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他充满信心地说，这样做，“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其他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人，均有与郑观应类似的培养新型人才办新型学堂的言论。在此后20年间形势发展很快，近代工业企业大规模创办，新式而正规的海军舰队的建设与新式“练军”的训练，对新式的精通格致等知识的科技人才的需要更多和更为迫切，办新型学堂的呼声愈来愈高，办新型学堂的实践也愈来愈多。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也更为系统。郑氏所著盛世危言，在作为全书指导思想和纲领的道器之后，即以大量篇幅叙说西方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如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

2、、考试上、考试下、藏书等篇正文，和附录的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等；王紫诠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法国激励人材说等。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在为中国兴办新式资产阶级教育制造舆论，也可说它们是在为中国变封建教育制度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探寻改革途径和模式。事实上，兴办新式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以培养新式人才，基本上是与新教育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制造同步进行的。前者是由于办洋务事业的实践需要实用之才而促使洋务派这样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认识，而且是被动者居多。这些实践活动，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洋务教育，由为封建主义服务转变为为资本主义服务，1872年派遣幼

3、童到美国留学，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是洋务运动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引进西方技术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只是零星地使用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依赖洋匠操纵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比比皆是。洋务派人士在实践中大都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非学习其数学、格致等科学原理不为功；他们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更好更有效的捷径，莫过于“置之庄岳之间”。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

4、上，容阉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则为丁日昌。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1855、1860年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1860年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7条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问题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1865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5、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年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样，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1870年丁日昌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屡与曾商榷并建议：“选

6、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深韪其言”，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好事。曾氏与李鸿章专折会奏，拟订章程。并提议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荔秋）为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主持其事。很快得到总理衙门同意。奕 奏称：“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波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显然，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直接在洋人那里将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以图自强。这个用意应该说是可取的。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诚如李鸿章所说：“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7、”。阻力是非常大的。兹所以选陈兰彬为委员，“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之故。用心亦良苦矣。章程、委员等得到批准，以下就是筹备出洋的具体工作了。1870年冬曾国藩回任两江后，在向清廷奏请批准的同时，与容闳具体商议幼童留美事宜。当时商定四事，这四事基本上把“章程”主要内容具体化：（1）派出洋学生额数120人，分4批前往，每批30人。学生年龄定为1220岁。（2）设立预备学校于上海，校长为曾国藩幕府的刘开诚。凡身家清白、身体健康、经考试汉文被录取的学生，即进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学习一年后派赴美国留学。（3）确定留学年限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4）关于经费。预计学生

8、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费每人每年400两，连委员、翻译、教习薪水及其他用费，20年共120万两，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规划是较为周到的。容闳称此举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就中国教育史来说，称此为“新纪元”不是过分之语。为了更好地办理出国事宜，设留学生事务所于上海，监督2人，由陈兰彬、容闳担任，陈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陈、容共同主持。另设汉文教习2员，翻译1人。1871年夏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未满额，容闳乃至香港在英政府所设之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例如第一批学生中的吴仰曾，容尚谦、邝荣光、罗国瑞、潘铭（啟？）、钟和以及后来

9、成为铁路专家的詹天佑，都是从香港补招来的。由于北方较为闭塞，学生中北方人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1872年夏秋之交，第一批留美学生由上海乘轮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送毕。按规定：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这种规定，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留学事件上的具体化，典型的洋务教育方针。学生出路也有明文规定：“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而一律“听候总理衙

10、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可见幼童出洋留学专以洋务活动为目的而派遣。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守旧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闳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

11、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这里所说“大体”，从根本上说，即是封建制度的“大体”。李氏明确描述容闳的作用说：“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陈、容的结合，实际也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顽固派为主导，借用容闳的外国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字的技巧而已。这就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矛盾的根子，在坚持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对立。容闳的目标，要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的陈兰彬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仅仅是培养接受西方科学

12、技术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才。这一点李鸿章讲得也很明确，他说“挑选幼童赴美国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这就是教育章程中坚持规定孝经、五经等课程的由来。“体”“用”矛盾也随时表现于日常生活。容闳概括地说：“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礼拜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这些事，始而是陈兰彬与学生的冲突，逐步导致陈、容之间的冲突。在陈兰彬看来，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1876年因剪发辫等事而被撤回的幼童学生就有9名之多。

13、这当然是容闳所不以为然者。矛盾发展到陈兰彬推荐吴子登继任监督这一年而更为尖锐。1875年陈回国，区谔良代署，次年区回国，陈兰彬荐吴子登继任。吴较之陈的顽固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容闳说陈兰彬之荐吴自代，是“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的表现。从此“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确实，吴子登肆意攻击，说容闳听任学生“放荡淫佚”；说学生“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等等。吴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极力建议将留学生撤回。陈兰彬、吴子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

14、着，“士大夫议者纷纷”，1880年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砂实效。”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时任驻美国秘鲁公使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致函容闳，“属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退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

15、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

16、，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

17、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

18、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清政府鉴于幼童缺乏外语和测算等科学知识基础，在外国学习时间过长，不但经费太费，抑且因年幼“易染西洋习气”，所以主张出洋留学的学生，应以成年的、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根柢较厚者为宜，学习时间以35年比较适宜。在那时，具有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的青年，主要是马尾船政局所设前后学堂培养的学生。郭嵩焘曾想要求派10名湖南青年出国，李鸿章拒绝说：闽厂学生有语言、科学知识基础，派他们出洋学习，“五年可期藏功，若如尊指募湖湘子弟十人，于洋文素未涉历，则须仿用赴美学生

19、之例，以十余年为限，先习语言文字，再进机器、测算、汽化各大学堂，于闽厂学生似觉不伦不类，似难合一。”这样，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的留欧学生，很自然的主要在马尾船政局前后堂学生中挑选了。闽厂学生到欧洲留学，始于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提议。他根据该厂造船过程中的经验，认为必须派员匠学生等到欧美有关国家学习，这是因为“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因此，“欲日起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他主张学习法国语言文字的前学堂学生，选其“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之后学堂学生，选其优异者，仍赴英

20、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方案，“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沈葆桢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本拟随即施行，因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和“滇案”等事端而延搁了下来。1876年“滇案”议结，闽厂学生出洋留学事又被提到了日程。李鸿章于该案议结时将此事会商于威妥玛，并告以“将遣学生赴该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舰学习”。与此同时，李氏又与带领学生出洋之日意格、李凤苞再四讨论，拟订章程。原拟派49人，后经逐细挑选共得30名，其中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禄等14人，另有裘国安等艺徒4名，以上18名赴法国学制造；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于1877年3月31日（

21、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由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等工作人员，与学生一起出洋。船政大臣吴赞诚表达此举的心情和目的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这种为社会发展而上下一致地培养人才之举，是非常可取的。接着于次年复增派艺徒5人，如将此5名也算作第一批，那末，第一批留欧学生应为35人。如果加上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学习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共为38人。（见附表一）头批学生学习3年，于1880年先后回国。李鸿章和江督沈葆桢在第一批留欧学生即将回国时，即奏请续派。他

22、们说：“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已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此，必须“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才能不断地取西人之长，使“人才蒸蒸日盛”。非续派学生出国留学不可。这种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才知识也必随之更新的发展观，表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在洋务活动实践中认识水平的提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廷批准：“着庆春、何璟、勒方锜查熙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乃于1881年续派陈伯璋、陈才鍴等10名，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出洋，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见附表二）1885年复派第三批学员，由监督周懋琦率

23、领分赴英法各国学习。这批学生的来源与第一、二批稍有不同。主要选自水师学堂，除福建水师学堂外，尚有一部分是天津水师学堂官学生。共30名。去英国：学测绘、图阵兼学驾驶铁甲者11人，学兵船轮管机和算学格致者4人，习公法等文科者3人；其余12人均在法国学习，其中学制造者6人，学公法的6人。（见附表三）上述三批留欧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实业、外交、教学等各个方面，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二批45名学生中，除2名调往德国肄业无从考查和2人病故外，41人（工作人员随同学习的陈季同、马建忠、罗丰禄三人除外）中“能造船者九名，能开矿者五名，能造火药者一名，通晓军务工程者二名，能造炮者一名，能充水师教习者一

24、名，能充驾驶者十三名，能充匠首者九名。”这些事实说明，出洋留学是卓有成效的。其中学习制造轮船的学员，在工作中的成绩尤为优良。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就说过：“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廉、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自出洋艺成回华，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以副朝廷培植之意。”上述事实是说，派员出洋留学归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代替洋员之任”，将轮船造出来，“创中华未有之奇”，这样，洋员的高薪重负可以免除了。裴荫森叙其事说：“溯船政创办之始，所用制造洋员月薪多者四百两，少者亦二百余两。自派该学生等充当制

25、造，而船政所省洋员薪水（每人）每岁不下数千金。”派员留欧学习的作用于此可见。制船方面是如此，驾驶等方面亦是同样情况。例如李鸿章就曾称许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人“均于驶船制船窾窾，外洋、内港施用异宜，确能发其所以然之妙，洵为学有心得，堪备驱策。”事实确是这样。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最大的巡洋舰“镇远”、“定远”管带，其他“靖远”、“济远”、“超勇”等主力舰管带，亦为留欧学生所担任。至于严复，不仅担任福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20余年，且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宣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名著，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各类实业学堂，主要是洋务运动中

26、应工商各务和医学卫生等需要而举办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早期的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馆和马尾船政局求是堂艺局，虽也带有实业学堂性质，但它们主要是服从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创设的。随着70年代从军事工业为主转变为以办民用工业为主，为服务于实业发展而办学堂的目的逐步明确起来；由于出洋留学、尤其是幼童出国化费太大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自己办学堂以培养人才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70年中期以后，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特征的实业学堂创办了。实业学堂的历史渊源，当然要追溯到1867年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建议在局中附设的兵工学馆。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建立该学馆时就表达了其性质与任务，他说：“查外国造船行船

27、及制各种利器，皆有专门之学。上年局中觅雇洋人翻译制造诸书，正欲先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使门径既辟，得以循序渐进。”制造局办学馆，就是要“挑选聪颖子弟分门学习，以期日起有功”的“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其带有实业学校性质是显然的，容闳称这个学馆“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工学馆的真实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将工业学校分为两类：一为关系国家制造之工艺，一为关系民生之工艺，名义上“各不相混”，实则理法是相通的。所以军工学堂与实业学堂并非毫无关系。实业学堂首推电报学堂，依次为实学馆、矿务学堂、铁路、商务、医学等学堂。电报学堂中国自己办电报学堂是在架设电线之前。最早的是福州电报学堂。

28、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厦门福州间和马尾擅自架设旱线，引起“老百姓的仇视”而时常“拔电线杆和电线”。1875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将此线“买回拆毁，仍将电线留存，延请洋人教习学生。”这就是福州电报学堂。学堂里的洋教习就是大北公司的工程师，至于学生来源：一是从广州、香港招来的能英文者，二是船政学堂已有一定的“数学知识者”。教学方法是“理论兼实际，把对电气原理的相当知识和操使所用机器的方法相结合，俾使学生们适合于电报员的职位。”电线尚未架设，先建学堂，说明丁日昌是有远见的。丁氏打算在台湾修造铁路和架设电线，开发矿产，把从大北公司买回的电线和机器等件运合备用。一旦电线造成，这些学生即可去台湾操纵运用。田凫号航行记的作者寿尔说：“这样一个学校的建立，使中国有希望在将来采用电报设施”，是中国准备设电报的趋势的反映。第二个电报学堂要数天津电报学堂了。1880年津沽电线架设之初，李鸿章即于是年10月派员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打报工作”。李鸿章认为，自己设学堂培养电报人才，可以做到“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可见设电报学堂是为电报业利权能握于自己手中。事实上，天津电报学堂在电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随着津沪、沪汉、沪浙闽粤等电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