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海论汉字的始祖文字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一、贾湖刻符中的四个卦象文字尽管汉魏时期仍然存在的象数思维习惯表明了，史前先民不仅行用数字卦，而且开辟了由数字卦向卦象文字乃至成熟象形文字发展的道路；但汉魏之后这种习俗逐渐被主流学界所淡忘，以致一旦某个学者提到八卦同汉字之间的这种天然血缘关系便受到嘲笑。随数字卦和先秦文献的大量出土而复兴象数易学研究，呈现于人们面前的，不仅有早在商周时期及其以前就已存在之数字卦与卦象、卦名、变卦、互卦及卦象文字、图画文字乃至卦、爻辭的对应关系，而且有自距今8千多年前的贾湖文化“易卦是连结这些器物和文字的切合点”的事实（蔡运章2001）。在这类出土材料日趋富积的形势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表述义理的文字皆本于象数的事

2、实，已成为包括文字学在内的汉学研究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迄今积累的考古出土材料证明,伏羲卦数語言通过卦球、卦筮、卦珠、卦契和卦图等的表达成卦象再進而形成文字的过程,不只是在堯舜以前的中古才开始发生,也不只是在半坡时期才开始发生,而是在八千多年前与贾湖文化相当的伏羲时代就已开始发生了。贾湖遗址既出土有迄今所知的最早数字卦，也出土有迄今所知的最早卦象文字。该遺址出土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很多,仅從其同各地新石器早期文化直到商周时期各地流行之符号的類比來看,其報道的刻划符号中，除“一”至“八”八8个数字符号外，还有龟甲上的“大、日、目”形刻符；叉形器上的飞鸟形刻符；骨笛上的“”形刻符；陶器上的“”字、光芒

3、四射的“太阳纹图案”等；石器上的“、工”形符号等。下面考察其中的头四个象形符号（图11.3.1）（HNWWK 1999）。1.贾湖M387：4（HNWWK 1999）贾湖M335：153.贾湖M344：184.贾湖M344：32.贾湖H190：2北福地（HBWWY 2007）跨湖桥（ZJSWW2004.）征溪口（HNSWW, 2001）皂市（HNSBW1986）高庙（HNSWW 2000）三星村（F127）半坡（F92）姜寨（F93）侯家寨（F74）双墩（F75）丁沙地（F137）河姆渡（F103）龙虬庄（F126）杨家湾（F185）北首岭（F61）朝天嘴（F71）杨家湾（F185）大禹渡村（

4、饶宗颐庙底沟（F141）泉护村（F153）何家湾（F57）洪山庙（F144）大河村（F142）老磨岗（F55）大汶口（F163）大汶口（F163）马家营（F57）大汶口（F1643）西山坪（F59）王家岗（F187）石家河（F247）红山（F170）凌家滩（F199）良渚（Yang 2000）柳湾（F191）良渚（Yang 2000）（同左）龙山文化东灰山（F411）老磨岗（F550鲍家堂（F55）台西（张光裕1981）南关外台西（同右）小屯（同右）辛店（张光裕1981）吴城（李孝定1986）甲骨文字图1 贾湖遗址出土的卦象文字“大、日、目”和“风”二、“大”形卦象文字刻划于龟甲上的“大” 形

5、刻符，出自距今8.6-8.2千年的的II5期的M387墓，与其同出的有八个龟甲、一只骨笛和一件叉形器及一件“骨矛”。该墓主的这些随葬品，经考证是当时贾湖氏族进行天文观测的全套重器（邓宏海2013）；这八个龟甲之一M387：4为下腹甲，其一侧刻有古数字“八”、另侧刻有古数字“一”，正好同伏羲八卦系统中代表冬至的第八卦与代表夏至的第一卦的对偶相吻合，表明其生前是负责校正四时观测并主管测定冬至的统掌天文者。此“大”形人手執圭表、上頂一“”字紋的刻畫,正是这位掌天文者测日影、定冬至之意景的概括。由於冬至定歲首而在四时测定中为最重要，所以该墓主生前執掌了當时最完備的全套天文重器。这当是伏羲氏族在古史传说

6、中称之为“大、大皞”的由来。如左传昭公17年载：“陈，太皞之虚”。山海经海内经载：“巴国，大皞生咸鸟始为巴人”。这些记载可对证于贾湖遗址出土材料：该遗址末期逐渐被洪水淹没，迫使贾湖氏族分支出来的四五个家族，各自沿淮河和汉水流域东逃西散，沿汉水流域西散的这一家族把贾湖文化带到了沿途以至泾渭流域各地（HNWWK 1999）；这些以“大”为始祖的后人同巴地土著文化相适应而成为巴人，就是情理之中的了。这些新老材料的对证，为认定这个刻符为“大”字提供了确凿依据。更重要的是，如图1.1所示，这个最早的“大”字，本是由古数字“”组合成的一个数字卦，相当于先天八卦的“坤”。在先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坤卦位居

7、正北方，与冬至相对应；正好同该墓主以“大”字所标志的统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也正好同其龟甲上所刻的代表冬至之卦的序数“八”相吻合。这表明，这个“大”当初是坤卦的卦象文字，象征的是为整个氏族测冬至、定岁首之统掌天文的职责。但是，蔡运章先生（2001）说：“吕氏春秋勿躬：神合乎大一。高诱注：大，通也。大，通作泰。广雅释诂一：泰，通也。易说卦：坎为通。故这里的“大”字当是“坎”卦之象。”这显然是以后天八卦说“大”。在后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坎卦位居正北方，与冬至相对应；还是正好同该墓主以“大”字所标志的统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这表明，尽管八卦的实际应用系统在距今4千年前变更了（刘大钧2

8、000），但“大”字的形、音、义仍一直贯穿一致。自贾湖“大” 形刻符出世以来，世上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氏族联合成部落联盟以至形成国家，这类统掌天文职责的担当者由氏族首领转变到部落盟主以至国王，其职责和地位从氏族范围放大到整个部落联盟以至天下、甚至神化到天上；此“大”字也派生出“王、太、天”等字，直到其6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依然在这样解释“大”。如墨子節用上載：“聖人为政一國, 一國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易传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見, 那时人们仍以“大”代表执掌合四时之序的至高无

9、上的职位,与其6千多年前贾湖人的这个“大” 形刻符的含意完全一致。为何“大”字的形、音、义能在6千多年中一以贯之而直通甲骨文字体系？图1.1所列举的各地史前遗址出土的有关证据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贾湖人的这个“大”字所概括的观日影、测冬至、定岁首的知识，生死攸关于每个靠天吃饭的氏族；各地氏族在生存竞争中力求以其成员所能接受的形式来学用这个“大”字，于是，其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在随时随地适应各地氏族求知需要的过程中，成为各地居民世世代代喜闻乐见、广为转抄的文字。有一些地区直接沿用这个卦象文字，如与贾湖文化同期的磁山文化居民，就曾仿照贾湖人的这个“大”字之形，刻划在其面具型定向器上，以致在河北省

10、易县北福地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遗留了这样的器具；陕西西乡河家湾仰韶文化乃至甘肃东灰山四坝文化居民简直是照搬了贾湖人的这个刻划；青海乐都柳湾半山-马厂文化、河北蒿城台西和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早期文化中都打下了这个卦象文字的烙印。而另一些地区，如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陕西临潼姜寨和河南安阳老磨岗仰韶文化居民，就直接刻录其数字卦。还有更多的地区，用担当“大”字所概括之职责的掌天文者的艺术形象羽冠人面紋来体现“大”字的含义，如7.4千年前的湖南黔阳高庙遗址下层出土陶器上刻画了这样的形象，距今7千年后淮河流域各地的龙虬庄文化和泾渭流域各地半坡文化中普遍出现了羽冠人面紋。在距今6千年前后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之后

11、，这个“大”形刻符, 除用羽冠人面紋表示外，还以人面纹下四肢大张的蜥蜴紋或蛙紋來模仿，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庙底沟文化层中、在甘肃天水西山坪和青海乐都柳湾等地的马家窑文化至半山马厂文化中,都流行这样的纹样；在太湖流域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中原各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各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大都以神面像来模仿这个“大”形刻符。所有这些形式的“大”字，随文化多元一统的发展趋势在中原汇集起来，到在商代早期，这个“大”形刻符的卦象文字被规范化而最终成为甲骨文中的成熟象形文字“大”。二、“日”形卦象文字这龟甲上的“日” 形刻符（图1.2）, 出自距今8.6-8.2千年的的II5

12、期的M335墓; 与此刻符相辉映的是陶罐标本H190：2上“刻划形成的太阳图案”（图1.2）。经考证（邓宏海2013），M335墓的随葬品中，有3个含石子的龟甲用于龟算，有骨簇、骨針各4件用作策算器，又有骨锥、骨匕、鹿角、石珠各2件用于八方定點，还有一个牙削式定向器用来辩向。所有这些，显示此墓主生前是重点负责测定夏至的掌天文者,此“日”形刻符正是夏至日的日昼最長的標志。这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与这个“日”形刻符，都是象太阳之象。前者是太阳的图画文字；后者是太阳的卦象文字。二者按易传“离为日”，都是后天八卦的离卦之象（蔡运章2001）。在后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的离卦，也就是在先天八卦定位的时空

13、系统中的乾卦，位居正南方，与夏至相对应；正好同该墓主以“日”字所标志的主测夏至之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与上述的“大”字刻符为无物可象的抽象字不同，这个“日”字刻符及其图画有物可象，因而很容易被原始人接受而遍布各地史前遗址，从东南沿海距今8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到西北边陲距今2千多年的辛店文化，一直都有这个卦象文字、图画文字或二者的结合世代传承的遗迹（图1.2）。这就证实这个“日”字也是由贾湖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的文字。四、“目”形和飞鸟形卦象文字这个“目”形刻划和飞鸟形刻符（图1.3-4），都出自距今8.6-8.2千年的的II5期的M344墓。经考证（邓宏海 2013），M344墓随葬品中，有

14、八个内盛石子的龟甲用于标记四面八方之季风，有二只七孔骨笛用来以音律测气定候，有一件叉形器用来放送鸟羽制作的相风鸟，还有骨簇、骨鏢各6件分别用于计阴历的6个大月和6个小月；这件叉形器上刻划的飞鸟纹也表明了其用途；这八个龟甲之一的M344：28为腹甲，其上刻有古数字“二”，作为伏羲卦八卦系统中序数为第二的卦，相当于先天八卦中的“兑”；在以先天八卦定位的时空系统中，位居东南极，与春分至夏至之间的立夏相对应。所有这些都显示，此墓主生前是主要负责测定春分和秋分的掌天文者,此“目”形和飞鸟形刻符正是其注目于候鸟春來秋去之情景的写照。按易传说卦对动物的分类：“离为雉”；按其对人体器官的分类：“离为目”。由此

15、，眼目和候鸟都属离卦之象，从而分别象此二物的这两个刻符，都是离卦的卦象文字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而离卦在先天八卦定位的时空系统中，位居正东方，与春分相对应。因此，这两个刻符，作为卦象文字，表明了参照候鸟春來秋去之物候、测风向定春秋二分的职责。贾湖人通过将这两个刻符刻录在相互配合的天文观测用具上，不仅明确了其执掌者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递了如何确定二分的天文历法知识，这种知识对每个农业氏族的生存繁衍是如此重要，以致各地农业氏族的成员们将其世代相传，直到过去4千多年后，良渚文化居民还在用“目”和“鸟”组成同一图案来予以强调（图1.3-4）。这两个刻符所象的分别是眼目和风鸟之形，不仅与甲骨文的“目”

16、和“凤”字的构形相同；而且其含义的上述解读还可得到双重验证。此叉形器上所刻划的飞鸟形刻符，除标记其用于放相风鸟的功用外，还象征其主人如候鸟般跟踪春来秋去的职责，而吻合于古史传说的伏羲氏族以“风”为姓、“风”与“凤”联为一体以及“以鸟名官”的鸟俗（饶宗颐1996）。左传僖公21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于有济之祭。”与此记载相对证的是，贾湖遗址的出土材料表明：该遗址逐渐被洪水淹没的末期，这个掌管测风观鸟的家族成员，沿淮河流域逃荒到沿途各地以至山东和东南沿海一带，自会将其祖传的这种习俗世代相传下来。新旧材料在这方面的对证，使我们也有可靠依据来肯定对这两个刻符的解读。既然“目”和“

17、风”卦象文字及其图画，是传播二分测定知识的文字，那么，它们普及的地域就会远远超过“风”姓部族后代的分布。事实也是如此。这就是饶宗颐先生（1996）对中国古代鸟俗的追踪所证实的：“最近新出文物，东西皆有鸟形图文，具见鸟神话东西并存的现象”。图1.4所列举的一些典型例证表明，贾湖人摸索出来的参照候鸟春來秋去之物候、测风向定春秋二分的经验，在南方稻作农业最先受到欢迎，8前年前的湖南澧县皂市下层文化居民就在陶器上刻画出形体规整对称的鸟纹来传授这种经验知识；随着稻作农业的扩展，鸟形图案出现在湖南沅江流域7.4千年前的高庙下层文化流行地区，继而又出现在7千年前后浙江沿海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中。在南方稻作农业氏

18、族联合而成的神农炎帝部落联盟扩展到泾渭流域之后，携带这种知识的鸟纹图案随之在北方流传开来。在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的黄帝时代，轩辕氏族倡导参照候鸟春來秋去之物候、测日出方位定春秋二分的新经验，庙底沟文化影响所到之处，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陕西华县泉护村等地的鸟纹图为传播这种经验知识而面目一新。但东部和东南部受风姓鸟夷部族传统影响的地区，如大汶口文化、古淮夷文化和良渚文化流行地区，仍坚持其传统的鸟体对称图案，并开启了日趋神鸟化的趋势。在所有这些形式的鸟形符号交流其包含的经验知识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将其线形化、文字化的潜流，如大汶口文化中就出现过用数字组合来模拟鸟形的卦象文字，在甘肃民乐东灰山的

19、四坝文化和江西清江吴城的商文化中也出现了象鸟形的线形符号。各地的这些潜流随文化多元一统而在中原汇集起来，这些象鸟的线形符号便规范化成了甲骨文中的多种“鸟”字。由于同“鸟”形符号的内在联系，“目”形符号的流传和演变与“鸟”形符号同步，如图1.3所示；但其线形化、文字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且同其写实乃至神化图案形式，在各时期、各地区间交错出现，直至最终在甲骨文中回归到其贾湖文化的原形，真有万变不离其宗之势！五、上述四个卦象文字记录和传授的阳历知识上述四个卦象文字（图1.1-4），表面上看来，都是刻划在各别器具上的单字，但在有象数文化传统的人们看来，它们中的每个字所概括都是一整篇文章：这个“大” 和“日

20、”形刻符分別概括的是如何测冬至定岁首和如何测日影定夏至的文章；此“目”和鸟形刻符分別概括的是如何观候测风定春分和秋分的文章。表面看来，这四个卦象文字在贾湖的出现，是孤立的、偶然的；但只要结合其出土情况作具体分析，就可看出：原来这四个字是按太阳视运动规律，分别作为每个太阳年的四个标准时点的标志，相互联系在一起，有序地组成了阳历历法的基本知识系统。鉴于掌握这套知识对发展农业的首要重要性，各地氏族纷纷以适合本地的方式学用和传授这四个字，于是，各地学用这四个字的遗迹便同各地农业物质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相伴随。这就是这四个字，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各地史前历代文化遗存中连续不断地传递而直通甲骨文的缘故。分

21、别出土这四个卦象文字的墓M387、M335和M344、都处于公元前6.6-前6.4千年的II5期，且都位于同一A墓群，当时属于同一家族；M387是二次葬、M335葬了三个个体，M344无头骨，且各自都有数个龟甲，表明这三座墓分别专属于三种师徒承传的特殊职位者（HNWWK 1999），就像裴李岗遗址的墓M38和一些仰韶文化的老少合葬墓所体现的师徒承传关系那样。这样的三种职位者，在执行各自的职责中，实行分工协作，来确保全氏族的天文历法体系的有效运行，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贾湖遗址有关墓葬分布和埋葬情况的材料，同当时贾湖地区流行的各类授时图和初具规模的稻作农业相呼应（邓宏海2011，2013），证实

22、了这四个卦象文字的有序组合所代表的基本阳历体系的真实存在。既然这个“大” 和“日” 形刻符,分別代表冬夏二至, 此“目”和鸟形刻符, 分別代表春秋二分,那麼,它们在伏羲八卦序列中的序数就分別为：8和1；3和6,即后世所稱的：坤和乾；离和坎，而这些伏羲八卦的逻辑顺序及其序数，正好同这几个刻符的实际历法含义及其所附带的古数字相吻合。这就表明：贾湖先民确曾按伏羲八卦测定四时，并用数字组合成的卦对测量结果做记录；不仅按其在伏羲八卦系统中的序数号做记录，而且用四个象形刻符來分别命名,即把卦数所確定的冬至和夏至、春分和秋分之象系为卦文：“大”和“日、目”和鸟形符,從而开啟了由卦数卦象卦图卦文之文字化过程的

23、先河。隨着这一过程的世代延续、展开和演变, 这四个刻符不仅随数字卦一起流传於各地各期文化,直到直接以其基本保持的原形、音、义进入甲骨文体系，作为字根而繁殖孳乳出各自的同根字群；而且作为象形造字的样板通过所象之卦及其包含的卦义和对应关系,为各地各期居民运用数字卦来构造新的文字开辟了道路。后世各地居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将一系列直通甲骨文的卦象文字和图画文字，如“、工、文、戊、巫、亚”等陆续开发出来。从贾湖人开创出这四个卦象文字起，不仅“大”和“日”相配、“目”和鸟纹相配及其综合的契刻和图文不绝於世；而其这四字组合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也世代相传，即使是先天卦序被后天卦序取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仍在流传其

24、原有的卦义和对应关系,且成为人们提出新说的依据。如易传说卦在说“离为目、离为雉”的同时,將頂替先天卦序中乾卦之位的离卦又说成是：“离为为日、为乾卦”；在先天卦序中的坤卦（名“大”）被后天卦序中的坎卦（象“水”）取代之后,“大一生水”成为古代哲学的一重要原理而为郭店楚墓出土竹简通篇论述。作为后天卦之源的先天卦同贾湖人的这四个卦象文字的吻合也证明了：为这个四个字所体现的先天卦、即伏羲卦系统的确立、应用和发展，及以其为科学范式的科技和文字的发展过程,從八千多年前的贾湖文化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六、结论和讨论农业对太阳光热资源的依赖，决定了农业的兴起同阳历的兴起相伴随。中国是多个世界最早农业起源中心之所在

25、地，中国也必然是世界最早阳历之发源地。前者已为世界考古发现所证明，并由此而得到国际学界的公认，后者有本章以新老材料对证所列举的空前大量而系统的证据也足以使国际学界公认：世界最早阳历是中国于公元前6400年左右由贾湖人创立的太阳历，而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古埃及于公元前4241年创立的太阳历。由此，世界最早阳历诞生的年代，便可确定在公元前6400年左右，而把世界阳历的历史推前二千多年。这就克服了迄今世界史书上农业和阳历起源之逻辑和历史顺序相左的荒唐局面，而恢复二者相随兴起和发展之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贾湖文化遗存中保留其首创阳历的直接证据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提及以下几点：（1）I1期贾湖人在

26、其祖传的候气历实践中创制对偶对称分八组记数的串珠，I2期贾湖人接着开创候风术并发明8个含不等量石子的龟甲组成的龟算器，用来标记四方八方风和四方八维，为摸索四分术构建阳历奠定了数学基础；（2）II4和II5期贾湖人从其祖传的测影定向实践中已掌握“土圭测影”法，并用成组的斧形或璧形石圭取代土圭做测影定时，并懂得用垂球来保持标杆垂直于地面；（3）II5和II6期这些掌骨笛、龟甲、石斧和叉形器等四重器者墓中（头部）随葬有环周对称分布4或8乳钉的陶罐，显示其用作比喻阳历周年四时八节的“周天历度”功用；（4）这些掌四重器者随葬有8个含不等量石子的龟甲组成的龟算器，其中石子数量保持原状者，其8个龟甲所含石子数量比例于周髀所载八节的日影长度；（5）这些掌四重器者还随葬有骨镞和骨镖组合，不仅其组合结构与四时八节相对应，而且其中有些刻划有数字单卦和重卦，与后世表示周天历度的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中的一些卦相对应（邓宏海2013）。在包括上述4个卦象文字在内的贾湖刻符中，有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数字符号和象形符号；（1）贾湖刻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