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进步Word格式.docx

1、从历史的角度看，我想补充一点，当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似乎又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时，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更适合去解释这种转变。这并不是说冲突理论希望看到一个平稳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尤其充满了冲突，因为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相对广泛的物质条件的分配，这使得群体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同时还构成了冲突得以发生的又一个场所。冲突理论预想了这样一个未来：各种冲突军事的，组织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将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但是我想强调，冲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的共同点，并且它非常愿意采纳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些解释性发现。尽管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是分析的核心特征

2、，但它们往往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诸如佩里安德森（关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危机的分析，沃伦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动力学的分析和奥康纳（OConnor）关于国家财政危机的模型，都包含着许多对有关宏观历史变迁的普遍冲突理论有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这一边已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安德森明显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古代奴隶制度危机的理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则将资本主义放入到地缘政治学的框架中加以阐述，而地缘政治正是韦伯主义冲突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这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学最具创造性的努力已朝着新韦伯主义的方向前进。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当前另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黑格尔传统，甚至接近完全复

3、兴的德国唯心主义。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人类（species being）的概念，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对象化环境使人类与其本质异化了。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纲要继续受到关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在解释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动态方面发挥多大作用，而是因为他们是对现代社会做出形而上学评价的一种手段。冲突理论通常将这种分析视为是次要的，认为其偏离了对支配和冲突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而走上了歧路。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希望为其对社会的分析加上一种谴责，而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进行解释性的分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丢开哲学的党派性，以更深刻的智力努力对经验证据进行理论概括。冲突理论的范围从

4、某种意义上来说，“冲突理论”这个术语是有些不太准确的。冲突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于冲突的理论。正如我们提到的，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人和群体行为的理论，它解释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局部情境中为什么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呈现，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因而“冲突理论”比那些关于冲突本身的具体理论要宽泛得多。一种狭义的冲突理论是现今的一个经典理论流派，它由齐美尔开创，经科塞发展，它主要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体系中冲突的各种结果。另外一些这样的理论则将冲突看作一种结构扭曲，均衡体系之间的转型期，或者是个人社会化不足或行为偏差的情况。这些关于冲突的理论在广义上未必是“冲突理论”。冲突理

5、论是整个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总体性方法。冲突现象只是这种方法的一种戏剧性的表征，因为冲突本身就体现为分层结构、支配的强度以及使群体得以组织和动员起来（或阻止他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公开的冲突是相对罕见的；即使是军事战斗根据仔细的分析显示（柯林斯）也更多的是想办法瓦解组织纽带，而非真正的物理性破坏。冲突理论并不排除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甚至也不排除有关社会理想、道德情感和利他主义的理论。主要因为产生这种理想和情感的物质和组织条件的分布，使得个人能够主宰层级结构，或者使得群体能够形成并投入到有组织的冲突中去。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冲突理论没有将理想和道德视为不可分析的神圣之物，就像置身于社会学分析

6、以外的既定事实一样。恰恰相反，冲突理论家们阐述了观念和理想产生的条件，它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促成团结，何时通过提供统治以合法性来巩固统治，以及这些过程又是何时导致对抗甚至公开冲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用其关于智力生产的物质手段的观念为这种分析铺平了道路，这种分析现在不仅已经被扩展成一种对产生观念的所有组织条件的分析，而且还被扩展成了一种对所谓“情感生产手段”（means of emotional production）的分析。冲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反复出现在经验研究中的原则进行清晰地理论化和整理而得到发展的。冲突理论的经典形式主要是宏观历史冲突理论。通过对宏观历史模式的反思，马克思

7、、韦伯、帕累托以及其他学者被迫将注意力放到了不断变化的分层形态、政治派别和冲突、意识形态争论以及教条和道德方面的统治时期。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其实暗中也是冲突理论家，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描述的戏剧性的历史资料充满了斗争、派系冲突和分歧。当对分层的研究开展起来，并且当一幅关于分层的全景图明显地将社会切割开来，渗透进每一个机构并在现实中影响行为的每一个方面时，冲突理论便在社会学内部呈现出更为清晰明确的轮廓。毫不奇怪，组织分析也应在冲突理论的发展中逐渐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组织既是冲突发生的场所，也是统治和反抗所运用的主要武器。因而，韦伯在马克思之外又跨出了分析性的一步，他开创了一种研究组织形式的理论（

8、理想类型、科层制、世袭制），将其作为任何国家、经济或教会内部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与韦伯同时期的米歇尔，通过分析工会和政党内部的统治结构，开创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即研究这些结构本身是如何导致利益分化，并且由此又如何导致了围绕控制权而发生的至少是潜在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末，当拉尔夫达伦多夫明确地将冲突理论建构起来时，冲突理论是建立在对这种组织冲突模式概括的基础上的。当时的其他理论学家们也或多或少明确地将冲突理论作为一种普遍范式提出来（诸如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洛克伍德和雷克斯），他们都紧紧抓住分层的中心和层级组织的中心作为解释所有社会学现象的关键。我对冲突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这些宏观理论增加了

9、一个微观的层面。我尤其试图说明分层和组织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需要解释的现象：一是敌对、统治和冲突的模式粗略地说，也就是所谓的多维度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的微观层面二是将群体联结起来的团结的模式。我认为，通过对戈夫曼有关互动仪式模式的发展，这两种现象均可以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的表演中，前台和后台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动机和意识类型；另一方面，在同级的人之间由仪式交往活动（ritual sociability）所形成的团结，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和话语交流。我进而试图去说明，当人们谋划某些活动并且存在一定的物质资源的时候，围绕微观控制权所展开的斗争就会催生各种

10、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形式。既然组织是建构资本主义企业、政党、国家、军队、教会和几乎其他一切的砖石，那么冲突论的解释就可以前后一致地贯穿社会学的所有经验领域。因为这些原因，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大多数社会学理论路线相比，有更广阔的范围。各种微观理论，诸如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和交换理论，本身太狭窄了而不能成为整个社会学的一种解释；文化解释学立场也是如此，它让文化成为观察社会的唯一视角（arbitrary vantagepoint），它自己也不适合用来做解释。另一方面，冲突理论却在自由地进行着所谓的知识侵权：它非常乐意吸收那些为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综合模式提供很好基础的元素（比如微观社会学的元素）。它

11、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些借鉴来的东西必须能够维持一种以权力和财产、统治和斗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结构模式。冲突理论与其他理论立场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它特别倾向于经验研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冲突理论首先产生于对历史模式的反思，对分层和组织的研究。我自己对于冲突理论的贡献正是在于以戈夫曼、加芬克尔、萨克斯（Sacks）和谢格洛夫（Schegloff）的经验研究成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历史社会学的进步如果这些进步能超越对某些时期和事件所作的特殊描述而被加以理论概括的话构成了对冲突理论持续不断的养分输入。下面我将着重讨论这些最近的发展。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理论最主要的不同点就是，由于冲突理论与经验社会学有更紧密的联系，

12、因此它较少对理论本身的性质做元理论的思考。尽管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冲突理论曾与功能主义就理论方法的一般价值进行过抽象的辩论，但是冲突理论仍继续作为一种经验事业得到发展，而没有多少自觉意识。考虑到社会学的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之间越来越疏远（基于不同专业领域、职业组织、网络和学术期刊的制度化），在当今国内所有的理论阵营中，冲突理论是这一领域里站在经验这一边的。回顾我在开头就列出的冲突理论基本主旨：对支配、利益、用来控制和动员的资源以及变迁的片断性和冲突性本质的关注。这些主题在许多研究领域特别明显：它们主宰着政治社会学，包括其最近向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转向；社会运动理论，它对资源动

13、员、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关注延续了冲突理论的经典主题；职业社会学，其中的修正版的理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质上就是冲突理论；大部分的教育社会学；犯罪学的主要立场；以及对分层和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冲突理论的各种假设已成为无数经验研究领域的“标准科学”。凭借这种联系，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冲突理论的实质内容也继续发展。这篇论文的余下部分，我将着重阐述宏观历史社会学领域近来的发展，而宏观历史社会学总是冲突理论的核心领域。宏观历史社会学：曼的四种网络模式麦克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为宏观社会学的各个

14、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是一本历史解释性的著作，是计划要出版的3卷中的第1卷。它也包含着一种有利于捕捉宏观历史冲突理论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普遍分析模式。曼提出四种维度的权力：军事/地缘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这些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韦伯的三大维度（阶级、地位、权力）的基础上，将权力维度再细分为两个组成元素：作为外部的和强制性力量的军事权力，以及有着政党或派系存在的政治国家机器。曼指出尽管韦伯的“政党”或“权力”范畴的两个维度可能重合（理想类型地，在现代国家中），但是在历史上，军事群体也曾经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军队也可能与其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曼的

15、理论框架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范畴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范畴被概念化的方式。每一维度的权力都与现实中的一些组织相对应；它们同样都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具体地说，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社会网络。这样，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可能产生观念、情感和合法化的感觉，但这些决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范畴；在每一类型的网络中，无论什么被产生和被组织起来，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基础。战斗部队的组织，他们配备武器、通信联系设备和后勤供给，构成了军事网络；由那些千方百计控制国家的人和那些掌管一片地区、并以赋税的形式抽取其资源的人组成的各种组织构成了政治网络；由生产要素、分配手段和消费组成的组织构成了经济网络；那些能产生观念和情感

16、不管是以宗教运动还是教会、学校、本土文化渠道或大众媒体渠道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组织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这四种网络被建构的方式也构成了任何既定时点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组织。这些网络本身在广度和强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权力在其可以控制的地域范围上有差别（广度），但它同时在某一点上对人们所能够施加的控制的多少上也有所不同（强度）。举个例子，游牧民族袭击者的地缘政治权力范围有时可能特别广，但它却是零星的，且因此而强度很小。描述这四种网络中的任意一种的广度和强度将会向我们展示对任何历史社会情境的全面描述。更有意义的是，通过集中考察每一类型网络其广度和强度的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理论，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学家

17、的描述。曼进一步强调，这四种网络不仅在分析的意义上、而且常常在事实上是相互交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的。过去人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单元，且认为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前行，现在我们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也从线形进化（或者也叫循环）的简单社会变迁模式中解脱了出来。曼的观察视角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但却进一步延伸了它的逻辑。社会权力的所有维度都和“世界体系”类似，而不仅仅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地缘政治中。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在历史上不是均衡的；也不存在从组织从局部到世界体系水平的一步式跳跃。历史变迁就是不同网络的不平衡扩展。这不意味着历史是毫无

18、章法的混乱；我们没有受单纯历史学家的支配，仅仅描述狭隘的细节而放弃整体概括的希望。总的原则在于四种网络任意之一的动力学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既然四种网络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具体组合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本身是由一系列更紧凑和更确定的过程形成的，就好像化学元素表能够相互组合形成大量的分子，而这些分子则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历史。关于四种网络之间的重叠，曼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非重叠（non-overlap）本身导致了历史变迁。举例来说，当地缘政治网络比其他网络规模要大得多时，就会发生从军事上驱动的社会变迁。相类似的是，意识形

19、态网络（诸如基督教的传播或其他跨越现存国家和经济边界的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有时可能成为最广阔的网络和社会变迁的前沿。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网络可能会成为最广阔的网络（特别是由19世纪欧洲变迁模式过度概括过的那些情况）。另一个相关的原则就是，在各种不同时期，在社会变迁中存在着不同的前沿领域，这种或那种权力形式将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现出来。这里基本的一点是，每一种网络都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它将人们组织了起来。从冲突理论的普遍主题推断，我们可以说当一种资源能被某些行动者所利用时，它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而这些行动者就会用这种资源去发展出一种形式的分层。网络，换一种说法，就是行动者的权力资源。作

20、为组织形式，它们自动地将人们组织到各种群体中去。在那些结构中的一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受惠于资源，因而最乐意为组织工作，同时他们也愿意动用手段努力去维持其对那些资源的支配。而同样的结构性分配也能使另外一些人处于劣势或受制于那些资源的组织，因此感到不满。正如曼所指出的，权力网络在整个历史范围内的扩张是对人类所设的一种圈套（entrapment）。只要在地理上有机会逃脱，人们就会从网络中逃出去（正如曼在相当具有原创性的题为“史前人是如何逃避权力的”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当结构在生态上变得封闭的时候，局部网络无法避免相互影响；从一种权力中逃脱出来现在就意味着去寻找能建构某种与之对抗的网络的资源，而

21、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出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这种辩证法不断地继续下去。网络分析的意义曼将权力的组织结构描述为网络，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建构的机会。最近几十年，网络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一领域有点是一种“方法寻求理论”的味道，是对网络的形态和其中个人的位置做数学描述的一种方法。它包括对诸如向心性（centrality）、关联性（connectivity）、网络漏洞（holes in networks）和联系的多样性（multiplexity of ties）等特征的量度。尽管一般用于网络分析的资料在比较适度的范围内，但是这些概念可以应用于曼的四维网络，以更精

22、确地展示在各种历史情境中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能够陈述不同网络结构的原因和结果发生的条件并对其加以理论概括，是网络分析发展的重要一步。许多宏观冲突理论的研究为解释曼所指出的四种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动力学作出了贡献。此外，许多这些理论还指出了一种网络受另一种网络影响的种种方式。比如，地缘政治网络影响政治网络，而经济网络又是影响地缘政治结构的因素之一。这种历史研究构成了理论集合中的一面。在网络分析这一面，跟同样这些主题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地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过去一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家所忽视的领域，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着手阐述地缘

23、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包括：资源优势：幅员更辽阔和更富有的国家常常能在军事冲突中赢得胜利（肯尼迪Kennedy ）。这一原则随着时间的推进有累积效应，因为战胜国会吸收战败国的资源（柯林斯）。地理位置优势（geopositional advantage）：较少方向受敌的国家在军事上优于多方受敌的国家；这样“边界”（marchland）（外部）国家趋于不断强盛，而居中的国家则渐渐地变得四分五裂。过度扩张：超出一定地理限制的军事行动往往会使资源变得紧张，从而引发危机并且常常导致政权的快速崩溃（肯尼迪；路特怀克Luttwak；柯林斯）。这些原则如果被结合在一起，并被加以更为详细的阐述，将有助于解释国

24、家如何以及何时会扩张，如何以及何时又会收缩（同时请参见吉尔朋Gilpin ）。地缘政治的过程有一种结构自主性。这既是因为它们自身有一种累积效应，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之间的外部竞争都会影响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所可能遇到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对经济有一种自发的结构性影响（autonomously structuring effect）。这一点隐含在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尽管没有被明确地理论化），他的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中，霸权对核心国家通过控制边缘地区而从经济上获利的能力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此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网络到经济网络的因果联系。反方向的联系也是存在的，比如经济资源是形成地缘政

25、治权力的投入之一。但是，说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决定并没有使理论变得空洞。这是因为从地缘政治到经济有一种确定的流动（比如通过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而获得经济利益），反过来也是一样（投资于军事力量）；在任何一边（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有其他能在理论上具体指明的因素；这些效果发生的时间段也是不同的。于是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其间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其地缘政治的力量而获得经济利益（常常是相当长期的），但地缘政治过程本身却要变幻莫测得多，并且受到快速局势转换的影响。近来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对政治的影响。斯科奇波尔（Skocpol）的革命理论就特别强调地缘政治危机引起财政吃紧和国家精英内讧，进而为叛乱创造了舞台。她

26、的理论既有地缘政治的成分，也有国内政治的成分，因为阶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哪些被动员起来的行动者会真正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戈德斯通（Goldstone ）将这一逻辑概括为“国家瓦解”（state breakdowns）模式，其中既包括革命，又包括非革命成果的瓦解（诸如发生在中国明朝和奥托曼帝国的那些情况）。戈德斯通从因果关系这一面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说明军事紧张是如何与人口增长、征税能力和货币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而造成了国家瓦解的局势的。这一领域的另一部著作（道宁Downing ）则试图说明地缘政治通过军事动员而对民主政体结构或专制统治结构造成的影响。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以一种对国内政治的预测模

27、式结合在一起，也是可能的。地缘政治的原则（前文列出）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的权力何时会扩大而何时又会缩小，尤其会告诉我们由于过分扩张和资源紧张何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如果把韦伯主义的假设国内统治者的合法性随国家的权力威望而上下波动也考虑进来，那就可以推断，政党派别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事件（柯林斯 1986，14566）。当然这只是一种关于政治动力学的不完整的理论，因为有一些国内政治进程也会影响各种党派的政治性动员（大量存在于阶级和地位冲突的领域中）。但是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特别是战争、涉及国家声望的戏剧性事件，最重要的还有战败，它们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所有国

28、内事件的影响力。甚至十分严重的经济崩溃或者一次严重的文化危机（最有可能的是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宗教冲突），也只有在没有相同强度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对政治造成压倒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中的突出事件是影响政治权力流动的潜在结构。政治网络网络理论通常将权力理论化为资源依赖：如果某些网络位置需要依赖另一些网络位置获取稀有资源，那么后者就拥有对前者的权力（库克等Cook ）。这是一种形式的权力，它不仅在实验情境下可见，而且在政治党派间以及政治联盟范围内的交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验室以外的许多经验研究将注意力放到了描述性的问题上，问题涉及共同体中的权力结构，现在则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最有意义

29、的理论点在于说明组织而非个人是大规模政治竞技场上的主要行动者，组织的单纯数量和密度决定了什么问题将被摆上政治的议事日程，以及这些问题何时将成为政治行动的主题（劳曼Laumann和诺克Knoke ）。尽管这项研究被说成是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具体政策领域的一种分析，但是它的理论结构对任何足够规模的政治领域都是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形式并没有被资源依赖理论所涵盖。缺失的是对强制性权力特性的分析，在这种权力之下，一些个人被迫服从他人的命令，而不论他们因此而得到的回报是稀有的还是非稀有的。强制性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网络现象。暴力和武器的使用只是短暂的，强制性结构主要是通过威胁来发挥作用的；掌握武装军队的一线指挥者靠相互威胁来制约对方，而这种威胁是由一种命令结构来规范的。因此强权必须建立在我所谓的一种“执行联盟”（enforcement coalition）的基础之上（柯林斯 ；基本观念来自于席林Schelling）。谁将支配执行联盟；这种联盟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显示出什么程度的稳定、冲突和变化；这些问题要由一种有关权力的组织/网络理论来回答。我们从实验室实验得知其中的一些答案，这些实验研究主体对（一般是比较温和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