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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该法实施后，书面签订合同情况有了较大改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为78.8%。在签订的合同类型上，大部分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占93.2%，其中短期合同居多，中长期合同较少。劳动合同期限在两年以下的有54.9%，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的有42.7%，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的有2.4%，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5.5%。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合同持有率较高，达到85.1%。（三）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属于吃苦耐劳型，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一半以上有储蓄习惯，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加班现象，除了有10.8%劳动者不用加班外，有89

2、.2%人需要加班。每周加班时间在9个小时以下的占33.2%，加班9至12个小时的占16%，加班12个小时至18个小时的占17.3%，加班18个小时至24个小时的，占15.8%，加班超过24个小时的，占6.9%。加班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态，有56%的人加班时间超过法定时间。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但收入不如老一代，老一代月平均收入有2072元，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有58.3%。新生代月平均收入有1838.6元，收入高于1800元的有36.7%。（四）将近一半居住在集体宿舍，社会交往乡缘业缘化，网络成为业余生活的主要部分，恋爱观念传统，恋爱方式更加自由。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可以为农

3、民工提供免费住房的，有54.8%，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体宿舍，每间宿舍平均入住6.4人，人均住房面积为3.7平方米。还有的公司提供住房，但要交纳一定的房租和水电费用，收取费用平均值为80.2元。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主要有上网、看电视录像、逛街、与朋友聊天等，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在上网、培训学习、逛街的比例高于老一代，看电视录像的比例低于老一代。新生代业余生活上网的有57.1%，上网比例比老一代高出22个百分点。说明网络已成为新生代信息来源的主要工具，有的新生代表示：“离不开网络，是因为要依赖它传达的信息”，网络也使他们从农村闲暇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最新的

4、信息和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价值更多地受到网络影响。打工目的是经济型和发展型兼有，更注重未来发展，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渴求多方面的培训。在打工原因的调查上，两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提高收入，第二是出来闯一番事业，打工仍属经济型。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出来闯一番事业，第二是提高收入，打工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抱着干事业、开阔眼界的理想进入城市的，他们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打工目的是兼有经济型和发展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

5、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转型阶段会有种种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身处转型期，经历着乡土特质和城市特质的不断冲击，他们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和原有制度结构上的不适应，使他们在生存上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一）工资待遇低，面临着生存困境（二）制度性歧视，形成发展困境（三）身份认同危机，未来无方向感（四）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解决新生代问题的政策建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构成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政府应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治理手段，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一）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改

6、变生存困境（二）充分发挥工会作用，改变劳资关系失衡局面（三）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应转变发展思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行，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上加大改革步伐，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发展条件，让农民工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感受现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家园。篇二：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

7、0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

8、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

9、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

10、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3.近80%

11、的人未婚。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

12、，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20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XX年农

13、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

14、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

15、工也颇为相似。（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

16、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

17、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

18、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

19、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

20、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

21、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

22、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

23、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

24、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

25、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

26、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

27、，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

28、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

29、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