卸。 但大学堂藏书楼的早期藏书在庚子 事变中基本被毁，也许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建时，为了充实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清廷曾下令征集各省官书局所刻书到大学堂

10、藏书楼，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钤盖“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章”的许多书， 都是清末的局 刻本。但在这部 大学堂书目 中，虽也有江南局本、 江苏局本、 江西局本、四川局本、湖北局本等名目，但总量并不很大，且主 要集中在经部， 其他各部极为少见。 这似乎表明大学堂藏书楼最 初并没有大规模征集各省官书局所刻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钤 有大学堂藏书楼印章的局刻本并非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收 进的局刻本。又如大学堂书目中星轺指掌一书著录为“二部每二 册”，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该书 5 部，但都是 4册本，没有 2册 的。说明最早入藏的这两部星轺指掌已经不存了。那么，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收进的藏书有没有孑遗呢？有

11、 的。我们最近在古籍编目时就发现了这样一部书， 为我们讲述了 一个生动的故事。 这部书即 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 五卷，刻本， 1 册 1 函。该书的卷端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外，还钤有 两方大学堂藏书印， 右边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 左 边是“大学堂藏书楼之章”。为什么会有大学堂藏书楼两方不同的藏印呢？旧装书衣有 林传树、勤轩识语，揭开了这个秘密：“此编原为大学堂藏书， 偶于厂肆旧书摊上得之， 故仍交藏书楼加戳藏之。 预备科学生侯 官林传树志。”其左另有墨书小字：“编首两藏书楼图记，一旧印在庚子前，一新印系丙午收还后所记。三月廿七勤轩识。”其 下还钤有朱印“林传树印”。 两段题记字

12、体相同， 可见林传树与 勤轩为同一人， 勤轩应该是林传树的字或号。 丙午是光绪三十二 年（ 1906）。经查考，林传树系光绪二十八年（ 1902）壬寅科福 建乡试第一名（即解元）林传甲的胞弟。林传甲，字奎云，福建 侯官县人，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 1903-1906 ）任京师大学堂 国文教员，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著有中国文学史等讲义。林 传甲后来还与林传树合著有黑龙江教科新图一书。由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书衣上的两段题识可知，这部书 原本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 并钤盖有藏书楼藏章， 庚子事 变时流出，光绪三十二年（ 1906），被当时身为京师大学堂预备 科学生的林传树在厂肆摊上发现购下，随即交还

13、给大学堂藏书 楼，实属万幸！ 京师大学堂最初的藏书印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钤册图章”， 庚子事变后重建的大学堂藏书楼改用“大学堂藏书 楼之章”，所以就出现了同一部书上钤盖两种不同的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印章的现象。我利用“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检索本馆所有 古籍书目记录， 发现钤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朱文大 印的书仅有 9部计 44册。现将这 9部书列表如下。其中行军铁路工程一书在大学堂书目中也有着录。 可见，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收进的藏书并不是完全损毁了， 还是有一些保留了下来。由于我们仅仅是在 2006 年重新开始进 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未编书的大规模编目后， 才开始记录每部 书

14、的藏章印记， 所以大学堂藏书楼早期藏书的存留数量肯定要多 于上表所列的这 9 部，但确切的数量则有待于今后馆藏古籍重新 编目的完成了。在上述 9 部书中， 有一部书还提供了另外的线索。 这部书即 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卷首二卷，分装 28 册 4 函。其卷 端除钤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朱文印章， 还钤有“提 调骆监置书”一方朱文大印。 查北京大学史料一书 中所收录的许景澄呈报大学堂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份收支情况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也记载有这个“提调骆”：“藏 书楼提调骆九月份薪水京平足银贰拾伍两。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只设一员， 那么这个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在任的 “提

15、调骆”一定是第一任藏书楼提调李昭炜的继任。 这个“提调 骆”是谁呢？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 京师大学堂档案 选编第 44 页所录孙家鼐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的奏 折中，也有这样一段话“翰林院修撰骆成骧、 翰林院编修黄绍箕、 翰林院编修朱祖谋、翰林院编修余诚格、翰林院编修李家驹，以 上五员拟派充稽查功课提调。”沈弘教授在孙家鼐有话要说 一文中已经考证确切， 这个“提调骆”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绪二十 一年（ 1895）乙未科状元骆成骧。不过他最初担任的很可能是稽 查功课提调，第二年才继李昭炜之后担任藏书楼提调。骆成骧（ 1865-1926）. 字公啸，四川资中人，光绪二十一年 （1

16、895）乙未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国 史馆纂修、充会试同考官、贵州乡试主考官、广西乡试主考官等 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都督府顾问、四川 筹赈局督办等职， 1916 年任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校长， 1926年病逝，享年 61 岁。著有国文中坚集 六卷、清 漪楼诗存五卷、四音辨要四卷等书。骆成骧任职大学堂藏书楼期间，一定也积极致力于藏书建 设，否则不会专门刻制“提调骆监置书”这样一方印章。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一个 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 添购各种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 ，其中列举了 行水金鉴 等 400 余册大学堂藏书楼新购置的

17、中文书籍。 这个清册上所列书 目应该是骆成骧在其任上购置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 他的心血并 未完全付之东流， 钤有他的图章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还有一些保 留了下来，告诉给后人真实的历史。一部出版于 1899 年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目录， 9 部入藏于 1900 年庚子事变之前的大学堂藏书楼旧藏书，这些我们近年来 在古籍编目工作中发现的文献， 以及书上的相关文字记载和藏章 题记，无可辩驳地揭示了这样的史实，即：1）在 1900 年庚子事变之前，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已有两任提 调，第一任提调是李昭炜；第二任提调是骆成骧。2）在庚子事变之前，在头两任提调的主持下，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规模已经达到将近 5 万册

18、3）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虽然在庚子事变中遭到严重损毁，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幸存人间， 而且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的古籍书库中。更重要的是， 这些文献有力地印证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在 1898 年与京师大学堂同步开办的各种史料记载，充分支持了沈 弘教授的相关研究结论， 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年从目前认 定的 1902 年上溯到了 1898 年，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相应地，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也应该从 1898 年开始计算。如此说来， 2013年恰值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115 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附注： 2013年 11月 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接到北京大学党 办校办的书面正式批复（北京大学党办校办 / 内收文第 2789）， 校方同意北京大学图书馆呈交的 关于追溯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 时间的请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从以往认定的 1902 年上溯到 18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