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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该条例，食品摊贩向所在乡镇或街道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即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办理登记卡不收取任何费用；针对食品摊贩，条例要求应当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合理布局的原则，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和确定经营时段。专家表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走鬼”、“地下经济”地带的食品加工销售小作坊、小摊贩，有了法律保驾护航。（8月3日新快报）小摊小贩、小吃排挡，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遗憾的是，此类顽强存在的市井市场形态，却几乎从未获得合法的从业身份。于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以城管为代表的执法管制力量，与基数庞大的摊贩经营者之间，不断上演着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由此导致的摩擦时有发生，却终究未能从根本上

2、解开困局。恰是有鉴于此，广东省所出台的专门管理条例，选择了另一条更具包容性的治理路径。其疏堵有致的规则设计，俨然兼有技巧和善意毋庸讳言，整个“条例”中，最核心的部分有二：其一，承认小摊贩的经营权，赋予其合法的市场身份、市场空间；其二，通过推行登记管理制，强化对小摊贩日常化、连贯化的监管。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前提的准入，更是一种有保障的放开其所旨在实现的，乃是草根生存就业，与食品安全、市容维护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获得合法身份后，食品摊贩被执法打压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可谓一大利好。可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获得这一“合法身份”，摊贩们将付出多少代价？倘若得不偿失，登记管理制，想必仍难以获他们的认同。就此而言

3、，有几项重要的指标，势必将决定该新规的前景。比如说，“定向申请登记”，会否将小摊贩捆绑在特定的街道，以至扼杀其赖以为生的经营灵活性；再比如说，由官方划定经营区域，是否会人为造成资源稀缺，从而推高摊贩们的经营成本？总而言之，推行登记管理制，应以尽量不破坏“摊贩模式”的固有优势为前提。这其中显然包括，经营的机动、灵便、低成本等等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还在于，彻底坚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无偿化，通过切实维护摊贩的切身利益，换取他们对食品安全建设、保护城市容貌的支持。要知道，市井摊贩的生存繁衍，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任何无视其业态规律，试图粗暴重塑行业格局的努力，都注定会遭遇失败。城市的治理者，只有对市井

4、经济具备充分的理解，只有展现出足够的克制与包容，才可真正做到与摊贩从业群体的和解。之于此，出台专门的管理条例，无疑是积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时时坚持初心，以张弛有度的姿态，化解新规落地过程中的种种难题。胡印斌“亿元县委书记”河北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案日前审结，边飞被判死缓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称，边飞在被羁押期间表示，自认为在魏县县委书记任上政绩很好，下一步该到市里，但没想到被调永年继续当县委书记，多年后，满以为能当市领导了，竟然又被调到十分贫困的大名县做县委书记，心态开始失衡，就只想着怎么多挣钱了。（8月2日 新华网）边飞滥用权力大肆收受下属与企业的贿赂，累计金额超过亿元，而其自己找出

5、来的原因竟然是“当不上市领导”，这未免让人大跌眼镜。当不上市领导的县委书记就该疯狂贪腐吗？仕途遇阻就能够把剩余的“力比多”释放到经济领域？这样的贪腐神逻辑显然苍白无力，经不起推敲。其一，政绩亮眼、政声不错的县委书记，是否必然升为市领导？这不好说，往往会取决于多重因素，比如市领导的职数限制，同一级别的竞争形势，上级领导的综合考评等等，均有可能影响到县委书记的升迁。边飞多年来辗转于魏县、永年、大名，也为当地做了很多事情，能够升迁固然是好事，但如果确属工作需要，比如说经济落后的县域需要精明强干的县委书记，亦无不妥。边飞对此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能以遭遇仕途“天花板”为疯狂的贪腐行为辩护。很多时候

6、，“天花板”效应并非不存在，社会上也确实有些人受制于各种因素而难以走上“向上的台阶”，但这并非官员必然走向贪腐的充足理由。公共职位不是某些人的禁脔，也不是官员贪腐行为的代偿品，而首先意味着责任与义务。出生于60年代初的边飞能够做到副厅级的县委书记，实际上所获已经不薄了。其二，升迁无望可能是疯狂贪腐的一个原因，但并非必然、决定性因素。恰恰相反，相当一部分官员无论是否升迁，均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纵观这些年来落马官员的轨迹，很多人并非是因为“当不上市领导”才大肆捞钱，而是边腐边升，捞钱与升官两不耽误，甚至越是能够捞钱也就越有能力买官，像军中败类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就是一例。新华社的报道披露，

7、边飞在魏县县委书记任上只有15万元受贿金额，其“亿元资产”绝大多数发生在担任永年县委书记和大名县委书记期间。这样的犯罪曲线，其看点并不在于“当不上市领导才捞钱”，而是在于他为什么能够捞那么多钱，以及为什么捞了那么多钱还一直没有被调查。说到底，追问边飞案，关键应该放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监督县委书记上，而不是以什么“当不上市领导就捞钱”等逻辑来混淆视听。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地方的首脑，往往就是一言九鼎的“土皇帝”，其权力在辖区内不受任何限制，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称，“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是派发官帽，还是“关照”企业，

8、均是无本生意。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来自中纪委等权威渠道通报的消息，去年一年至少有38名县委书记落马，足见时下的县委书记已成反腐重灾区。也因此，检讨边飞案，反思如何对县委书记进行限权、加强日常监督，确保权力始终在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下运行，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至于“当不上市领导就捞钱”的说法，还是歇歇吧。朱昌俊近日，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仅同比增长1%，农民工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人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我国农民工的增速，从2010年起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8月3日京华时报）如果稍稍对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来自人社部的这一关于农民工数量的统计结果

9、，相信不会令人意外。一来，从2010年开始，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今年上半年农民工增速同比增长仅1%，不过仍是既有趋势的延续和加深。二来，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4年16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因此，农民工增速的下滑已经是一种必需接受的事实。如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的持续减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数量出现增速下滑，是一种必然。再比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提升的背景下，青年农民工的减少，也将令农民工数量的增加趋缓。可以预见，农民工增速的下降

10、在未来还将持续并加剧。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本质上其实是我国人口红利式微的一个缩影，其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驱动，主要靠“世界工厂”来维持，而支撑这一发展模式的重要优势就在于，数量众多且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而农民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换言之，农民工数量增势递减，首先将对于这一产业模式带来不小压力。事实上，数年前就开始显现的民工荒，已经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如有数据显示，近年来珠三角外省农民工年均减少30万人。另一方面，随着青年农民工的减少，农民工的高龄化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有统计显示，截至去年，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已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56.5%，降

11、幅近10%；而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由2010年的12.9%上升至17.1%，增长了4.2%。那么，这批高龄化农民工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农民工的高龄化将对经济生产造成怎样的具体影响？高龄化农民工与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破解？这些都亟待评估并作出及时的应对。当然，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挑战的另一面也意味着机遇，即低成本人力资源优势不再，将不可避免的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企业来讲，提前预见这一趋势，并作出相应的转型升级，就能更主动规避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整个国家层面，则要加大对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引导与支持力度，以尽快缩小产业转换之间的过渡阶段，适应低人口红

12、利模式下的发展新常态。另一种“机遇”还在于，随着农民工数量增速下滑，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的好处将更深刻的被社会各方所认识。过去那种把人口视为负担和洪水猛兽的看法，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由此带来的观念变迁，或将为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供更多动力。农民工增速的趋缓，不应该只被视为是某一劳动力群体的结构变化。而更应看到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种具体表现和开端。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窗口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必将承受这一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而影响是大是小，是挑战多于机遇，还是机会大于压力，关键取决于相关改革和应对的力度与科学性。王传涛“这一年最难过，许多人因为车改对我有意见。”7月29日下午，

13、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办公室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这一天，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3条有关公车改革的内容。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是倡导中国公车改革的第一位官员。据了解，叶青1993年开始关注公务用车，2003年起连续十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公车改革，“叶氏车改”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而他始于12年前的车改路，证明了公车改革行得通。（8月3日长江商报）对于“叶青”这个名字，相信许多网友并不陌生。一者，他被冠以“中国公车改革第一人”的头衔，二者，他的身份还很特殊，甚至是敏感，是一位副厅级干部，而且是实职。双重身份之下，叶青坚持十几年来一直站在公共立场上勇于说话，勇于提议，更为可贵的精神是，他身在体制之中，甚

14、至有时也有机会成为公车腐败的受益人，却仍然不改立场。这样的精神，在当下而言无疑是十分宝贵的。现下，公车改革正在全国铺开。去年下半年，中央各部门的公车改革相继完成，并且，多余的公车已经相继被拍卖。今年，各地方政府机关，包括各省地县也都在进行公车改革。有的改革方案已经发布实施，有的还在制订过程中。总的来说，叶青多年以来所推动的公车改革，正在变成现实，相信这也是最令他感觉到欣慰的事情。虽说在公车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叶青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但从他2003年始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公车改革到改革最终落地，这里面至少有他的个人贡献。再者，对于公车改革，现在社会上也有许多质疑之声，比如，因为进行公车改革的前

15、提是公务员领车补，这种现象非常容易被广大公众质疑为借公车改革之名行“权力自肥”之实，但无论如何，公车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因为，能不能改是能否遏制“车轮腐败”的原则性问题，而怎么改只是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既有利益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会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如何改、如何革，也都会引来质疑。基于此，叶青作为“中国公车改革第一人”必然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叶青既然选择了成为时代的前行者，甚至是一名在某一行业内的引路人，就必须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质疑。追求生活安逸者，追求生活平淡者，追求一步一个脚印者，怕惹不必要的麻烦者，怕因言论而导致仕途受到影响者，必然做不了如叶青一样的

16、时代前行者。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样的心灵鸡汤，用在那些心里仍然有对社会美好期待，心里仍然有梦想的人身上，最为合适不过。而为了能够到达那个远方，我们在路上所听到的那些非议、斥责与辱骂，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事实也终将证明，只要站在公共利益上，为了谋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尽自己最大努力，所有的执着、委屈与汗水，就都是值得的。从这个角度讲，如叶青这样所有在推动中国改革做出过贡献的人尤其是那些体制之内的人，都值得点赞，也都需要得到一枚勋章。无论置身体制之中，还是作为一名体制外人士，每当我们发表一些站在公共立场上的言论，很容易会被质疑为“你的思想很偏激”、“你的结论很可怕”、“这些不可能实现”，

17、等等。但是，世界正在发生变革，我们只要像叶青一样永远忠于自己的内心，永远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去说话，为社会启蒙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则就应该问心无愧、心怀坦荡。从这个角度讲，如叶青这样所有在推动中国改革做出过贡献的人尤其是那些体制之内的人，都值得点赞，也都需要得到一枚勋章。无论置身体制之中，还是作为一名体制外人士，每当我们发表一些站在公共立场上的言论，很容易会被质疑为“你的思想很偏激”、“你的结论很可怕”、“这些不可能实现”，等等。邓海建今年6月7日高考当天，南昌跨省替考事件东窗事发。7月7日，江西省教育厅通报称，事件中42人被处理。日前，因替考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枪手”敖辉致电媒体，表达悔恨

18、之情，希望得到社会原谅和帮助。“父母在郊区租房，在学校我一个月生活费500元，经常吃泡面，有些常用的日用品也不买，能不参加的集体活动就想法子不参加，就为省点钱。”替考，是因为生活拮据想挣钱。（8月3日南方都市报）当我们纠结于精致利己主义与常青藤绵羊孰是孰非的时候，亲历替考真人秀的大学生，端出了一碗贫苦的泡面。人性悲悯，大家最见不得穷人受苦，何况还曾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只是，他的人生终因替考事件而激流直下。最终，输到连在大学吃泡面的机会都没了。当然，当年痛哭流涕并引咎辞职的官员还能“梅开数度”，替考者自然也不该永远被钉死在替考事件的耻辱柱。不过，就像我们打探少林方丈或耍蛇大师的去向一样，绯闻只是

19、引线，有无公序良俗上的悖逆与背叛，这才是真正的槽点同样，替考事件背后牵扯的万家灯火，就算有着光怪陆离又匪夷所思的“艺术人生”，一掬热泪、一声叹息，恐怕也改变不了替考违法的本质属性。一切的探微或者勾陈，亦不是为了推翻是非标准，而只是叩问结果背后的肇因。泡面人生，也许是导致替考行为的客观因素。不过，令作奸犯科从可能转身为现实的，一定是失守防线的内心。很遗憾，替考者在为我们讲述了心酸与多舛遭逢的时候，内心的潜台词实在令人难以苟同。“我们做错了事，但我们也是受害者。”这样的转折句式，是忏悔还是开脱？依据这般句式做出的生活演绎，会否倒果为因、本末倒置？因为满世界想挣钱的人多了去了，“手段”可以不管不顾？

20、对于挑衅公序良俗的犯错或犯罪，你可以不忏悔，但不要把一切归因于社会。道理并不复杂：一则，贫穷也许有一万种贫苦的结果，安贫乐道或愤而图强，消沉悲观或苟且于世，但，这并不能成为贫困者叫板社会的勇气。因为这个世界只要有效率存在，相对贫困就是不可能消失的东西。攫取社会资源，总要在游戏规则之内，贫苦不是突破底线走捷径的理由，不然，效率如何安放？二则，高考改革也好，高招监管也罢，再多的漏洞，都不能增益替考事件所谓合理性或合法性。不能因为替考者的贫穷标签，就改变是非对错的尺子。不然，富二代免费为穷孩子替考，难道就是可以感动中国的道德义举？眼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正在征求意见，尽管草案对新增的“替考罪

21、”较为谨慎，明确考试范围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也尽管“替考一律入刑”的立法观念确实有悖刑法谦抑性原则，但，鉴于高考替考的性质与危害，刑罚伺候已是板上钉钉。当此语境下，别说一碗泡面的心酸，就是穷年累世的磨难，恐怕都不该撼动替考罚则的“心肠”。替考是错，将替考归因于贫穷，这个“补丁”，欲盖弥彰而令人怅惘。叶祝颐广东将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严禁向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逐步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性收入，2015年医疗机构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例提高到35%左右。这是刚刚公布的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工作要点披露的。（8月3日 新华网）卖

22、雨伞的希望天天下雨，律师希望人人打官司，医院希望门庭若市。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都有自利的一面。医院希望增加创收并没有错。但是医院创收必须遵守既定游戏规则，不能违背职业良心，让人戳脊梁骨。广东省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严禁医院向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生薪酬不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此举有利于督促医生坚持医德底线，遏制过度医疗现象，也给热衷创收，乱给医生下达创收任务的医院敲响了警钟。事实上，严禁医院向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并非广东省的制度创新，原国家卫生部曾多次强调严禁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许多地方出台了类似规定。但是，在现实医疗生态中，由于创收思维作怪，不少医院给医生下达创收任务

23、，摊派住院病人，医生收入直接与创收挂钩，甚至从医药经销商那里收回扣，拿提成。湖南省浏阳市妇幼保健院还打出过“祝贺医院生意兴隆”的条幅。这不仅违背了医院救死扶伤的宗旨，更是在逼退医德。且不说有部分医生本身就热衷于过度医疗，开大检查单、大处方。在创收与收入挂钩的现实语境下，就是正直的医生为了完成指标，也难免医德蜕变。救死扶伤的人民医院沦为人民币医院，医生沦为奸商，很不正常。从法律的角度看，患者到医院看病，实际上与医院之间达成了消费合同关系。既然是合同关系，双方就应该遵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基本原则。医院下达创收指标，医生开大检查单、大处方，口服药能治病的也要给患者输液，便宜

24、药能治病的也要用贵药，门诊能治病的也要让患者住院，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透支了医患信任，显然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医院给医生下达创收指标，本身也说明医院存在问题。试想：如果是一家患者信任、口碑良好的医院，根本不会为“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发愁。换言之，热衷创收的医院即便依靠过度医疗忽悠患者捞取了蝇头小利，但是这样眼中只有利益的医院，不但会加大公众的怀疑空间，伤害医院公信力，更是在自掘坟墓，自绝于市场。谴责归谴责，在逐利思维渗透到医疗行业的大背景下，指望医院自觉革除创收积弊，自觉放弃过度医疗，少从患者身上“拿钱”并不现实。对无良医院显然不能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而需要有关部门用法律制度手术

25、刀进行解剖。公立医院是政府投资的民生项目，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根本不同于普通的市场经济体。政府确实应该对公立医院加强监管，避免其公益色彩蜕变。但是，相关配套措施应该同步该跟进。这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明确处罚罚则，规范医院医疗行为，对违规下创收指标的医院与过度医疗的医生严格问责、严厉处罚。还要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让医院形成违规对己不利，过度医疗要付出代价的经营理念，借监管留住滑坡的医德。另一方面，医改政策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与补偿力度，减少公立医院对医疗创收的依赖，打开医疗体制缺口。此外，卫生部门还要改革医院内部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医生从违规牟利向凭医疗技术和温馨服务获取报酬方面转变，重建医患信任，

26、实现医患共赢。乾羽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各地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官方至少已五次公开强调落实带薪休假，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相关细则，带薪休假的落实力度正不断加大。根据官方释放的政策信号，未来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夏季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使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时间相结合，实现小短假。（8月4日 中国新闻网）随着出行方式的增多，与私家车的普及，周五下午加周末时间的小短假的创意，的确具有可行性。尤其是，在带薪休假只有50%实现率的背景下，小短假的创新似乎给人以“雪中送炭”的感觉那些无法带薪休假的，可以通过小短假的方式，弥补休假的不足，填补带薪休假的空缺。如果只从时间上计算，每个小短假都相当于多修了半天假，那么积少成多，几个小短假累计下来，也就相当于变相带薪休假。当然，前提是，周五下午放假的工资是照常的，周五下午提前放假是可以做到的。遗憾的是，这个精巧的创意，公众似乎并不买账。一来，这个小短假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种观赏性福利。他们所在的企业和单位可能根本不允许周五下午就放假，亦或者放假之后根本不给他们工资，对于那些周末都经常加班的“加班狗”来说，周五下午加周末的小短假无疑是一种纸上福利看得见，却摸不着。二来，小短假本身也有尴尬的地方。小短假说长不长，只比周末多一个半天，这个半天无法有