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全文《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

2、，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

3、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

4、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

5、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

6、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

7、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

8、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

9、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

10、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秋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

11、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

12、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

13、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

14、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

15、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

16、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

17、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

18、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

19、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

20、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