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Word文档格式.docx

1、说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了。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19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像以前一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

2、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二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可以说，日本是在战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日本各阶层所接受。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有着形同实异的一面，带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宪法，又有日本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日本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派阀政治”，这一点继承了战前日本政治的传统。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

3、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政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派事务，研究本派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调查会”等;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在一个政党内，一个派阀首领作为一名实力人物，培植自己的亲信，尽可能多地网罗忠实“子孙”，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阀集团，目的是千方百计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使这个组织坐稳政权的宝座。在日本“只要有三个人就能形成派阀”。派阀首领自己

4、对派系性质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派阀与政党的并容与互利关系。我认为，日本的政治还是以金钱促使产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属于有钱人的。一直以来关于日本的选举就有三大“神器”之说，即“看板”、“地盘”和“钱袋”。“看板”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地盘”指选区与行业，“钱袋”指竞选过程的经费。国会议员选举通常需要上亿日元的竞选资金，在这样的选举现实下，纯粹由个人负担整个选举经费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现任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投身于某一个“派阀”中，借助“派阀”的势力和依靠“派阀”的经济资助。而作为“派阀”的掌门人，如何大量筹措选举资金，也就成了该“派阀”性命枚关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在

5、这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外界把这称为“金权政治”。日本代议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标，政治结构的变化也是围绕如何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的。所以，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应有以下特点：1、 政党体制将由一极多党制向二极多党制转化2、 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主政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沦为在野党，但不到一年又实现了对政局的主导。直到现在自民党在议会的席位一直没有超过半数，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使人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自民党主导的构造改革趋于失败

6、，自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大，3、 选举制度的变化日本1996年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所以有利于自民党等大型政党。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党有生存的空间，但比例代表制为“灰色高官”的再当选提供了机会，丑闻缠身的自民党议员即使在小选区落选，也可以在比例区当选。在小选区有几个候选人时只要30%40%的选票就成为多数，可以当选。所以小选区产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选区。小选区制今后会不会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4、 自民党决策体制的变化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脱离政调会完全由内阁控制，加强内阁主导可以使自民党

7、迅速调整政策，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但此举遭到自民党议员的反对，能否成功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变化。今后自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抵制族议员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但目前来看，族议员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5、 构造改革对今后的影响实行小选区制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向中间政策转变。日本在社会经济总体崩溃的状态下，已经没有力量保护落后企业了，自民党面临政策转型的考验。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周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摘要】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

8、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政策;日本【中图分类号】C924. 243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129X（2008） 05 - 0003 - 06【收稿日期】2008 - 01 - 17【基金项目】本项研究得到北京大学“985”和“211”工程的支持【作者简介】周云（1959 - ） ,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面对人口压力时很多国家

9、都试图利用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整人口总量的发展。在诸多可控因素中,多数国家都将目标放在了生育和迁移（而非死亡）这两个重要的人口学要素上。当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不被一些国家所重视或开放时,生育就成为可依赖的控制人口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Weeks曾总结过控制生育政策的途径,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讨论的政策多为降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策,并不适用于人口发展速度已经十分缓慢的国家。根据联合国2006 年发表的2005 世界人口政策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的国家比例从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36%。认为生育水平过高的国家比例则从1976年的37%上

10、升至2005年的41%。在发达国家地区,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国家认为本国的生育水平过高。相反,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例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就是说,超过3 /5的发达国家已对低生育的水平有了强烈的感受。发达国家目前被与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人口问题所困扰,也就是生育水平过低、人口高度老化的问题。 3 如何鼓励国民生育,提高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这些国家追求的直接目标。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发达国家祈盼提高生育水平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现有资料,分析日本有关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的变化历程,政策的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对人口变动的实际影响效果。通过日本这样一

11、个代表目前世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对本国生育行为干预的各种努力结果,思考人口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和特点。一、日本人口变化的趋势及后果人口变动是社会制定和改变社会政策的基本依据之一。日本自1920年开始几乎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称“国势调查”） ,目前已经进行了18次。 4 这些连贯、高质量的普查为我们分析人口变动提供了方便。根据日本多年的普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别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图1）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有（图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则降至1位数的919的水平

12、。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到1980 年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社会和政府的担忧。小川等人认为,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年的1. 26总和生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以40%的速度减少。 5 以目前生育水平为基础的人口预测说明,日本的人口总量将连续下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下降至8 900万,如果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 500年后日本将剩下15万人口。 6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

13、当然担忧的问题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老龄社会的负担问题。政府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会使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社会难以支撑社会保障系统; 7 个人更担心“谁来为我养老”。 8 图1日本出生率的多年变化图2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多年变化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人口统计资资料来源:同图1.料集, 2007 Z/OL . http: / /www. ip ss. go. jp.日本社会对生育水平极度关注始于1990年。当时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会上对此反应强烈,以致于出现“1157振荡”之词,说明1157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接受和承受的水平。根据联

14、合国的相关数据（表1） ,日本在1976年对国家人口增长的现状是满意的,但到2005年则认为人口增长过慢。这种“过慢”的看法早在1996年时就已出现,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确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改变了一贯的“直接支持”民众采用避孕措施的态度,在2005年转向“间接支持”的策略。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官方资料说明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但从其他国家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措施来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逻辑来看,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虑。也即少用避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几率。表1日本政府对相关人口问题的看法（1976 - 2005）1976年1986年1996年200

15、5年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满意满意满意过低对人口增长的政策不干预不干预不干预提高对生育水平的看法满意满意太低太低有关生育的政策特性不干预不干预不干预提高获得避孕方法直接支持直接支持直接支持间接支持允许人工流产的依据- - 12345 1245 http: / /www. un. 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 htm.注: 1 拯救母亲的生命; 2 维持身体健康; 3 维护精神健康; 4 强奸或乱伦; 5 经济和社会原因.在意识到生育率过低之时,人们也试图了解和分析为什么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目前流行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

16、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包办婚姻的减少,婚后与父母同住比例的减少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大幅度增加。 9 政府的解释则是人们未婚、晚婚以及已婚夫妇生育的减少。 10 正是在对人口现实的这种认识和忧虑的背景下,日本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利于人们生育的社会或人口政策。二、日本与人口相关的社会政策“人口政策”是一个社会为达到特定的人口变动趋势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1 Weeks认为,这一策略可以是单一目的,例如在多长时间内将某种人口指标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层面的,例如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证据说明若没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为直接的人 4

17、口政策（直接干预影响人口变动的行为的政策）和间接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政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中国） ,日本在当今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公开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但没有明确人口数量目标的人口政策。特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不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环境,着手制定了多项社会政策,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点。表2中的信息主要说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表2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

18、本的相关人口政策时间政府对策政策经手的相关部门1994. 12 “有关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称“天使计划”, 1995 - 1999） 文部、厚生、劳动、建设4大臣1994. 12 “当前推动紧急保育对策等的基本观点”1 （也称“紧急保育对策等5年事业”） 大藏、厚生、自治3大臣1999. 11 “推动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 少子化对策推进关系阁员会议1999. 12“有关应重点推动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也称“新天使计划”,2000 - 2004）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治6大臣2001 “有关工作和育儿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针”2 内阁会议决定2002 “少子化对策再加1

19、”政策3 -2003 “有关当前支援培养下一代的配合方针” 少子化对策推进关系会议42003 “培养下一代的支援对策推动法”5 -2003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6 -2004. 6 “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7 内阁会议决定2004. 12 “声援儿童育儿计划”（“天使计划”的第三期, 2005 - 2009）由“少子化社会对策推进会议”决定2006. 3 设置“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 -2006. 6 “有关少子化的新对策”8 由“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的对策会议决定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内容整理. 1 这是“天使计划”的一个部分。2 这一方针确定了在2002

20、年开始“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3 其中提到全体社会都来支持下一代的培养,“下一代人的培养”首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语言。4“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内阁府内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会长,内阁官方长官、总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为委员。5 这一法律阐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担着未来社会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们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环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这是2003年7月30日通过、同年9月1日实行的第133号法律

21、。这一法律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雇用环境的完善”、“育儿服务的充实”、“地方社会对育儿支援体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医疗制度的充实”、“宽松教育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完善”、“经济负担的减轻”以及“教育和启发”等。 11 7 提出为迎接未来5年左右人口转变期,日本全国应努力推动改变少子化潮流的各种政策。8 涉及对育儿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政策的各种规定。各种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的强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的不同这几个层面上。首先,面对1990年总和生育率“1157震荡”的现实,政府用了4年多的时间确定了首期“天使计划”。目标是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社会支持,通过社会的努

22、力来分担人们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日常照料的担子。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让民众不要被育儿的重担吓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影响人群不仅包括了婴幼儿,也包括了对婴幼儿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对策再加1”政策强调帮助那些因照顾子女辞去原有工作却希望再次就业的父母找工作,考虑男性的工作方式对育儿和低出生率的影响。 10 在2000年之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强调“少子化”,而2002年左右开始,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强调对“下一代人培养的支援”。这种词语上的微妙变化可能更体现了政策的目标虽然是提高人口数量,但在政策的表述方面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责任,使人口数量问题看上去更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

23、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终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国家希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企业等应付低生育率问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近十几年来日本政府有关低出生率问题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5 不同部门牵头制定的。开始是由多部委和领导牵头商讨制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多由“少子化对策推进关系会议”牵头决定。除上面对日本人口相关政策的归类外,我们也可以把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分为减少育儿家庭的照料负担和增加育儿父母经济收入的直接有利于婴幼儿成长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种类、减少人工流产和弃婴例数的间接增加人们受孕、生育几率的政策。11儿童津贴制度。这是直接面向儿童的社会政策。这一制度随着

24、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着补助的范围。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补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 1983年扩大到第二胎（从出生到上小学） , 1992年则放宽到第一胎（3岁以内） 。政府的儿童补贴享受年龄在不断变化,从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毕业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3岁以内、2000年的6岁以内到2004年的9岁小学毕业之前。 12 补助的额度也有所变化, 2000年时头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补助5 000日元,三胎以上每月则各补助1万日元。 10 21针对父母的补助。这主要体现在1992年实施的不带薪的“父母产假法”,到1995年人们可带25%工资休产假, 2001 年可带40%的工资休产假。 12

25、31增加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日本人在避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药的低使用率以及绝育手术的低比例（图3） 。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日本个人计划生育的历史长、对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习惯、不同方法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有密切关系。尽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规的分布及传媒的宣传顺应了民心, 13 但不应忽视的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确会影响人们采用哪种方法,或社会能够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较早开发IUD （Ota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规定避孕行为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环。 14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

26、许使用IUD; 1999年准许使用铜环IUD。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在其他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本正式得到认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到“伟哥”上市申请6个月后就给予了批准。 15 这与长久以来人们使口服避孕药合法化的各种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暂不论日本政府的性别差异的态度,仅就允许“伟哥”上市的事实就可能说明“日本政府在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率”,“因为让人怀孕的药物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而阻止怀孕的药品得不到批准”。 16 或者说,尽管日本人现在有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选择,但长久以来政府对有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行为。图3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